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研究蒙古学的特点

蔡美彪先生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论文。20世纪50年代初，同罗常培先生编撰《八思巴与元代汉语》，遂开始了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八思巴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内蒙呼伦贝尔地带各兄弟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元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论著，对蒙古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后的七十年间，他一直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因此，可以说，他是在蒙古学领域灌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的成绩的学者。

蔡先生对于蒙古学研究有独到之处。他研究蒙古学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即采用蒙古语言学、蒙古历史学、蒙古文学、蒙古社会学、蒙古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对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他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讲述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汇等方面记载，对马可·波罗在中国十七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份以及《寰宇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他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论文《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将蔡先生的有关马可·波罗研究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再如，有关关汉卿研究。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家，他在戏剧方面为后人留下许多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存世的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资料欠缺，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生卒时代和人生经历等，知之不多，一直成为难解之谜。蔡先生通过关汉卿创作的戏剧中的蒙古语等词汇，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关汉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结论。并指出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金末太医院尹”，或“元太医院尹”。根据元代典籍及户籍制度的史实，而得出关汉卿是元代太医院管领的医户的结论。对于关汉卿的经历也考证出“元世祖至元后期，关汉卿也曾在杭州一带从事戏剧活动”。这篇《关汉卿生平考略》的论文，反映出蔡先生治蒙古学善于利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他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他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举一个例子，一次蔡先生让我看一篇当今所谓八思巴字权威写的论文，是从一通墓志铭考证一个元代蒙古家族的文章。蔡先生说，将墓志铭写成墓志碑，说明不懂碑刻学问。而通过释文来说明八个姓氏同葬一墓，反映出不懂元代丧葬制度。因此，治蒙古学需要有多种语言尤其是古代蒙古语训练和蒙古历史学的功力。蔡先生考释八思巴字，是在深入发掘历史学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学研究推向高峰。有关蔡先生对八思巴字文献研究的特点及贡献，可参看陈得芝先生的《八思巴字文献研究的学术贡献——庆祝蔡美彪教授八十华诞》（《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这里不再赘述。基于蔡美彪先生对蒙古学做出开拓性的贡献，2013年荣获第二届中国蒙古学奖。

总之，蔡先生学术贡献和治学特点是多方面的，远不是一篇小文所能涵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蔡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这与其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操守有因果关系。他没有做过官，不是不能，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为也。他是一个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的学者。他常说，学术研究不能跟风。他曾谈到科研与宣传的关系，说：“科研是探索未知，而宣传是宣传已知。”他对当前以量化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说，曹雪芹写一部《红楼梦》就够了。如果写一百部，天天做梦，就不得了了。曹禺写一部《雷雨》，就代表了他的水平。如果老打雷下雨，就会发大水了。他明确反对学术著作所谓的规范化，认为是一种新的“八股”。

蔡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立传的历史学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面世，至今二十多年间，有传的史学家中，在世的已寥寥无几。蔡先生是以学问立身，并始终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他带给我们后辈学人的启示是：做学问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