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武折”与“德怀”的两难
——汉对匈奴政策的形成
姚大力
匈奴应是公元前4—前3世纪形成的蒙古高原上出现最早的游牧人群。
作为用现代历史学的理念及方法研究匈奴史的开山之作，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玁狁考》继承了中国民族史书写中一种源远流长的叙事范式。他将活动于蒙古高原的胡或匈奴的历史，向上一直追溯到晚商，认为这个人群历经千余年始终保持着Hun的名称。他说，对这一点不惟“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而且以其地理分布言之，亦“全相符合也”。后世之胡与匈奴，仍“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玁狁先后相应。其为同种，当司马氏作《匈奴传》时，盖已知之矣”[1]。
王国维高屋建瓴的如炬目光，表现在他一眼就看穿了如下事实：汉地社会对于分布在“华夏边缘”之外诸人群的认识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或层次。诸夏先接触到的是较靠近自己的蛮夷戎狄；而后才在戎狄以外，与胡人（即匈奴）相遭遇，接着又先后在胡的东、西两个方向上遇到了过去同样未曾直面过的新人群，于是分别以东胡和西胡名之。
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所谓鬼方、昆夷、獯鬻、玁狁、胡或匈奴者，乃其本名（即自称）；而所谓戎、狄者，则汉语人群所加之名（即他称）；是则胡与匈奴俱在戎、狄之中。“故战国时，中国戎狄既尽，强国辟土，与边裔接。乃复以本名呼之。”这一来，就把原本已被他自己区分清楚的华夏周边内外两层不同人群，又重新混为一谈了。
不止如此，自晚商开始追述匈奴“本名”之连续性的证据链，在西周末其实也已经出现一个致命的断裂。如果说在鬼方到獯鬻的名称中还可以说都含有Hun的音节，那么此说在面对玁狁、猃狁或类似的族称时就会碰到解释上的严重困难。因为后一组族称中的前一个汉字（玁、猃、
）在上古音中都以-m收声。于是王国维只好用两个汉字“合音”为一字的假设来解决这个难题，即分别采用前一字声母和后一字韵母合为一音（ham-yun=hun，kam-yun=kun）。但这个假设本身能否成立，即十分令人怀疑；更不用说那一组专名里的第一个汉字在上古多属于复声母，大略读作hram或kram，故即使接受“合音”之说，也难以使之与Hun的族称相吻合。
所谓“合音”，实际上就是反切注音法。一般认为此法的存在不得早于汉代。而“合音”说之成立，必以上古已有反切为其前提。
在《音学五书》里，顾炎武确实提出过“反语不始于汉末矣”的见解。[2]但从以下三点看，他并没有证成自己的结论。
首先，他的举证中包含了大量以两字疾读而合为一音的字例，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之类。但两字疾读乃是合二字为一字，而反切则是拆一字之音而为二。虽然看起来都算“二声合为一字者”，两者却是根本不同的事情。这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何不为盍”这个例证中。盍的读音为γɒp，而何不两字相切当读为γieut，两个读音的入声收声一为-p，一则为-t，可谓全然不同，故知“何不”绝非“盍”字之反切。由此可见，举合二为一之例纵多，亦无助于证明当日已存在拆一字为二声、再将它们两相拼合的做法。
其次，在上述两字疾读的例证中，又有许多是合两字之音来表征上古复声母字之读音的，此亦无涉于后来才有的“反语”。如所《诗经·墙有茨》里的“茨”读若“蒺藜”。这是因为“茨”字的上古音本为zli[3]，与“蒺藜”两字疾读时的语音颇相近（zli＞zit-li）。把此例理解为是在用“蒺藜”两字反切“茨”的中古音，也就是以“蒺”（zit）之声母（z-）与“藜”（li）之韵母（-i）相拼，合为“茨”的中古读音（zi），乃是犯了时代倒置的错误。《诗经》有“八月断壶”，壶（上古音glaa）即葫芦；又“笔”读作不律。此皆与茨即蒺藜同理[4]。
再次，有些例证解释未尽妥当。如以侧理（即陟釐，水中苔）为纸字之切音，以鞠穷为芎藭（即川芎）一语里芎的切音等。
除了上述困难，体现在王国维此一研究里的中国民族史叙事范式，还具有两项显著特征。它把对于族名的追溯，当作描述一个被称为“民族”的固有人群共同体的最基本路径。这一范式同时还习惯于从“华夏边缘”去寻找中国以外世界的各不同人群的起源。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群，可以出于高原周边的四面八方，包括诸夏北方或西北的农牧混合带、西伯利亚南缘的森林和森林草原、中亚绿洲边缘，以及大兴安岭两侧的山地。拉铁摩尔在肯定匈奴中应当含有从华夏周围地带流入蒙古高原的汉藏语系诸人群成分的同时，又敏锐地指出：“如果草原社会的形成是基于一部分‘旧社会’边境的残余人群，而这些人群又与汉人同源，那么，为什么草原的主要语言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而与原始汉语完全无关呢？”[5]他因此认为匈奴人口的主体并不来源于汉地周边。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诺芙格罗德娃的研究，晚期青铜及早期铁器时代蒙古高原上的考古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类型。[6]这与新近从分子人类学研究所获得的认识是互相支持的。在那里，从东向西分布的是出于同源的满—蒙语系统各人群，由西向东分布的乃是突厥语诸人群，而自北向南分布的则是古西伯利亚语诸人群。无论匈奴的统治部落属于上述三者中的哪一部分，构成为一个军事—政治共同体的匈奴人，总是以这三大人群为其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的。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群，并非自古以来就自然而然地在那里以游牧为其基本生计方式。所以从某个时期开始从事草原游牧业的各人群从何起源，以及蒙古草原上的游牧生计方式本身如何起源，这是两个互有关联、但不能混为一谈的问题。
游牧经济的产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而在成熟的游牧经济方式出现之前，蒙古高原周边各地的那些从事流动畜牧的群落，根本没有能力深入大草原，从而形成一个跨越大漠东西南北的人们共同体。这样一个强大的人群联合体之出现于蒙古高原，正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北方边界地带最早存在成熟的游牧文化就在此时。
那么这种游牧文化是基于蒙古高原上土生土长的生计经营形式而发展出来的吗？
狄考斯玛以为，“中国北部地区游牧文化的形成，很可能与远离中原的一个更广阔的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发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政治和文化进程对其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7]。这个远离中原的“更广阔的地区”，位于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草原—阿尔泰地区。那里被俄国考古学家认定为斯基泰人的起源地[8]，而斯基泰人恰恰是迄今所知欧亚草原带上最早的游牧文化创造者。他们的墓葬集中地分布于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上。建立在那里的最早游牧王国，其时代大致是在公元前8—前3世纪。
从现有证据推知，欧亚草原带上成熟的游牧文化，最先出现在黑海北部的斯基泰社会。如果将斯基泰人的迁徙运动与它最先所拥有的游牧文化的传播运动加以区别对待，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游牧文化就是在那里形成，再由讲东伊朗语的斯基泰人从黑海北部向东传播的。蒙古高原南北的丰美草原，就处在这个方向的最东端。据此则匈奴人的游牧生产方式，乃渊源于东传的斯基泰游牧文化。从蒙古国匈奴王墓葬中发掘的希腊风格的银盘[9]，从东传到大漠南北草原上的匈奴文物中鸟头、鸟翅、猛兽身体的狮身怪鹫“格里芬”形象，可以确信斯基泰文化之进入蒙古草原是一毋庸争辩的事实。两地游牧经济发展之间有二三百年之久的时间差。它应可成为匈奴的游牧生计方式乃系由西传入的一种证据。
由战国入秦汉，这两种差异极大的巨型文明，在几乎完全缺乏互相了解的情况下，发生日渐严重的碰撞。双方从轮番占夺河套以南及以东方向的游牧人地域，走向全面对峙的局面。匈奴视其南方的汉地农业社会无异乎可索取恣意的储柜。汉朝当蓄势尚不足之时，曾被迫承认“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10]但一旦国力强大，终必改弦易辙。当朝者欲一举解决北部边境安全问题的激进诉求，典型地反映在下述观念中：“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11]
今天的读者很容易以自己的后见之明，将“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解读为构建与维系一个“万方来朝”的朝贡体系。但在汉武帝决心北伐匈奴之时，其国策中其实还不存在这样的朝贡体系。
直到那时为止，汉朝业已通过“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封内“员职皆不得自置”等规制，将治理天下郡县的权利收归中央。[12]国家对于被括入版图的非汉文明覆盖地域，主要是淮水与汉水流域乃至秦岭以南的广大地面，仍一体采用郡县制的管制体系，由从中央政府直接派出的官员莅职理政。
对被击溃后降附的匈奴余部，武帝承秦旧制，在边五郡故塞内外设置“属国”安顿之。此一制度后来推行到由于不同原因而投奔汉土的诸部（如鲜卑、羌、“旄中夷”等）之离散群落。属国多置都尉，由朝廷派员临治。至东汉时规模较大的属国得“稍有分县（即其下亦领县），治民比郡”[13]。这就是说，属国实际上也构成为郡县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种情况，则是对尚未括入汉朝疆域的毗邻政权如南粤国，“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列入“藩臣”[14]。虽然“服岭（即含大庾山等在内的五岭）以南，王自治之”，且“贡酧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但南越在名义上仍是汉的附属国，“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15]。正因为其地位与汉朝国内的诸侯王相当，故若其内属，则“比内诸侯，三岁壹朝，除边关”[16]。
所以在当日形势下，所谓“当混为一”实有三义。或将收服的人口土地直接纳入郡县制；或分置属国于边境地带，由所在边郡辖制；或则使“外国皆臣属于汉”[17]，也就是若要建立与汉的关系，就须先变作汉室的“外臣”。因此南粤王一旦“更号为帝、自帝其国”，吕后便“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18]。
可是匈奴显然不愿意就范于这样一个以“当混为一”为旨归的非均衡的汉朝对外关系框架。匈奴被汉重创后“好辞请和亲”，而当汉欲“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时，单于即大怒，留汉使不遣归。此由单于回复汉朝要求他遣子为质之语而益可知：“非故约，故约汉当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19]这里所谓“故约”，即汉初以长城为界互以对等之国相待的约定。加之单于作为一个“帝国式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对外虽以君主身份行事，对内却没有绝对制约各游牧部落的权力[20]，无力阻止临边匈奴部落不时扰袭汉境，这就更使武帝觉得对之“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21]。司马迁说，武帝初，“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2]。此种局面之被破坏，实始于汉军试图伏击匈奴于马邑。“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23]由是导致武帝连续三次发起主动征伐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但是正如一厢情愿的“德怀”政策难以奏效，“武折”之计也很难收取全功。出于传统农耕社会的军队远征朔漠有一个天然时限，即受到因无法在草原越冬的限制而止于百余日。这就使他们根本不可能采用“卷甲轻举，深入长驱”的追击方式，彻底击溃拥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经验与汉军相周旋的游牧部队。这种情形与居鲁士当年在南俄草原上的战绩十分相像。步步紧逼寻求速战速决的波斯帝国军队，最终造就的只是斯基泰人“不可战胜”的声名[24]。汉武征讨匈奴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汉朝北部的边患问题并没有解决。沿长城全线防御的人力与经济投入，使汉政府深感力不堪负。公元前81年，汉昭帝御前的盐铁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把盐铁之议中争论双方的立场归结为“对匈奴是妥协求和还是坚持抵抗”，乃是过于简单了。在视二者为非此即彼、绝对互不相容者的心里，其实已先验地将“妥协求和”断为不足取法。贤良文学力言“加德施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诚如王先谦所说，“斯迂阔不达事情之论也”[25]。但是儒家阵营有三点看法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首先，匈奴难以强力制：“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故“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26]。
其次，既不能击而溃之，乃被迫沿长城全线布防。此举“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民不能自守，发屯乘城，损辇而赡之。愚窃见其亡，不睹其成”。贤良文学们公然把武帝对匈奴的政策与亡秦相比：“秦南禽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周谨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语曰：前车覆，后车戒。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矣。”[27]这与司马迁对那个时代的描述正可以互相发明：“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固沮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又使天下飞刍
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河北。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里耕，不足以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以帷幕。百姓靡敝。孤老寡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28]贤良文学因此指责桑弘羊曰：“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29]儒家不以富国强兵、而以民生为治国第一要义的立场，在这些话里被展示无遗。
再次，“武折”之策行不通，旧式的“德怀”又不见容于匈奴，儒家因此提出一种“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的新方针[30]。这就是回到汉初划长城为两国界，通过嫁公主出塞以及边关互市，“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来推动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此说标榜以“无战以渐臣”待匈奴[31]，值得细加分析。所谓“无战”，即放弃单纯依恃攻防兼顾的军事对峙策略。所谓“渐臣”，既有仍旧孜孜于置匈奴于臣属地位的旧念，但同时也有极可贵的新意于其中。那就是把臣服匈奴设定为一种遥远的愿景，不再在现实政治中把汉匈外交关系强行纳入君臣关系的观念与制度框架，而欲以相比较而言更为对等与温和的双边关系处理之。
二十年后，盐铁会议所萌发的对匈政策转向的念头，由于匈奴那一方政局的变化而逐步获得意外的实施机会。
公元前60年末，汉以匈奴在军事打击下稍失寇边实力，罢塞外诸城以休百姓。单于虚闾权渠闻之喜，“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所杀”[32]。之后不久匈奴东、西部分裂，西部又出现四单于混战。东部匈奴所立单于呼韩邪被西部匈奴击败，前51年，呼韩邪单于决意对汉求和，“引众南近塞”[33]，并于翌年款降五原塞。宣帝问匈奴单于朝见天子所宜用礼仪，最后采纳萧望之的建议：“单于非正朔所加（在汉朝颁历授时之地域范围以外），故称敌国（对等之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34]汉因而“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35]。呼韩邪尚汉公主王昭君，演成汉匈联姻的一段著名佳话。
进入东汉之后，呼韩邪之孙在匈奴国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南走，以南部匈奴自立为南单于，袭用其祖父名号，亦称呼韩邪。公元1世纪40年代末，南单于求款降于五原塞，与汉朝复修宣帝旧约，“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36]。50年，南匈奴入居汉北边诸郡，助汉守边。
西汉对付匈奴的两难选择，由于一种草原与汉地间互动关系之新模式的生成，而被突破了。从那时起直到16世纪中叶重新成为北亚游牧人群的中心活动舞台，内蒙古草原长期是由蒙古高原权力斗争中失败一方构成的边缘势力集团偏踞之地。他们以中原王朝为后援，面向西北，“扞御北虏”。这片区域由此遂成为中原农耕国家得以避免与漠北游牧人群直接对峙的一个缓冲区。而中原与蒙古草原上的主流势力之间，也依然可能沿用西汉与呼韩邪单于国家之曾为“敌国”的模式，也就是“羁縻”体系中最为宽松的一种互动模式，建立对双方都有益的外交关系。
汉武帝屡次主动出击，对匈奴力量折损极大，但他付出的代价也异常沉重。他夺得的河套以南草地，曾在华夏与游牧人群的长期反复的争夺中数易其主；在古人看来它原属“匈奴故地”[37]。从匈奴手里抢来的河西走廊，对汉朝来说更是一片新拓殖的疆土。因为匈奴对汉的侵扰而必欲陷之于绝境，必欲穷寇亟追、扫穴焚庭，将他们困死在漠北而后快，非但事实上无以得逞，而且未必符合仁义之师的准则。回顾这段历史，对汉在与完全不为其所了解的匈奴人的早期遭遇中所施展的一系列“试错”行动，即使其中不免存在某些过当之处，我们也没有理由提出苛责。但是，对古人不予苛责，绝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可以在追忆当年之事时理直气壮地赞颂过度的对外战争，用洋溢着强烈的暴力美学风格的情绪与言辞去从事相关讨论。自己要活，也要让别人能活下去。孔子反对以德报怨，但也从不提倡以怨报怨[38]。他主张以直报怨，即对于不义的惩治，不应出于由自己受到的伤害所引发的仇怨或报复心情，而是应当出自与自身利害相脱离的秉持公正与良知的道德立场。
孔子的这一主张在实际生活中不易被贯彻始终。但如果作为一种取法乎上的襟怀，它竟变成了人们加以嘲笑甚或诅咒的对象，那么我们可能就很需要对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作一番诊疗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1] 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观堂集林》卷13，“史林五”。
[2] 顾炎武：《反切之始》，《音学五书》“音论卷”下。
[3] 此用郑张尚芳拟音，见郑张尚方《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版，第295页。
[4] 看来上古复声母的分化，是汉语中出现非外来之双音节语词的重要原因之一。角落（“落”字原应作“甪”）/旮旯之源于复声母的“角”字，骷髅之源于复声母的“髅”字，亦皆同理也。“巷”字的演变体现的是另一种情况。在上古复声母分化过程中（上古音grong＞中古音gjong、long），原字“巷”被用来记录gjong的读音，而它的另一个读音long则借用了原来读nong的“弄”字来记录。于是“弄”又有了一个须读作long的后起义，意谓里间小道。
[5]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90页。
[6] Элеонора Афанасьевна Новгородова，Древняя Монголия：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хрон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9，Стр.256.
[7] [美]狄宇宙：《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岩、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8] James C.Y.Watt，Introduction，in Emma C.Bunker，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The Eugene V.and Other New York Collections，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4.
[9]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Ulaanbaatar，Mongolia，2011，p.128，figure 162.
[10] 《史记》卷110《匈奴传》。
[11] 《汉书》卷70《陈汤传》。
[12] 语见：《汉书》卷70上《百官公卿表》；《通典》卷31《职官·十三》。
[13] 《后汉书》卷118《百官志》。
[14] 《汉书》卷64上《严助传》。
[15] 《汉书》卷95《南粤传》；《汉书》卷64上《严助传》。
[16] 《史记》卷113《南越尉佗传》。
[17] 《汉书》卷96下《西域传》。
[18] 《汉书》卷95《南粤传》。
[19] 《汉书》卷94上《匈奴传》。
[20] “帝国式部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y），见Thomas J.Barfield，The Xio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1—1（1981）。
[21] 语见《盐铁论》卷8《结和》。
[22] 《史记》卷110《匈奴传》。
[23] 《资治通鉴》卷18，“汉纪10”，武帝元光二年（前133）。
[24] Christopher I.Beckwith，Empires of the Silk Road：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68-69.
[25] 王先谦：《〈盐铁论〉后序》，《虚受堂文集》卷5。
[26] 《盐铁论》卷7《备胡》；《汉书》卷52《韩安国传》。
[27] 《盐铁论》卷8《结和》。
[28] 《史记》卷112《主父偃传》。
[29] 《盐铁论》卷8《伐攻》。
[30] 《盐铁论》卷8《结和》。
[31] 《史记》卷97《刘敬传》。此语《汉书》卷43《娄敬传》作“毋战以渐臣”。
[32] 《汉书》卷78《萧望之传》。
[33] 《汉书》卷94下《匈奴传》。
[34] 《汉书》卷78《萧望之传》
[35] 《汉书》卷94下《匈奴传》。
[36]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37] 语见王益之《西汉年纪》卷1，“高祖二年”。
[38]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卷11，“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