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性”需要改造，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需要疗救

沈从文作品启蒙话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国民性”需要改造，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需要疗救。对沈从文来说，“国民性”需要改造就是国民的思想、性格存在严重弱点或局限，有必要加以揭露与检讨，并以现代理性精神为目标，重建民族精神或民族道德；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需要疗救就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存在精神病症，需要加以审视并克服，从而使他们在现代文化建设中能够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这同时体现出沈从文本人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内省或自我检讨。

鲁迅曾回忆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5] 对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来说，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启蒙，或者说是促进国民的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让他们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接受自由、平等、民主与理性等现代新观念。而揭露与批判由愚昧与落后造成的“国民性”思想、性格弱点，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从这一意义上说，沈从文可谓继承了鲁迅的衣钵，与鲁迅一样用文学对“国民性”弱点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并内在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在散文《中国人的病》中，沈从文专门聚焦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并如此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方案——“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26] 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沈从文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进行了多方面的列举，作品描写的哈卜君送给傩喜先生的《中国旅行指南》称得上中国国民性弱点的集中展览。比如，客人要见官员，必须给官员的仆人小费，否则永远也见不着；外国人把外国的发明说成是中国古人的发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便心里高兴；中国人从来不守时；“中国的兵队，都知道怕外国人，土匪也如此”；赌博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甚至打仗都是一种赌博；尤其是——“在中国许多地方，每一天都要杀一些人，普通人可以随便看这个热闹。官厅也能体会这民众的希望，一遇到杀人，总先把这应杀的人游街，随后把人头挂在看的人顶多的地方，供大家欣赏”。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中国国民虚荣、好赌、崇洋、奴性、愚昧、麻木等弱点表示出强烈的愤慨。至于作品中描写的被政府杀掉的人与看“热闹”的人，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鲁迅《药》《示众》等小说中描写的犯人与“看客”。无论是犯人还是“看客”，无疑都是没有文化、不觉悟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麻木不仁、愚昧驯顺同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也为黑暗的统治与残暴统治者的草菅人命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事实上，关于官府或官队“杀”人与民众充当“看客”，沈从文通过小说《新与旧》《槐化镇》与散文《清乡所见》《小学教育》等作品或显或隐地进行了深刻的表现。而在小说《巧秀和冬生》《夫妇》等作品中，沈从文描写了许多参与“杀人”与侮辱他人的愚昧的民众，描写了这些民众不自觉地充当坏人与陋俗“帮凶”的行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7] 可见，沈从文笔下的看客与鲁迅笔下的看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深刻地展示了中国普通民众愚昧的精神与奴性的性格。

在沈从文作品中，与改造“国民性”紧密相连的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病态的疗救。在沈从文看来，由于客观环境使然，缘于自身的先天性缺点，作为思想启蒙者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从而影响着他们行使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因而需要疗救。如果说，鲁迅在《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作品中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经济条件或经济解放对“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严重制约的话，那么，沈从文则在《有学问的人》《八骏图》《大小阮》与《烛虚》等作品中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从而提出了疗救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的问题。《有学问的人》中的知识分子沉溺于虚伪的情感游戏。趁着妻子带着小孩出门的机会，身为物理学教师的男子迫不及待地与妻子的女同学打情骂俏。然而这位有学问的人既梦想着婚外恋的春梦，又刻意保持所谓的绅士风度，进退维谷，虚伪作态，自私、胆小的嘴脸暴露无遗。《八骏图》中的身处大学象牙塔中的大学教授们则集体性地患上了都市庵寺症。他们分属文、理学科的学者、作家或教授，虽然拥有社会名流的外在身份，但却无法称得上知识界的中流砥柱。他们在事业上没有什么建树，而各自的两性情感生活却是那样的畸形与错位。有的已有妻室，但却从春宫画中找寻情感的替代性满足，或者变态地去亲吻沙滩女子留下的脚印，甚至与外甥女进行不伦之恋。有的处在恋爱中，但却违背常情，把柏拉图精神之恋当成时髦加以追求，或者痴迷于虐恋，或者脚踏两只船，搞起三角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他们身上，“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完全是紊乱不堪的。一方面，他们无法抑制“本我”即生理本能的冲动。另一方面，自我的知识修养与社会伦理又以“自我”或“超我”的形式紧紧束缚着本能，或者以变态形式压抑着本能，以致出现都市庵寺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沈从文“嘲讽中国的文坛，特别挖苦那些孤高自傲的诗人，以及像八哥博士那样被人抬高身价、会多种外语、八面玲珑、到处活动的专家”。[28] 作品中披着作家、诗人外衣的知识分子们不是自以为是、狭隘自私，就是相互攻讦或沉迷于无聊的争论，以至于丑态百出，斯文扫地。《烛虚》中所写的某太太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乃至形成巨大的反差。她虽然留学欧美，受过现代教育，但却丝毫不懂现代人的人生价值与意义，以致“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虽然“出外与人谈妇人运动”，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对妇女解放的含义一无所知，或并不懂得妇女解放的真正含义。正因为如此，她与另外两名上等身份的妇女，在抗日战争时期“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赌博”。就她们而言，“五四”运动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但“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人”却是一个缥缈的幻影。在《大小阮》中的大阮身上，显示出的更是堕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市侩哲学与庸人之道。作为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生的大阮，照说应该是民族的栋梁与社会的精英，然而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活土壤中成为文化的怪胎。与堂侄小阮关心国家大事不同，大阮最关心的是钱——小阮借了他50元钱之后，因为钱被借走“睡不着觉的”，他立即写信给堂兄编造谎言，以便索回欠款。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当作家，当作家的目的是为了出名，出名的目的是为了找女人取乐，受女人崇拜。家有三千亩地的他最终也娶到了官家女，回到南方的母校当上了官（训育主任），过起了舒适的家庭与个人生活。对他来说，“生存另一目的就是吃喝，活下来是醉生梦死”。小阮坚持社会革命，信奉“要世界好一点，就得有人跳火坑”，因此屡屡不顾个人安危参加罢工或绝食等政治活动，结果牺牲了性命。而大阮的人生哲学则与之相反，坚持“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民族的命运被他完全抛诸脑后，图的只是个人的升官发财与过小日子，并认定自己的生活上诸事顺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生信仰。而他这样的人生信仰无疑宣告了少数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死亡，他们已经走向启蒙的反面，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

“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29] 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境中，启蒙总体上是以救亡为目的的，即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作品的启蒙话语同样服从于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