摘要

在中古诗歌研究中，咏史诗是相对薄弱的一个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偏重于对中古咏史诗的发展作平面的描述性研究，较少对这一时段咏史诗总体特征的诸多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本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根据中古咏史诗的创作特征提炼出若干核心问题，从咏史意识、题材选择、社会风气、创作传统、写作技巧、文体互动等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本书认为：中古咏史诗之所以形成其独特的风貌，与促使这一题材形成的时代意识，以及其集中于吟咏士人和女性这两大主题的取向有最直接的关系。并以这一研究思路为主线，将全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重点讨论中古咏史诗的概念、类型与艺术特点。本书从两个层次界定咏史诗。狭义的咏史诗是指诗人用诗歌的形式，记录或者评论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广义的咏史诗是指诗人借用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对真实历史、历史信息载体、文学史传统塑造的历史形象进行记录、评论或颂赞。同时根据这一定义，将咏史诗分为传体、论体、赞体三种类型，论述了“三体”先后发展的时段性特点：在以史为鉴的咏史意识影响下，汉魏咏史诗以传体为主。到两晋时期，历史概括能力和艺术表现水平大大提升，论体咏史开始成为主流。齐梁时期，随着文学“娱乐”观念的兴起，咏史诗呈现出“近体化”的特征，赞体咏史诗开始产生并不断发展。

第二章着重探讨促使咏史诗产生和发展的咏史意识，围绕文学中的“咏史意识”和“述祖传统”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两汉“以史为鉴”、“以史为据”的史学观念，对于诗歌中“咏史意识”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催化作用。两汉时期，整个社会讲史、论史、评史的风气十分浓厚，各种文学形式中都萌生了“咏史意识”，这是咏史题材产生的直接原因。此后到两晋、南朝时期，与门阀制度的发展相关，文学中兴起了“述祖德”的传统，士人在诗歌创作中反复地歌咏自己祖先的功德，以作为自己行道立世的依据；同时各朝郊庙歌词中也通过大量地“颂美先王”功德以证明本朝承继天命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来说，“述祖德”是两汉“咏史意识”的延续和转化，也是推动咏史诗题材发展的外部原因。

第三章重点考察了中古咏史诗“士人主题”集中出现的现象和原因。本章认为：“咏史意识”和“述祖德”传统的形成，促进了诗人对于士族的家族传统以及士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深度思考，这就促使“士人主题”成为中古咏史诗最重要的主题。从左思到陶渊明、颜延之，以歌咏士人先贤为主题的咏史诗完成了由“立功”向“立名”的价值观转变。这些诗歌中所表达的“三不朽”理想正是“建安风力”的精神内核。士人主题也成为建安风力得以在从魏到东晋古诗中延续的重要内因。到南朝时期，“士人主题”逐渐消歇，代之而起的是怀古诗。虽然怀古诗在内容上与魏晋时期士人主题一脉相承，但缺乏真情实感和深厚寄托，加上表现方式的咏物化倾向，导致蕴含在咏史诗士人主题中的“建安风力”也随之走向衰落。

第四章则以中古咏史诗中出现的“女性主题”作为讨论的重点。以“秋胡妻”、“班婕妤”、“楚妃”、“王昭君”、“铜雀妓”、“长门怨”等诗题中的女性形象为核心，分析了“女性主题”发展和变化的特点及其背后的原因：认为咏史诗内的“女性主题”在中古时期是与思妇诗和怨妇诗同步发展的。西晋时期咏史诗女性主题有着明显的“崇妇德”的倾向，这和当时社会风气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南朝以来，诗歌中的女性题材逐渐走向繁荣，尤其是南朝宫体诗兴起以后，描写女性成为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种风气自然会影响到咏史诗的内容，随着南朝诗人审美趣味的趋同，以及古题乐府近体化，咏史诗中的女性描写开始向闺怨靠拢。这也反映出晋宋、齐梁诗风由古体到近体的转关。

第五章指出中古时期咏史诗与其他诗歌题材之间存在交叉和互动的现象，并分析了这种“互动”的原因：认为魏晋时期，因为“咏史意识”和“述德传统”的催化，各种诗歌题材中都出现了大量的“以史为据”、“以史为鉴”、“追述先祖”、“颂美先王”的成分，这就造成咏史与述德、劝励、咏怀、赠答、郊庙、乐府等题材内容的交叉。南朝时期，随着齐梁诗风的近体化进程，士人主题开始转化为怀古，女性主题开始转化为闺怨，又造成了咏史和怀古、游侠、行旅、哀伤、宫怨等题材的内容和表现的类似性。而咏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存在互动的原因比较复杂，齐梁以前，诗人创作诗歌之时并没有明确的题材意识，只是按照诗歌传统来进行创作。萧统《文选》在编辑诗歌类目之时，继承前代诗歌分类的思想，第一次在理论上有了明确的题材意识，并以使用功能作为区分题材的标准。但在选诗分类和类目上都有含混和标准不一的问题，这种界分不清的现象正反映了咏史诗与其他题材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也体现了中古诗歌各类题材在互动中发展的普遍性。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书还对陆机《班婕妤》，左思《咏史》，陶渊明《咏贫士》、《咏荆轲》、《咏二疏》，颜延年《五君咏》、《秋胡行》等咏史名篇进行了更加细致和深刻的解读，提出了一些全新的看法。

关键词：中古时期；咏史诗；咏史意识；艺术特点；诗歌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