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碧泉书院的历史地位
碧泉书院在湖湘学派以及湖湘文化史上具有非常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和第一个学术基地，是湖湘学派的理论创新之所，也是湘学和湖湘文化兴盛之源。
一 湖湘学派发源地和第一个学术基地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冬天，胡安国因躲避战乱携家眷来到湘潭碧泉，创建书堂（后改为书院），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标志着湖湘学派的诞生。
从学派传承角度看，湖湘学派历经初创、发展、成熟、鼎盛的过程，最后在南宋末年作为一个学派消亡了，但其精神价值却埋藏于三湘四水间，注入湖南人的精神血液中，触着适宜的水分养料，就生长发芽。
如果从地域空间以及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湖湘学派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显著的阶段，即碧泉书院阶段和岳麓书院阶段，碧泉书院和岳麓书院也相继成为湖湘学派的两大学术基地。
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
碧泉书院的创建是在胡安国和胡宏父子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胡安国携家眷于建炎三年（1129）来碧泉隐居，以住宅为书堂，读书讲学，这就是碧泉书院的雏形。胡安国迁居碧泉之后，朝廷又重新召用他。绍兴三年（1133），胡安国彻底厌倦了官场的争斗和倾轧，下决心不再出仕，回到湘潭碧泉，买山辟地，修建真正的书堂。胡安国长子胡寅在《先公行状》中记述其父此时的行迹和心情曰：“乃渡南江而西，休于衡岳，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计。”[13]需要说明的是，胡寅在这里所说“休于衡岳”中的“衡岳”，乃指包括碧泉在内的大衡山地域，而不仅仅指现今地理概念的南岳几个山峰。这种表述在古人的著述中非常普遍，例证极多，湘潭地方文化研究会的何歌劲先生对此辨析颇明，兹不赘述，可参阅何歌劲《碧泉胡氏迁湘史事考》[14]。
胡安国在碧泉修建的书堂，可以依据地名叫“碧泉书堂”，后人也可依照胡安国去世后的谥号而称“文定书堂”，亦可合称“碧泉文定书堂”。只不过，在胡安国去世之前，书堂一直没有完全竣工。绍兴八年（1138），胡安国去世，胡宏继承父亲遗志，将书堂扩建，并更名为“碧泉书院”。
这段历史，胡宏本人有明确的记载。现存《胡宏集》中有《文定书堂上梁文》和《碧泉书院上梁文》两篇珍贵的历史文献，是文定书堂和碧泉书院最早的历史记录。胡宏的《有本亭记》一文还记述了最初胡安国携家眷定居碧泉以及买地筑室的过程：
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顾而叹曰：“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
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
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倚筇而坐，喟然而叹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昼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乃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蒿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长弃诸孤。[15]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胡安国携家眷到碧泉后，见碧泉之美，山川之胜，决定隐居于此，并开始修建居所和书堂以及改造周边环境。只不过“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长弃诸孤”，即直到胡安国去世，尚未完全竣工。胡宏继承父亲未竟事业，将书堂扩建为书院，完成了建筑工程。
有人认为胡安国的书堂不在湘潭碧泉，而是在南岳衡山，这一点需要辨明。胡安国在湘潭碧泉建有书堂，这是凿凿事实，可以从胡宏得意门生张栻的两首诗中得到有力印证：
其一：《过胡文定公碧泉书堂》[16]
入门认溪碧，循流识深源。念我昔此来，及今七寒暄。人事几更变，寒花故犹存。堂堂武夷翁，道义世所尊。永袖霖雨手，琴书贲丘园。当时经行地，尚想语笑温。爱此亭下水，固若玻璃盆。晴看浪花涌，静见潜鳞翻。朝昏递日月，俯仰鉴乾坤。因之发深感，倚槛更无言。
其二：《淳熙乙未春，予有桂林之役，自湘潭往省先茔，以二月二日过碧泉，与客煮茗泉上，徘徊久之》[17]
下马步深径，洗盏酌寒泉。念不践此境，于今复三年。人事苦多变，泉色故依然。缅怀德人游，物物生春妍。当时疏辟功，妙意太古前。屐齿不可寻，题榜尚觉鲜。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于役有王事，未暇谋息肩。聊同二三子，煮茗苍崖边。预作他年约，扶犁山下田。
张栻的这两首诗，第一首标题即点明胡安国（胡文定公）的“碧泉书堂”，全诗对碧泉潭、潭前小溪、有本亭以及碧泉书堂进行了描绘，又回忆了当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讲学，自己到碧泉书堂（碧泉书院）求学的情景。第二首标题提到湘潭与碧泉，诗中“当时疏辟功，妙意太古前”及“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等句，亦明确说到碧泉潭旁边的碧泉书堂，而且认为胡安国在此建造碧泉书堂，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在学术上有创拓之功。
那么，胡安国在南岳是否也建有书堂？答案是：胡安国在南岳也建有书堂，只不过，南岳书堂的创建时间在湘潭碧泉书堂之后。如上文所述，胡安国一家于建炎三年（1129）在其湘潭籍弟子黎明和杨训的引导下来到湘潭碧泉定居，以居所为书堂，这是碧泉书堂的开端，也是碧泉书院的雏形。绍兴三年（1133），胡安国决心彻底归隐时，先回到湘潭碧泉“买山结庐”，建造书堂，同年稍后，又到南岳建造书堂，此后往来于湘潭与南岳之间，授徒讲学。
两地之间，胡安国在湘潭碧泉居住时间为多，其代表作《春秋传》主要是在碧泉写作的。[18]胡安国去世后，葬于离碧泉十余公里的湘潭隐山，今存其墓，可参拜。
胡宏是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代表。胡宏一直居住在碧泉，并在此完成了其代表作《知言》的写作。胡宏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去世[19]，与其父合葬于隐山。
湖湘学派的第二个学术基地是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前身为唐末五代时期的僧人办学之所，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在北宋时期虽然办学不辍，是有名的教学场所，但其真正震古烁今的学术和教育影响力还是在胡宏的弟子们从碧泉书院转移到岳麓书院之后形成的。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毁于战火。乾道元年（1165），刘珙（字共父）为“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全面修复了岳麓书院，礼聘张栻出任岳麓书院主教，胡宏另外一名弟子彪居正担任书院主管。朱熹在《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中曾提到此事：
潭州故有岳麓书院，真庙特赐以敕额，给田与书，经乱芜废。公（指刘珙——引者注）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延礼修士彪君居正使为之长，而属其友广汉张侯栻敬夫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其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闻者风动。[20]
需要说明的是，朱熹在这里提到刘珙修复岳麓书院，聘彪居正“使为之长”，而请张栻往游讲学。此处的“使为之长”，并不是指岳麓书院山长，而应指书院的主管。也就是说，此时彪居正因年长德高而任书院主管，而教学方面则是张栻主之。因为当年张栻和彪居正的老师胡宏曾致书秦桧，拒绝出仕为官，但却请求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这一教职：“今若令潭守与漕臣兴复旧区，重赐院宇，以某有继述其先人之志，特命为山长，依州县监当官，给以廪禄，于以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21]可惜秦桧不愿成人之美，胡宏的愿望未能实现。老师胡宏自求为岳麓书院山长未成，故而其弟子皆不敢为，只能将山长之位虚置。这一点，朱熹也说得很明白：
长沙故有岳麓书院，国初时，郡人周式为山长，教授数百人。后更变乱，院废而山长罢。五峰方辞秦氏礼命时尝请为之，不报。乾道初，帅守建安刘公珙始复立焉，犹虚山长不置。至是，转运副使九江萧侯之敏始以礼聘君（指吴翌——引者注）请为之。君曰：“侯之意则美矣，然此吾先师之所不得为者，岂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辞不能，萧侯亦高其义，不强致也。[22]
吴翌字晦叔，亦为胡宏弟子，朱熹跟他是好友，学术上则是论辩的对手。朱熹在这里提到刘珙修复书院时，一开始“虚山长不置”，后来萧之敏又想聘吴翌为山长，吴翌则明确表示因其师胡宏当年欲为而不得，所以他也不敢当。山长一直虚而不设，吴翌所说的不敢为的理由，应是胡宏弟子们的普遍心理，以此推之，彪居正也不会当山长。况且，朱熹明确提到萧之敏想聘吴翌为山长时一直是“虚山长不置”，因此，朱熹在《刘公行状》中提到的“延礼修士彪君居正使为之长”，此“长”不应是指“山长”，而应是指行政事务方面的主管。
二 湖湘学派理论创新之所
碧泉书院不仅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而且，如果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也是湖湘学派最重要的学术创新之所。
胡安国所著《春秋传》，是湖湘学派的开山之作，此书主要是在碧泉书院写作的。[23]湖湘学派的学术定鼎之作，同时也是最具创新价值的著作，则是胡宏的《知言》，这部著作完全是在碧泉书院完成的。
作为湖湘学派的创始者，胡安国尽管在哲学理论体系上贡献尚显不足，但其所著《春秋传》却有相当的分量和特色。
《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鲁国历代史官的记事，后经孔子整理删定，被当作儒家经典流传下来。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评价很高，尤其看重该书的现实指导意义。程颐说：“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24]又说：“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25]胡安国私淑程氏洛学，对程颐之说是相当信服的。程颐高度评价《春秋》一书的现实之用，胡安国承续此意，对《春秋》做了更高的评价，他说：
《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26]
在胡安国看来，《春秋》既可上达五经之道体，又可下贯五经之妙用，是万世百王的法度准绳，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高得无以复加了。
因为《春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胡安国对现实政治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对金人入侵，中原沦陷，华夏受制于“夷狄”深痛于心，所以他希望用《春秋》来引导君主把儒家崇奉的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使内圣的高远原则在切近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中得到落实。
胡安国一生专注于《春秋》的研究和阐发，其子胡寅生动地记述了胡安国研治《春秋》的情形：
公自少留心此经，每曰：“先圣亲手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殆由此乎！”于是潜心刻意，备征先儒，虽一义之当，片言之善，靡不采入……翰林朱震久从公游，方侍讲此经，欲见公所著。公曰：“某之初学也，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多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27]
从以上记述可知，胡安国专意研治《春秋》三十余年，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才撰成《春秋传》这部呕心之作，当时就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认可。宋高宗特颁诏书，令胡安国专门纂修《春秋传》，以供御览。书成，高宗读了之后赞扬该书“深得圣人之旨”。后来，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元、明两朝被定为科举考试的经文定本，影响很大。
胡氏《春秋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得到高度的认可。上面引文中所述朱震要侍讲此经，请求拜读胡安国《春秋传》，已可看出学者们对此书的推崇。稍后的朱熹在谈到胡安国《春秋传》时说：
可学因问：“左氏识见如何？”曰：“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大抵《春秋》自是难看。今人说《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且以胡文定《传》语之。”[28]
又，朱熹曾转述他的老师李侗的话，说：
李先生言：“罗仲素《春秋说》，不及文定。盖文定才大，设张罗落者大。”[29]
罗仲素即李侗的老师罗从彦，李侗认为胡氏《春秋传》比罗从彦的《春秋说》好，这是客观的态度。朱熹尽管认为胡安国说得不全符合圣人原意，但却从总体上肯定胡氏《春秋传》超越了前人，而且所说“尽是正理”。[30]
朱熹在当时就看出胡安国《春秋传》不全符合圣人“原意”，但却又非常肯定胡安国所说道理的正确性，这一点正是胡氏《春秋传》的特点，而这个特点的基础就是胡安国有感于金人入侵、华夷冲突的社会现实。
胡安国在其所著《春秋传》中特别强调“华夷之辨”这个所谓“春秋大义”，原因就是他“感激时事”，深恐中华礼义文化遭到“夷狄”的毁灭。在胡安国看来，《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一部寄寓着华夏礼义内容的经典著作，是“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孔子删述此书也不仅仅是整理文化典籍，而是保存和复兴华夏礼义文化。胡安国说：
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衰在己，而由人乎哉！[31]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动荡，私欲横流，周公以来建构起的儒家伦理将遭灭绝。孔子以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挑起保护和复兴儒家伦理文化的重任。孔子的这种心态和精神，恰恰就是胡安国这一批理学家内心的写照。金兵入侵，中原沦丧，国破家亡，“夷狄”肆虐，再加之由来已久的佛老之学猖獗，胡安国在“斯文将丧”的民族文化危机时刻而研治《春秋》，创办书院，聚徒讲学，以期唤起人们对自己优越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使“斯文”后继有人，不至丧灭于“夷狄”之手。正是胡安国的这种由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促使他带领其子弟和学生们创立了湖湘学派。
真正构建了完备的哲学体系，从而奠定湖湘学派理论基础的是胡安国季子胡宏（五峰）。全祖望评价胡宏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32]全氏认为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即奠定湖湘学派的理论基础，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胡宏在碧泉书院这一空间场域中奠定的。
胡宏的学术地位在当代海内外学术界得到了极大的彰显。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得出两个非同一般的结论，一是将程颐（伊川）和朱熹从理学正宗位置上拉下来，判为“别子为宗”；二是把胡宏（五峰）和刘宗周（蕺山）判定为与程朱、陆王并列的独立系统，而且推为“正宗”圆教。牟先生认为，伊川、朱子将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炼为一本体论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将孟子之本心视为实然的心气之心，于工夫（即修养方法）则特重后天之涵养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与宋明儒“大宗”不合，亦不同于先秦儒家旧义，故为“歧出”，是“别子为宗”。[33]胡刘与陆王可会通为一大系，与伊川、朱子相比较，此一大系为宋明儒学“正宗”。但在这一大系中，陆王之学只是一心之朗现、伸展、遍润，对于客观地自“於穆不已”之体言道体性体者无甚兴趣，客观面不能挺立，有虚歉之感；只有胡宏第一个消化承续程颢（明道）之圆教模型，客观地讲性体与主观地讲心体两面皆圆满，特提出“以心著性”义以明心性所以为一之实以及一本圆教所以为圆之实，于工夫则重在“先识仁之体”，正式言“逆觉体证”。[34]因此，在牟宗三看来，五峰、蕺山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可谓圆满的“正宗”圆教。
自南宋以来，历来学者都认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朱子学是儒学正宗，牟宗三却发惊世之论，认为朱熹是“别子为宗”，胡宏才是最正宗的儒学大师。牟氏此论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尽管学术界对谁是“正宗”的问题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对胡宏历史地位的肯定和彰显，却是毋庸置疑的了。将以胡宏为代表的“五峰、蕺山一系”看成与程朱、陆王相并列的独立理学派系，也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胡宏思想创新性极强，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等哲学主要论域都提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性，天下之大本”的本体论，使他成为既不同于程朱“理本论”，又有别于陆王“心本论”的“性本论”的代表人物，亦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除此之外，胡宏提出的善恶不足以言性、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以及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都是颇具创造性的哲学思想，也是南宋湖湘学者坚守而具有鲜明学派特色的理论（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三 湘学和湖湘文化兴盛之源
“湘学”是以哲学为核心的湖湘学术，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湘学以湖湘哲学为核心和灵魂，其范围则不仅限于哲学，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艺术、宗教等领域的学术理论，都属于湘学。“湖湘文化”则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概念，“不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的内容，而且包括民风、民俗、民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甚至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历史遗存、江山胜境、湖南地区的土特产等物质文化的内容都包括在内”[35]。可见，湖湘文化的概念要比湘学的概念宽泛得多。但无论湖湘文化包罗有多广，其核心却是湘学。
湘学和湖湘文化形成于宋代，而宋代之前湖南地区的文化，则应该称作“湘楚文化”，不能叫“湖湘文化”。因为，尽管湘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地域文化基础，但二者的性质却是不同的。湘楚文化属于古代楚文化系统，而湖湘文化则是一种理学文化，属于儒学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是南方文化的代表[36]，儒学（以及墨学等）则是北方文化的代表。当时的南、北文化性质截然有别。先秦时期，以孔子为集大成者的儒家文化，注重人道、社会、政治，而对于天道、宇宙、鬼神等问题则不甚重视。
《论语》载：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7]
子不语怪、力、乱、神。[38]
可见孔子不喜谈天道、鬼神等问题。从哲学上来说，哲学包含三大领域，即宇宙论（包括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人生论、知识论（认识论），孔子显然对宇宙论不甚重视。
然而，在古老的楚国大地，楚人对天道宇宙问题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云：
古代北方之学派中非无深邃统一之哲学，然皆以实用为宗旨……故孔、墨之徒皆汲汲以用世为事。惟老、庄之徒生于南方（自注：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地也。故楚王欲以为相），遁世而不悔，其所说虽不出实用之宗旨，然其言性与道颇有出于北方学者之外者。[39]
老子和庄子是先秦时期道家的两位大师。王国维在自注中说明了庄子是楚人。而实际上老子也同样是楚人。老子是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地处今河南省鹿邑县与安徽省亳县之间，本属陈国。《史记·货殖列传》云：“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说明陈地在当时属于西楚。据《左传》宣公十一年、昭公八年、哀公十七年等处记载，楚国曾多次灭陈，数次以陈为楚之一县，中间虽亦曾复其国，但陈侯实同傀儡，陈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次皆已属楚。这段时间是老子生活的时期。因此，人们直接称老子为楚人。
受南方楚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老、庄道家，与以孔、墨为代表的北方学派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指出孔、墨北方学派以实用为宗旨，而楚地的老、庄道家哲学则更关注对性与天道的探索。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老、庄则喜言性与天道。
对天道的探索和喜爱根源于楚地丰富的神话传说。古代楚人极富浪漫的神话想象力，创作了震撼人心、无与伦比的神话传说。现今所见的中国古代神话，主要来源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等著作，而这几部著作皆产于楚地或为楚人所作。[40]由此可见，楚文化可谓中华神话文化的渊府。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共工怒触不周山……这些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是楚神话的精品，也是中华神话文化的瑰宝。以老子、庄子、屈原等人为代表的先秦楚地思想家，面对楚文化中神话的海洋，其著作无可避免地受到强烈影响，把当时口头相传的神话材料当作重要的依据。《老子》书中“刍狗”“谷神”“玄牝”等语，即来自神话传说。《庄子》一书则更加广泛地运用了神话传说，故而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41]。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传世名篇，更是把人带进瑰丽奇伟的神话艺术境界。
神话是楚地先民探索和解释天道宇宙的最初思想成果，反过来又刺激了楚地思想家对天道宇宙的兴趣。楚地思想的最高理论成就——老、庄道家哲学所阐发的“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派生宇宙万物的原始基质，具有非常明显的天道论和宇宙论的特征，这与北方儒家所着重阐扬的人文之道、伦理之道是相当不同的。
另外，楚人崇巫，楚地巫风盛行，这一点也是跟儒学不同的。孔子关注的是此生和人世，对来生和鬼神等具有宗教性质的领域不甚措意。《论语》曰：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42]
而楚人则不同，楚地巫风飘飘，源远流长。据《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而祝融是高辛的火正。祝融本义为远古一种职司的称谓，乃火正之别号。[43]火正、祝融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带有神职色彩的祭司一类的职务。《汉书·五行志上》云：“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44]可见，楚之先祖祝融就与祭祀等神职活动有密切关系。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这里提到熊绎为周天子献桃弧、棘矢以禳灾之事，亦可见楚之先王与祭祀活动的关系。
古代楚地盛行巫风，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诗·陈风·宛丘》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东门之枌》亦云：“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两诗就描述了受楚文化影响的陈地歌舞娱神、巫风盛行的特殊习俗。班固《汉书·地理志》对此有一段明确的说明：“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45]班固提到《诗经》中《宛丘》和《东门之枌》这两首诗，描绘的是受楚文化影响的陈地巫风景象，实即最早记载楚之巫风的文献。
汉代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46]说明了古代湖南大地上巫风盛行的情况。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47]湘楚先民信鬼好祀，常使巫觋作乐舞以娱神的巫风传统，与楚神话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楚地先民的生活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他们相信天上地下都有神鬼存在，人们的各种活动都要受到神鬼的影响和支配，同时，人也有灵魂，人死后灵魂不灭，就是活人在生病、受惊时灵魂也会脱离躯体。因此，湘楚先民就有祭祀、邀神、娱神、慰鬼、招魂等巫术活动。这种巫术活动强烈的情感宣泄以及对神鬼世界的大胆想象，在放纵中具有自由浪漫的精神特质，较少循规蹈矩的拘束和自封，而多浪漫自由的创造性和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独立精神，这些都是湘学的精神传统。
湖南地区在宋代之前，一直处于这种重天道、崇鬼神、尚巫风的楚文化影响之下，北方儒学文化在湖南影响较小。到了宋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北宋时期，湖南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人周敦颐，开创了理学，这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只不过，由于周敦颐著述和讲学较少，其学术在北宋时期的湖南地区影响不大，所以晚清湘潭人王闿运说周敦颐的学术“乡邦无传其学者”[48]。周氏之学（濂溪学），由他的两个著名弟子程颢和程颐传播到北方的河南洛阳，并发扬光大，演变为“洛学”。后来，洛学经二程弟子们回传到南方，湖湘学派是这个回传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理学学派。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胡宏弟子张栻等人，以湘潭碧泉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在当时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湖南地区的影响当然更加深远。自此之后，湖南地区的文化由楚文化（湘楚文化）转变而为儒家文化（理学文化），湖南地区成为著名的“理学之邦”。后来王船山总结宋明理学，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理学名臣在政治、军事领域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甚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受到了湘学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湘学和湖湘文化在湖南地区的兴盛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源头就在湘潭碧泉。作为湖湘学派起源以及最早进行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活动的空间场域，碧泉书院当之无愧地成为湘学和湖湘文化的兴盛之源。朱熹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亘古不断、喷涌不息的碧泉，极具象征意义，她是湘学和湖湘文化长盛不衰的源头活水。
[1] 胡宏：《有本亭记》，见《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3页。
[2] 胡宏《有本亭记》记载胡安国初至碧泉时“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朱熹最早记录此问津之“门弟子”实为黎明（才翁）。朱熹说：“向见籍溪说，文定当建炎间，兵戈扰攘，寓荆门，拟迁居。适湘中有两士人协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亦有迟疑之意，及至湘中，则舍宇动用，便利如归，处之极安。又闻范丈说，文定得碧泉，甚爱之。《有本亭记》所谓‘命门弟子往问津焉’，即才翁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81页）朱熹在这里所说湘中“两士人”，明确地说其中一人是黎才翁（黎明）。《宋元学案·五夷学案》亦载：“黎明，字才翁，长沙人也。以孝友信义著称。师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乱，文定避地荆门，先生为卜室庐，具器币，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岳，实昉于此。”（《宋元学案》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1页）湘潭当时属于长沙府辖，所以称黎明是长沙人。
[3] 《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云：“湖湘学派之盛，则先生（指黎明——引者注）最有功焉。”《宋元学案》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1页。
[4] 真德秀：《真西山集》卷七，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6页。
[5] 黄宗羲按语，见《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第1611页。
[6] 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十五，《斐然集·崇正辩》，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90页。
[7] 《宋史·胡安国传》，《宋史》卷四百三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86页。
[8] 《宋史·胡安国传》，《宋史》卷四百三十五，第3286页。
[9] 《宋史·胡安国传》，《宋史》卷四百三十五，第3286页。
[10] 《宋史·胡安国传》，《宋史》卷四百三十五，第3287页。
[11] 《宋史·胡安国传》，《宋史》卷四百三十五，第3287页。
[12] 《胡宏集》，第164页。
[13] 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十五，《斐然集·崇正辩》，第518页。
[14] 何歌劲：《碧泉胡氏迁湘史事考》，见《湘学》第七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105页。
[15] 《胡宏集》，第153—154页。
[16] 《南轩集》卷二，《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537页。
[17] 《南轩集》卷三，《张栻全集》，第560页。
[18] 参见何歌劲《碧泉胡氏迁湘史事考》，《湘学》第七辑，第106—109页。
[19] 参见陈代湘《胡宏卒年辨》，《朱子文化》2008年第2期。
[20] 朱熹：《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朱熹集》卷九十七，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5页。
[21] 《胡宏集》，第105页。
[22] 朱熹：《南岳处士吴君行状》，《朱熹集》卷九十七，第5007—5008页。
[23] 参见何歌劲《碧泉胡氏迁湘史事考》，《湘学》第七辑，第106—109页。
[24] 转引自胡安国《春秋传·序》，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页。
[25] 转引自胡安国《春秋传·序》，第4页。
[26] 转引自胡安国《春秋传·序》，第2页。
[27] 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十五，《斐然集·崇正辩》，第518—519页。
[28]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59—2960页。
[29]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第2596页。
[30]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胡康侯条”云：“文定大纲说得正。”另《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纲领下》载：“问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说尽是正理，但不知圣人当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见不得。所以某于《春秋》不敢措一辞，正谓不敢臆度尔。”在这里，朱熹似乎对胡安国《春秋传》是否符合圣人“原意”有所怀疑，但朱熹肯定胡安国“大纲说得正”，“所说尽是正理”，这个意思朱熹在很多地方都有表达，从未含糊。
[31] 胡安国：《春秋传·序》，第1页。
[32] 《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第1366页。
[33]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
[3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第39—40页。
[35] 方克立：《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见《湘学》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36] 楚国在先秦时期曾跻身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列，极盛时领有今湖北、湖南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四川、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一部或大部，政治和文化影响远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
[3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3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4页。
[39] 《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40] 《楚辞》《淮南子》《庄子》为楚人所作，自不待言。《山海经》作者亦是楚人，见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复刊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36页。
[4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7页。
[43]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国语·郑语》亦云：“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
[44] 《汉书·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3页。
[45] 《汉书·地理志下》，第425页。
[46] 王逸：《楚辞章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
[47]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48] （清）陈嘉榆、王闿运等修纂：（光绪）《湘潭县志》，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