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地理故乡书写

——以汤亭亭小说为例

陈富瑞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凭借她的作品《女勇士》、《中国佬》、《孙行者》和《第五和平书》跻身于美国主流文学之列，多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于2008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她充分地利用了自身的中国文化资源，糅合华裔在美国奋斗的历史和自身经历，将二者完美融进她的小说。作品讲述的中国故事和丰富的中国元素历来受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邹建军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中提出，地理故乡有三种类型，一是“作家比较稳定的描写对象”，二是“文学作品里所体现出的特定的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具有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三是“口述的故乡山水成了作家审美心理的地理故乡”[8]。地理故乡是作家进行写作的故事缘起和促使作家创作的情感动力，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成为作家审美心理中起关键作用的活跃要素。作家通过父母及上辈的口述对故乡发生了感情，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丰富的地理想象，进行具体的文学创作。这在美国华裔小说作家身上，已形成一种重要的创作现象。

一

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发表于1976年，由几个小故事组成，既可连缀成篇，亦可独立成文。这些故事大多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与作者的回忆，所以书的副题叫“一个生活在群鬼中女孩的回忆”。小说发表之前，汤亭亭没有来过中国，因此小说里关于中国的描述，基本上来源于父母的讲述和作者对于文献资料的查阅。在《女勇士》开篇故事“无名女子”中，为了使“我”对无名姑姑的故事印象深刻，母亲重点描述了故乡的村民们对姑姑发动的袭击：“一开始，他们向我家扔污泥和石块，接着扔鸡蛋，并且开始杀我们的牲口。我们可以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嚎叫——先是公鸡和猪，最后是牛的吼声。狂怒的人们在我家窗前的夜色中晃动着，他们已经包围了我们。”[9]在这里，故事发生的情景与具体的内容被描述得非常生动、逼真，攻击的具体时间、地点、方位，攻击的方式，攻击的效果等都有详细说明。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若干年后，当“我”转述母亲讲的故事时，就如同亲身经历一般。除此之外，“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无名姑姑”在不同场景中的活动：在田地，在海边，在猪圈，在旷野，以及在这些环境中她的言行举止。这不仅是因为母亲的讲述，还有“我”对当时场景的想象，正是这些想象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社会背景以及更多可能，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本身的内容，让母亲为了威吓“我”而讲述的故事，变得更加血肉丰满与意义重大。同样，“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等故事的发生地，也集中在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南部侨乡广东省偏远的农村。

“我”从未到过的环境是如何进入作家写作视野的？“任何文学，作家与作品都有一个地理基础与前提的问题，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建立起来，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对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10]对汤亭亭而言，故事所发生的特定时间和地点，是作者不可能亲历的过去的。它们从何而来？首先，它们来源于作家父母的口述。1940年汤亭亭出生在美国加州，听着父母用广东话讲述的中国故事长大，“一晚又一晚，母亲总要讲到我们睡着为止。我搞不清故事在何处结束，梦从何时开始”[11]。这些故事后来成了她“讲故事”的蓝本。“中国”这个被父母重复了无数遍的地方，在“我”的心中烙下深深印记，“直到现在，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还束缚着我的手脚”[12]。母亲甚至告诉了“我”如何才能够顺利地回到自己在中国南方的家中：“顺着我们来的路回去，就会找到我们家的房屋。你们可别忘了。说起你们父亲的名字，任何一个村民都会为你们指出哪是我们的房屋。”[13]这样一种饱含感情的讲述，给作家带来一种无限的遐想，成为其创作时艺术构思的基础。其次，它们来源于作家在父母口述基础上对故乡的地理想象。父母有很多欲言又止的地方，让“我”很困惑：“她从不做解释。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保持传统的呢？他们甚至不想让孩子们注意。……如果你问他们，他们或是避而不答，或是显得很生气，甚至不准你问。”[14]这些困惑，正是作家在讲故事时进一步展开想象的基础。作家不止一次在作品里表达了回到故乡的愿望，在文中多次提到“我想回到中国去看一看”[15]。其目的，也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在获得解答之前，“我”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不得不先对故乡进行一番地理想象。

“故乡”是指一个人“出生或者长期居住的地方”[16]。对于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裔作家而言，“中国”这个地理意义上的国度，并不是作家严格意义上的故乡。无论是对于汤亭亭还是对于故事讲述者“我”而言，中国都是陌生的存在，是作家通过父母的讲述和自我观察与体验得来的，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字对感知结果进行想象性建构。中国是父母的故乡，也是作家书写的地理背景。作为一种地理存在，对汤亭亭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既不是她的出生地，她也未曾在此居住过。在正式从事小说创作前，甚至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么能否被称作她的“故乡”呢？从作品中的具体描述来看，“中国”于“我”而言，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原因有三：其一，化“异乡”为“原乡”。“我”虽然未到过中国，却一直生活在类中国的环境中。“我”出生在美国，生活在唐人街，从小听到的是父母讲述的中国故事[17]；在华语学校读书，身边接触的大多是华人孩子。月兰姨妈到美国后的感叹可作为一例证，“这就是美国呀，虽然看上去与中国不同，可喜的是美国人说话却和我们相同”[18]。月兰刚从大陆来，在美国产生了仍在中国生活的错觉，可见唐人街的环境与中国非常相近，连语言环境都和她熟悉的一样，华人在异国营造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大陆的环境。其二，“故乡”作为一种存在，与“我”的日常生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不时收到故乡的来信；故乡的事是家庭谈论的主要话题；故乡的事情也经常穿越时空发生在“我”身边，如母亲依然遵守中国的传统：过节时，“孩子们只能根据母亲上饭菜的花样来推测今天过什么节。她从不提前告诉孩子要过什么节，让孩子们充满兴奋地期待，她也从来不做解释”[19]。中国过节的风俗习惯、沉默不语的处事方式等，都被沿袭并一代代承传。虽然“我”未曾去过中国，但中国的传统并不陌生。其三，父辈故乡情结的影响与传递。汤亭亭的父亲汤思德在《女勇士》中文译本后的“题辞”中写道：“汤亭亭生于美国加省市作顿埠，祖籍中国广东省新会县古井泗冲乡。”[20]中国人有追溯祖籍的概念，这也与厚重的故乡情愫密切相关。“祖籍”是指“原籍，祖先居住占籍的地方”[21]。一些离开了祖先出生地与成长地的人，其后代仍然追溯遥远祖先的出生地或长期生活的家乡，并作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子女追寻父辈乃至祖先的故乡为祖籍，使得作家与这一从未抵达的地方发生了必然联系。母亲也总在生活中向她们传达故乡的概念，“广东省，新会乡，珠江从村边流过”[22]。有具体的地理标示，广东虽然并非作家的出生地和成长地，但这一地理存在寄寓了作家的深厚情感，以至在创作初期，她很少描绘美国这个自己的出生地与成长地，而是把创作时审美心理的故乡，直接投射到了遥远的中国——这个实质上的心理“原乡”。

广东完全可以作为美国作家汤亭亭的“故乡”，但这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故乡”又有所不同，它主要是作家审美心理上的地理故乡。“我”生活在大洋彼岸，却想回到这个真实的“故乡”去看一看，作家在小说中曾经反复提到：“总有一天，我要回到新社村去看一看”,“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到中国去，……我想到中国去看看这帮人，弄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骗人的”[23]。由此可见，作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到中国大陆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父母也是她自己故乡的自然山水与风土人情。正是有了如此深厚的情结，“故乡”才会让她魂牵梦萦，才会让她渴望回到家乡去看一看。正是对故乡的渴盼之情，“我”才不止一次的“幻归中国”[24]。可以肯定的是，汤亭亭不是为了游览中国的名胜景点，而是为了对故乡有所认知与了解：“我不想去看长城，只想去拜访我的祖先曾经居住的村庄。……我想把我想象中的中国与那个位于东方的实实在在的国家进行一番比较。”[25]中国所具有的东方式美景的独特与神秘，对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往往有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而“我”只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看一看，所谓的风景名胜都可搁置一旁，足见作家本人回归故乡的渴望之强烈，“故乡”在她艺术审美与艺术创作时所产生的意义与所发挥的作用之大之深。

作家审美心理上的地理故乡是故乡的心理存在，是作家进行艺术构思和艺术创作的特有心理环境与心理意象。地理故乡存在于某一具体的文学作品里，但来自作家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创造。“那个位于东方的实实在在的国家”是故乡的真实存在，在无法实地考察的时候，作家在作品中对其进行地理想象，进而完成了地理故乡在作品中的完整呈现。

二

在《女勇士》《中国佬》中，作者将镜头直接闪回地理故乡，或讲述花木兰、蔡琰、唐敖、屈原等人的故事或传说，或讲述故乡人无名姑姑、月兰姨妈、曾祖父、父亲等人的故事，或直接描写“我”对地理故乡的感受。与此不同，在《孙行者》中，地理故乡却是以另一种独特的形式呈现。

首先，地理故乡的范围得以扩大。在《女勇士》和《中国佬》中，地理故乡主要指广东沿海，“我”也曾站在中国地图面前审视整个中国的海岸线，探求广东人下海、外出淘金的原因[26]；故事局限在广东故乡的亲属之间。而《孙行者》中，作家的视域变得宽广，涉及了整个华人世界，不再单指广东人，而是在中国的大背景下模糊了具体地域，从广东这个祖籍故乡变为“中国”这个大的地理故乡。如惠特曼·阿新讲的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读者跟随三国人物刘备、曹操、孙权征战南北，活动场景也随着惠特曼的讲述在中国大陆南北东西穿梭。最后“关公的孙子们被集合起来寻求出路”，关公甚至漂洋过海从大陆来到了美国：“关公登上天使岛。关公登上埃利斯岛。”[27]此外，还有《西游记》《水浒传》等作为故事蓝本。中国作为故事展开的地理背景，视野也随之打开。在后续的诗集中，汤亭亭也多次提到她在中国行走的其他地方。作品中的地理故乡由狭义的广东沿海扩大为整个中国，概念的外延得以扩展，加深了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容量。

其次，从“幻归故乡”到“落地生根”。汤亭亭多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渴望回归地理故乡，不止一次“幻归中国”，表达了自己想回中国看一看的强烈愿望：“我要回到我从未到过的中国。”[28]“假如我能拿到签证……我想到中国去。”[29]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孙行者》中的阿新已经不再有这种渴望了，他时刻高呼自己是美国人，“在这儿，我是美国人。我是行走在这里的美国人”[30]。“要告诉人口普查员：‘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好孩子。'”[31]“你不是华侨。你是这儿的人。你要生活在这里。我已深深扎根于此地了。”[32]曾经“中国”是父辈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如今，对以阿新为代表的新一代华人移民后裔来说，“中国”只是地理故乡和文化故乡，他们觉得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说：“总而言之，我不是东方人。东方人在地球的那一面。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我是属于这片土地，而这片土地也是属于我的。我不是地球另一面的东方人。”[33]美国华裔年轻人认为他们已经扎根于此地，要争取自己在美国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他们不再像以前的华裔一样，需要回到中国去寻找真相。类似这样的言论，阿新还说过很多，足见其“落地生根”信念的坚定以及对美国平等身份的追求。

这样的选择是不是代表惠特曼·阿新已经摆脱了故乡的影响，新一代美国华裔与以中国为标志的地理故乡毫无关系呢？事实并非如此。原因有二：其一，从惠特曼·阿新的角度来讲，他首先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华人：“一百年前，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中国人。”[34]“我们”的祖先最早来自中国，而现在因为“我的父母也是这儿土生土长的，我的祖辈和曾祖辈大部分也是这儿土生土长的”[35]，所以，“我们”在此落地生根，成了真正的美国公民。惠特曼·阿新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祖辈是华人，之后在美国扎根，因此他身上有华人的血统，也主动从不同角度维护华人的自尊心，如吃饭时听到背后有位男人开种族歧视的玩笑时，当即过去表达强烈的愤怒，让那群人惊得“哑口无言”[36]。可见，“中国”依然是他的心理上的“故乡”，中国以及中国形象在以他为代表的“异乡人”的心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二，地理故乡仍是阿新讲故事的来源。小说中阿新批判地继承了故乡的一些传统，他批判对中国佬鼻子的偏见、中国人的“双眼皮情结”等，认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传统故事，并在美国特定的自然与文化环境里进行新的演绎，将几个故事杂糅为一体，变成全新的“西方梨园”。同时，阿新也在剧本中为自己的民族做辩护：“你们过多地指责我明目张胆地在剧中拥抱接吻。指责我的感情，我要教训你们一番。我要清洗你们的脑子，使你们不再认为我们是不亲吻不拥抱的民族。”[37]为纠正美国人对华裔的偏见，阿新以自己方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讲究“万事以和为贵”，然而让阿新感到奇怪的是，一本讲述战争的书《孙子兵法》广受好评，而描写和平的书却失传了。《孙行者》中惠特曼对此做了这样的讲述：“过去也曾有过三本和平的书。这本书是由一个唤风的巫师在一个洞穴里发现的。而今，三本书都失传了。”[38]这样的表述正是作家思想的直接表现，这样的疑问，以及对三本和平书的寻找，促生了后来汤亭亭第四部作品《第五和平书》[39]的诞生。

地理故乡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汤亭亭的小说中始终存在，只是其呈现形态有所不同。从早期对地理故乡的讲述，到渴望回到故乡去看一看，再到“落地生根”后将地理故乡淡化成一种文化符号，可见其概念在小说中是不断发展深化的。如此形态下的小说创作，为作家赢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可，奠定了文学史上的牢固地位。汤亭亭曾于1983年第一次回到故乡，亲眼所见心理上已存在了四十年的故乡，加深了记忆中对地理故乡的认识，并对其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创作思想的变化和对故乡认识的深刻，影响了其作品的思想发现与艺术表达，地理故乡在作品中的动态发展，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

作为审美产物的地理故乡，作家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之多，呼唤之强烈，强化了读者对它的认识。地理故乡既然如此重要，在作家的作品里又建构了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呢？

其一，地理故乡是边缘人的心灵寄托。美国华裔作家大多出生、成长在美国，希望能够摆脱父辈的影响成为美国人，但未能如愿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们都处于边缘人的地位。父母一代的故乡情结很浓，中国依然是他们心灵的栖息地，即使特殊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他们与家人的联系，但“根”并没有断：无论是汤亭亭还是作品中的“我”，都时刻感受着来自中国的气息，如《中国佬》中不时传来亲戚自杀、吃不饱饭、要钱买自行车等各种消息。同时，无根的漂泊使得边缘人必须寻找心灵寄托。《女勇士》《中国佬》最初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版的，但因商业利益的推动，出版时被贴上了自传的标签，很多读者甚至将其作为“东方猎奇小说”阅读。这种处境更使得作者的身份游离于社会之外，找不到归属感。当中国大陆这个故乡不能回去的时候，“我”是这样安慰母亲的：“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妈妈。如果我们和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我们就只属于整个地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40]看似摆脱了故乡的牵绊与束缚，获得了全新的自由，但却没有自由的狂欢，随之而来的是无根的漂泊。他们时常会感到缺少归属，自由的表象背后深掩着内心的失落。在作品中，书写地理故乡会让作者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灵魂找到得以安栖的港湾。同时，通过对故乡的描述也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更有利于寻找“我”在美国的身份。

其二，建构地理故乡是与父母沟通的一种方式。父母口中的故乡是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那里承载着太多的记忆与情感，而美国只不过是故乡生活的延续，同样的思乡情愫使得他们在美国营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生活环境。故乡是父母的根，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延续了故乡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教育子女时，都在用故乡的方式、故乡的事件作例子，如无名姑姑、花木兰、蔡琰、女儿国等，甚至包括西方的故事“鲁滨孙”也是最先从广东话中了解到的。如果“我”想要和父母之间有更好的沟通与交流，了解父母的“故乡”就非常重要。因此，地理故乡的建构也就成了一种必需。这个在作家心里被无数次强化的故乡，成了父母与孩子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我”渴望真实了解那个实实在在的故乡。通过作品中对地理故乡的建构，作者找到了一种回归故乡与父母沟通的方式，于是在文本中才会一次次地希望或要求未来有机会能回到中国，去看一看父母生活过的地方。

其三，地理故乡的书写是“我”抒发情感的有效途径。边缘人的身份地位、父母口述的故乡与美国唐人街生活的现状，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惑与思考。“我”不理解家乡那些传统的观念，父母也不愿意解释，而且对于中国的一些禁忌，父母从来不解释，“父母连好事都不对我们说，问他们一些不太正常的事更是没门儿”[41];“我”不愿意与外界交流，在母亲面前，我甚至都不能言语，我既想回去但又害怕回去后的生活。“我想象不出我的老家会是什么样子。重要的是我得成就一番大事业。否则，如果我们回到中国以后，父母就会卖掉我。”[42]作为“白虎山学道”学成归来的“女勇士”,“要报一家之仇，我就不得不回中国去看一看”[43]。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既相同又不同的环境，在“我”内心引起了很多冲突与斗争，本来就不善交流，又时时刻刻受“不能说”限制，这样的情景之下“我”更是找不到表达的出口。用文字书写成了作家抒发情感的方式之一，对地理故乡的书写成了其中的一种有效途径。在文本中，作者书写了自己对父母口述故乡的接受，现实中不能问的问题在这里都可以发问，对尚未了解的故乡也可以有多重想象和猜测，这使得生活中不能言说的现状得到缓解，“我”找到了诉说、表达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孙行者》中，惠特曼·阿新失业之后依据中国的传统故事建立了“西方梨园”，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演出，对传统故事进行改编，在演出模式和演员选择上也有所突破，试图与西方的主流社会、传统、媒体进行对话。惠特曼最后大段大段的独白就是其内心情感和思想的迸发，是中国的故事和梨园传统为其“独角戏”提供了舞台。

由此可见，地理故乡的书写不仅为作家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也是“我”与父母沟通的必要方式，同时也为作家内心的情感诉求找到了有效途径，地理故乡的审美意蕴和价值也由此呈现。

四

其实不仅在汤亭亭的作品中，在很多海外华人作家中，地理故乡的书写与建构比比皆是。谭恩美、哈金、张翎、虹影、严歌苓、邝丽莎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对中国这一故乡的描述。所不同的是，张翎、虹影、严歌苓等描述的是早年在中国的生活记忆，汤亭亭、谭恩美、邝丽莎等描述的是父母记忆中、作家“想象”中的中国，但无论是自己亲身体会的中国还是从父母口中听来的“中国”，都影响了作家在艺术审美和艺术构思时的选择，构思和创作都离不开这一环境。

首先，地理故乡往往是作家创作的缘起。创作之初，作家大多都将审美心理投射到了远在中国的故乡。如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的故事地点集中在广东省和美国之间，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讲述的是母亲在上海和美国的故事。邝丽莎1995年发表的《百年金山》关注的仍是从故乡来到美国创业的祖辈，最终回到故乡修建“邝泗益堂”。讲述、回忆和表现自我的强烈需求是作家开始用笔书写的重要原因之一。地理故乡是作家构思和创作的起点，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形诸笔墨，完成了他们笔下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乡景象。如汤亭亭笔下的中国广东农村，谭恩美作品中的上海大都市生活，邝丽莎书写的广东佛山、湖南永州，以及张翎笔下的温州，虹影笔下的重庆，哈金笔下的东北黑土地等。这些或听来的，或生活过的，或得知后实地考察过的地方，成了作家在写作时首要的触及之地。

张翎出生在中国东南部的沿海城市温州一条名叫瓯江的水边。她的小说大多以温州为背景，在作品中经常会描写到一条河，这与她童年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她曾说：“人生不是每一个阶段都是等值的，童年是具有加权重量的。有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世界著名作家曾经说过：世上的每一部小说，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童年记忆的回溯。这也是为什么故乡是人类文学中永远不会枯竭的源泉。”[44]可见，童年在故乡的生活对她创作的深刻影响。如《雁过藻溪》,“藻溪”就是她家乡的一个地名，张翎的父亲是藻溪人，早年进温州城工作，至今她还有亲戚在藻溪。小说中的主人公“末雁”就是在“藻溪”开始回忆与思考的，故事的讲述也是从此展开的。文学来源于生活，作家的描写离不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浓厚的故乡情结、深情的思乡之恋在作品中交织，饱含了作家对故乡的想象与渴望，因此对故乡的地理书写就成了很多华裔作家创作的缘起。

其次，地理故乡往往是作家创作的情感动力。“每一个人都有故乡，都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指精神意义或经验意义上的。”[45]地理故乡在作家审美心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作家进行创作的情感动力。作家从故乡汲取更多的力量，也正为此，她们不惜到中国来进行实地考察。为写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查阅了很多史料，经常为这段历史感到痛惜，并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实地采访调查，为这部作品的书写准备了翔实的资料。

中国成了作家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地理故乡的传统、文化和各种故事给了作家创作的灵感。邝丽莎的创作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相貌上看，邝丽莎几乎完全没有中国特征，但她坚持她的华裔身份。“虽然我外表不像华人，但我和我的祖母一样，内心是华人。”[46]只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邝丽莎始终坚持书写中国故事，《百年金山》探索的是“我的美籍华人家族奋斗史”，祖辈从中国出发，在美国创业，最后又荣归故里；《雪花和秘扇》讲述的是湖南永州的“女书”;《恋爱中的牡丹》取材于中国的《牡丹亭》;《上海女孩》写的是1937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她撰写的侦探小说，也是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以中国女警官“刘胡兰”为主角来展开的。为了写作，她还辗转各地做实地调查。“中国”这个作家审美心理的地理故乡成为她创作的情感动力，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强烈的中国情结推动着作家一部又一部作品的诞生。

再次，作家往往以地理故乡为基点向周围空间辐射。地理故乡是作家创作的起点，但并不是作家创作的终点。华裔作家大多是以地理故乡为创作起点，将笔触向四周辐射，投向更广阔的中国空间。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将地理故乡的概念由狭义变为广义，许多华裔作家的创作中亦是如此。大多作家在保持原乡地理的同时将故乡的概念扩展开来。邝丽莎的创作从广东佛山到湖南永州，从上海女孩到《恋爱中的牡丹》，从狭义的地理故乡走向了中国的开放空间。张翎的创作以温州为据点，向她走过的许多城市辐射。严歌苓的创作更是如此，她生于上海，在安徽马鞍山长大。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寄居海外，跟随外交官丈夫在世界各地游走。作品中的人物也常随着她在世界各地游走，但中国始终没能离开她的创作。她的作品涉及上海、安徽、山东、东北等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就是最大的地理故乡，故事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她的新作《陆犯焉识》，展现的也是祖父的一生，包括在上海、西北荒漠地区的生活。在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中，地理故乡是作家创作的根据地。伴随着作家创作的进一步深入，以地理故乡为基点向四周辐射也成为一种必然。

作家对中国南京的关注引人注目。21世纪前后，有三位美国华裔作家将关注点聚焦到了中国南京：1997年，张纯如出版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2007年严歌苓出版了中篇小说《南京大屠杀》,2011年张艺谋将其改编成电影《金陵十三钗》，并受到了极大关注，2011年严歌苓在中篇基础上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再度引起热议；2011年哈金出版了《南京安魂曲》，被《亚洲周刊》誉为2011年度十大华语小说第一名。在华裔作家笔下，从狭义的地理故乡到中国的历史重地南京，故乡为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创作空间在逐步扩大的同时，作家们对中国这个广义的地理故乡投入了更多更深的情感。

作家审美心理的地理故乡在作家的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作家创作的缘起、情感动力和不竭源泉。地理故乡是作家创作的起点，并不是其创作的终点。一方面，作家希望通过追寻地理故乡来完成自我的建构，实现肩负的使命与价值；另一方面地理故乡大多是作家根据父辈的记忆以及自我的想象与考察进行虚构的，随着作家创作的逐步深入，会在作品中对地理故乡有新的理解和阐释。在汤亭亭的小说中如此，在其他华裔作家的创作中，亦是如此。作家审美心理的地理故乡，针对不同作家及其不同的人生经历而言，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仍然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编号：17CW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