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居宣长与日本民族主义

如上所述，如今的超越国境思想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讨论的前提，对生成期的日本思想史学=一国思想史学的元历史（metahistory，“作法”）进行检视，或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既然所有的自画像都与他者的表象密不可分，那么我想，只有理解了成立初期以析出其中的日本思想为目的而使用的他者表象，我们才能够真正面对一国思想史的问题群——亦即超越国境史所必须对峙的问题群。

在此，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思想史学这一学问成立之时，东亚、中国总是立即作为必须提及的“异国”“无法逃避的他者”出现[16]。特别是当我们打算从将东亚纳入射程的“近世帝国”圈域出发摸索跨越国境的思想史时，便必须看到：明确内在于一国思想史对东亚、中国的表述构造，并与其对峙交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不如说，这种对峙正是我们开辟跨国境这一地平线的作业本身。

由此看来，我们还是有必要质问：对本居宣长之后的（我所认为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成立而言，中国是如何充当了为自我表象服务的“无法逃避的他者”（指“将对自我存立而言无法逃避的他者作为异质的他者排除出自己之外”意义上的他者）的[17]。就结论而言，我们知道宣长从“古昔”中语言性始源的虚构出发，主张其中流出的“皇国”的同质性与其外部有着差别性的界限，并由此试图对“意与事与言”中的“皇国”同质性进行内部构建。这是要通过构设“皇国之正音”，最终将作为“帝国=中华文明圈”的表象存在至今的汉字，视为一种“异国”语言，最终将其作为“假字”排除出去。由此，一种确保“皇国”自明性（self-evidence）的强有力的言说登场了（如《汉字三音考》等）[18]。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这种“皇国之正音”被伪设为汉字的对立面，“皇国”文化同质性才能够被看作是与“异道”的中国所对峙的、自“古昔”而来的事物，才有可能成立。比如，宣长曾经这样说道：

大凡人之形状心地，以言语之像，皆可推之。上代万事，明其言则皆可知。以汉文之书，随其读之，何以知古之言语，知其代之形状耶？观古歌，当知皇国之古意所言，与汉之形状甚异。[19]

在此，宣长通过与“汉文之书”的比较，提出了“与汉之形状甚异”的“皇国古之语言”这个前提，认为应当“明其言”，从而知晓“皇国上代之万事”。最为重要的是，“皇国之古意所言”这一伪设，只有通过剥夺“只以润色文为其宗，仅拘于此理”的“帝国=中华文明圈”的言说的普遍性，将其视为“异国之儒佛”时才得以成立[20]。于是乎，“儒佛=中华文明圈”的言说被宣判为“毫无可取”之物[21]，成了“异国的儒佛”。这意味着至今为止立足于“礼·文”价值中存在的“近世帝国”的共同性，并与被视为外部的周边部（化外）及文化阶层的他者相对立的自他认识，开始转向另一种自他认识——它立足于“虚构的种族渊源（ethnicity）”的语言共同体的同质性，并要把处于“想象的自然”外部的共同体排除出去。这一转变鲜明地点出了日本民族主义扬帆起航的原点。

毫无疑问，就算没有宣长，也会有“某个人填补他的位置”[22]。因此，仅仅拘泥于宣长的话，我们将难以理解，他的言说作为世界史性质的“人种、民族”言说，或者说“国民”时代言说的一部分，出现在德川日本这一现象。况且，宣长的言说在18世纪末期尚且不能算作不证自明的多数派。近代的各种意识形态（ideology）装置——特别是学术性言说才是积极地将宣长吹捧成“民族主义的预言者”，并且努力学习其方法的始作俑者——这才是需要我们提出评议的对象。换言之，在我看来，极端地来说（暂且不论其有意无意），日本思想史学其实是本居宣长言说的后继者们（向宣长献礼），在“西洋学问社会”（井上哲次郎）的范畴中对宣长的自他认识进行重新编排而成的近代学术。针对这一点，下面我想以明治时期国史及日本思想史的首次登场为出发点进行一些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