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代几大花卉种植基地

漆侠先生指出：“花圃，原来是贵族、官僚、封建主庄园的附庸，到宋代也成为独立的商业性的农业。”[35]确实，宋人种植花卉是为了出卖而不是为自我欣赏。由于宋代的花卉消费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因此，围绕着这些花卉消费中心各地因地制宜形成了许多著名的花卉生产基地。

首先，洛阳是著名的花都，所产牡丹为“天下第一”，所有花圃皆种植牡丹，其中的天王院“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因而有“花园子”之称[36]。苏舜钦有诗云：“韩君问我洛阳花，争新较旧无穷已。今年夸好方绝伦，明年更好还相比。”[37]司马光诗云：“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土沃得春多。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38]可见，牡丹遍布洛阳全城，日新年异，成为人们喜爱的花种。

其次，其他花卉也各领风骚。如菊花，刘蒙就说：“洛阳风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数，比他州为盛。”芍药之产，仅次于扬州，“芍药天下比以维扬为称首，然而，知洛之所植，其名品不减维扬”。[39]再如梅花，也颇著名，有江梅、椒萼梅、绿萼梅、千叶黄香梅等优良品种[40]。邵博对洛阳花品有一个总结：“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数百种；而又远方异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属，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故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41]

洛阳东南的维扬，古称陈州，是另一牡丹产地，北宋时该地种植的牡丹，比洛阳还盛且多，“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42]，可见其花卉种植面积之大。蜀的彭州也是盛产牡丹的地方，“彭州又曰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43]；蜀地海棠也很盛，宋人陈思《海棠谱》序中说：“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并说蜀州海棠可与洛阳牡丹相抗衡。陆游在《剑南诗稿》中写有蜀中风物的诗词1100多首，其中专咏或兼及海棠的有40首。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当时成都故燕王宫、碧鸡坊、合江园、东城、锦江两岸和私人园林赵园、张园、施园，都是以海棠的繁雄著名。甚至于连洪雅这样一个偏僻山区小县也“地富海棠”，“惜其繁艳为一隅之滞卉”[44]

扬州是芍药产地，以“芍药名于天下”，“非特以多为夸也，其敷腴盛大而纤丽巧密，皆他州不及”，“洛阳牡丹俱贵于时”[45]。苏州的菊花，“城东西卖花者所植弥望”[46]。“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47]。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塍田埂》载：“东西马塍，在余杭门外，土细宜花卉，园人工于种接，都城之花皆取给焉。”[48]叶适的诗写道：“马塍东西花百里，锦云绣雾参差起。长安大车喧广陌，问以马塍云未识……”[49]，从中可见，马塍种花之多，面积之大。

再次，广州城西九里的地方，也是一个种花基地，种植面积大，被称为“花田”，主要是培植外来奇花异卉，如茉莉及素馨等[50]。

最后，宋代花卉作为重要经济作物，环绕鲜花消费的主要市场——大城市，各地因地制宜形成了各具特色并颇具规模的商品花卉生产基地。各类花卉基地中以牡丹为最，中原地区就有洛阳、陈州，四川有天彭，东南有浙东、苏州等栽培中心，而以洛阳牡丹甲天下；此外，四川昌州被誉为海棠香国，洪雅也以盛产海棠出名；杭州、嘉应、苏州等太湖流域栽种梅花，盛况空前，初步形成了“南梅北杏”的局面；杭州茶花也极驰名，国内引种栽培十分活跃；开封、杭州、广州的茉莉闻名于世；扬州盛产芍药；湖州、杭州一带盛产莲花；洛阳、虢州的菊花闻名江北，徽州、吴门、石湖、吴中的菊花名噪江南；临安、苏州则为全国菊花栽培中心；浙江钱塘、临安、萧山一带多产水仙花；兰花的著名产区是宜兴、杭州、绍兴、温州、涪州，而以漳州兰胜于诸州。回眸两宋的花卉业，真令人有“花木缀百城，芳香飘万户”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