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人格的定型：自我“造命”与“济世”情怀
一 自我“造命”
陈衡哲在一篇对话体小说《运河与扬子江》中，叙写了运河和扬子江对待命运的两种不同态度，运河依循既定的渠道流淌，它仰赖别人给它塑造生命；而扬子江却要“塑造自己的生命”。对于扬子江而言，运河只是一个“快乐的奴隶”，成毁皆由人。而扬子江却能穿透石壁、荡平山崖，按照自己的意志流向东海，是一个“劳动的主人”，它信仰奋斗，歌唱奋斗。因为：“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的生命是美丽的。”[75]扬子江与命运搏斗的强力意志正是陈衡哲自我“造命”的真实而生动的映照。陈衡哲从小便热衷学习知识，探究新思想。而赋予她“造命”思想，并且殷切鼓励她走上“造命”道路的，是她的三舅庄思缄，“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76]可以说，自我“造命”构筑了陈衡哲文化人格的重要一维，是理解其精神特质的关键。
陈衡哲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传奇人物。她的“造命”思想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思想、观念虽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有所动摇，但是，此期现代中国内忧外患，旧思想、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封建婚姻观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德”、女子贞洁观念、缠足风习等仍然束缚着女子的精神发展，“我童年时代的道德环境十分传统。如同旧中国任何一个士大夫家庭，它的精神十分类似于安德鲁-萨克逊国家中流行的对生活所抱的清教徒式的态度”。“女大当嫁，这当然不用说，可是丈夫要由父母选择。女人绝对不能有情人，只有轻浮放荡的女人或者无知阶级的女人才会有情人！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应该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她会为社会唾弃。”[77]在当时人看来，要培养成淑女，才能找到婆家，“而成为淑女的必要条件就是一双缠好的小脚”。[78]因为女子“大脚无法被婆婆接受正是缠足维持数世纪之久的主要原因，尽管这给孩子一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因为父母必须负责给他们的女儿找到婆家，他们不敢拿女儿将来的幸福开玩笑”。[79]这种封建、落后的环境，使陈衡哲在自我“造命”的征途中举步维艰。
陈衡哲“造命”思想的核心是“命由我立”的生命自觉，一种对个体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精神。其内容主要有三：反抗意识；开创精神；重视后天学习与精进。而这些都是融合为一体，共同形塑陈衡哲作为独立个体的“造命”意识。陈衡哲关于“造命”阐释的突破在于扩大了造命的范围，认为不只男性可以造命，女性亦可以造命，在她身上展露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志气。“造命”意志的核心因子是反抗性。陈衡哲的性格自小就像男孩子，爱冒险、不守常规，她的乖张叛逆的言行，常令长辈担忧。她小时经常躲在后花园中的假山洞里，还常常爬到园丁靠着长满蔷薇花架的高墙放的长梯子上，把母亲吓得不轻。她还喜欢头上插花，“因为墙头的蔷薇最大最红，所以我常常奋不顾身地去采摘。母亲不准我那么做，她告诉园丁做完工后把梯子收起来。这个禁令一下，我就早早地起床，半吓半求地让园丁把梯子再架起来。母亲起床的时候，我稀疏的头发上早就插满了墙头新鲜的红蔷薇”。而陈衡哲第一次向外界说“不”的是七八岁的缠足风波。因为“缠足很痛又不方便走路”，所以陈衡哲反抗了：每晚上床以后趁母亲不在时脱下裹脚布。三番五次，使母亲很是失望。家里正巧有个坚信三寸金莲的婢女，她努力要说服母亲再给陈衡哲缠足。“那个婢女如临大敌似地开始了对我的进攻。起先她想要同我说理，可是她的道理和逻辑都那么可笑，所以我只是嗤之以鼻。后来她动武了。她想要强行按住我给我缠足。我对她说：‘你一个佣人胆敢这么放肆？主人知道了一定会把你赶走！’我一边说一边挣脱了她，飞快地跑走了。她也想追我，可是她的三寸金莲根本不是我那一双‘船脚’的对手。早在她追上我以前，我已经跑到我家后头的花园里，砰的一声把她关在门外。”[80]陈衡哲母亲思想开通，经过多次的反抗，最后缠足之事不了了之。
如果说，陈衡哲小时候反抗缠足，是因为身体不适而进行的本能反抗，那么，17岁坚决抵抗父亲的包办婚姻，则是她主体意识的觉醒。她坚信作为女子，也是一个“人”，也有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将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牢牢地束缚在以宗法制为主体的等级观念上，所有人都丧失了作为“人”的权利和天性。这其中，妇女受到的压制更为深刻。婚姻，对于中国传统女性来说，从来不是一件能自己做主，争取权利的事。陈衡哲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身边太多这种身不由己的女性悲剧，她们的不幸命运让陈衡哲深感痛惜。所以，当她从三舅那里知道西方女子的自立、自由；当她读到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倡导的男女平权等新思想；当她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压制人性，压抑人的主体自由的实质，陈衡哲对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婚恋自由是自轻自贱的行为，然而，陈衡哲却大胆地提出质疑，并对自己的包办婚姻誓死不从。当然，她的反抗在当时是极端的，就是直接宣称“独身主义”。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抗，尽管亲友们知道她立志独身的消息，“都可怜我，又感到很好奇”，但在当时却无疑是有效的。“自从那次因为给我定亲发生的风暴之后，我在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因为父亲软化了，放弃了把我嫁给他挑选的男人的希望。要不是他偶尔带笑说他要在衙门后面给我造个尼姑庵，我大概会完全忘记这场风暴曾发生过。”[81]
陈衡哲的“造命”思想包含了修身立己与“经世”的意味。她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天命论”，认为知识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获得，命运可以经过自己的奋斗而改变。陈衡哲对达尔文、赫胥黎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有着独特的思考。在《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一文中，针对有些人将适应环境作为人的目标，以及将不能适应环境作为一件悲观之事的现象，她指出，“这个态度当然是与以‘庸范’（The Norm）为人才标准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的。它的结果，是使人类成为平凡化，是使他们不敢与众人标异，是使他们不敢拂拗环境”。[82]当然，适应环境并不与改造环境相对立，改造环境是对适应环境的更进一步，当环境的压迫异常凶猛，或者环境本身异常恶劣之时，仅仅适应环境就是畏缩懦弱的表现，此时便有必要去改造环境，因为只有能使个性得到解放，使其在创造方面得到发展的环境，才值得适应与服从。但是，中国的环境已是恶劣极了，“频年的内乱，新旧文化的冲突，社会判断力的痹痪，社会裁制力的消亡，都足以奖励人类弱点，使之继长增高，压迫人类的优点，使之无由发展。结果是产生了一个适宜于自私自利的环境，适宜于任性纵情，放荡狂乱的环境，适宜于卑鄙贪婪，蝇营狗苟的环境”。[83]身处此种环境之中，陈衡哲鼓励人们要有反抗恶势力的勇气和改造环境的决心，唯有如此，才能杀出重围，去担负自救、救人的伟大责任。陈衡哲指出中华国民所面临的第三条道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的路，这条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84]陈衡哲相信这样的真理，“真金不怕火烧”，因为“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炽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陈衡哲相信，不论是民族国家还是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在后天的修养与实践中去改造环境、创造命运。
1914年，陈衡哲作为第一批庚款官费女生留学海外，实现了自己进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愿望。中国近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里，有过留学经历的不多。据中国现代文学馆资料统计，只有陈衡哲在1914—1920年间留学美国。白薇于1918—1926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御茶水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主修生物学/文学；苏雪林在1921—1925年留学法国，在里昂海外中法学院学习西方文学与绘画艺术；林徽因于1923—1928年留学美国，在宾州/耶鲁大学主修美术与戏剧；杨绛于1935—1937年、1937—1938年留学英国和法国，以旁听自修的方式在埃克塞特学院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她们所走的异国求学道路为后来者开辟了前行之路。留学期间，陈衡哲对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给予了实际上的支持，被胡适誉为文学革命“最早的同志”。1920年，学成归国的陈衡哲被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这之前，全中国还没有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变革性的事情。陈衡哲任教时间短，但关注现实问题，著书立说，在中国新文学园地上无疑有着开荒的重要意义，是女性文学的先驱和开拓者。
从宽泛的意义而言，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因着特殊的时代境遇，或多或少都有创造自己命运的经历，凌淑华出生于一个孩子较多的大家族，自己把握机会向名师学画是创造命运；萧红从东北逃出，历经艰难困厄，走上创作道路也是创造命运。女作家们这些经历都可以称得上是宽泛的造命。但是，在20世纪早期的女作家中，陈衡哲的造命具有特殊性与代表性。第一，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说出“造命”这个词的女作家；第二，“造命”意识贯穿于她成长、创作与研究的始终。可以说，她的强大精神动力都是源自她的“造命”意识；第三，作为一个受过教育又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她用自己的“造命”呼吁并推进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争取。因此，陈衡哲“造命”意识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她个人的成就有多高，创作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而在于其文化意义，在于她的自由信仰以及传递“造命”意识的执着，这是她不同于宽泛的“造命”的意义。[85]
二 “济世”情怀
陈衡哲的“造命”蕴含着的是一种思想变革，一种从内到外的变化与创造。这种变革首先是从自身出发和孕育的。于己，在变革激荡的时代努力创造命运，安身立命；于己之外，则是带着知识分子的热情、责任感和良知，为民族复兴谋划前进的路。这时候的“造命”没有传统的“天命”的影响，是基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救亡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对近现代中国的知识者而言，所生活着的时代犹如黑夜，沉闷、冗长、让人窒息；混乱动荡，贫病愚顽，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20世纪中国在这无尽的沉沉暗夜中蹒跚前行。怀抱着梦想与希望的知识者在这样的时代与社会中，感受着更深的迷惘和失望。因为这几乎是一个理想与现实断裂并且无桥可渡的过渡时代。“这个觉悟是对于那个时期的青年的一个哀的美顿书，他（它）不啻是说‘剧烈的文化冲突是开始了，你们这些未来的过渡人物，打算怎样？’”[86]时代显现出一种积重难返的黑暗，一种无法接续未来与梦想的绝望，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追求理想的脚步。陈衡哲确立了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造桥工作。”她说：“我们生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却没有现成享受这些的福气；我们须得用脑汁心血去换取，我们须得裂肤折骨的去争得。这便是我们的造桥工作。”[87]陈衡哲明白生活在过渡时代的人，要渡河并非易事。而造桥工作远远没有完结。并且“这工程也是一天比一天困难”。而为什么“造桥工作”会如此艰难呢，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我们这二十年来的工作，大抵是具体的，是局部的，而现在的工作，却多是属于道德及思想范围之内的，它已成为一种普及的人生观的战争。……不但如此，这些人生观的问题，这些道德及制度的观念，大概是伏根甚深，势力甚厚，彼此的关系又是十分复杂而繁多的；故与这些事物的作战，也常常是深刻的，玄妙的，隐微的，是非常混乱的，出力多而成功少的。故非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非有极大的自信心及忍耐，我们现在的作战，是绝对不能得到胜利的了”。其二，“在二十年之前造桥的人，现在由于各种原因，使造桥的工作半途废工”，所存留的不多几个人仍在苦力支撑，不过“他们现在是悄悄的工作着，不像从前的轰轰烈烈了；他们现在是孤寂的工作着，已没有从前的安慰与鼓励了。假使他们不是为了对于那岸的信心，假使他们没有对于后起青年们的深爱，他们便将支不住这个形神交伤的苦生活了”。[88]
陈衡哲勇于剖析社会，敢于揭露社会黑暗面，她抨击丑陋，批判旧习俗、旧观念，她不粉饰，也不遮盖。1935年，在一篇名为《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的文章中，陈衡哲说在这个患难时期，横在我们中华国民眼前的道路有两条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一，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头上舐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因为在向来缺乏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民中，对于国家的巨耻大辱，恐怕只有受过高度训练的人方能感到，一般民众对于它是大概有点莫明其妙。原因无非是，一是愚，愚则不能分别友与仇；二是穷，穷则管不到口腹以外的闲事。最使我们感到无地自容的，却是那走第二条路的人。属于这一类的，“有那些吸食以强力运来的白面的人，有靠了国权的零落而营私自肥的人，有那种种式式的道地汉奸，自诗人总理起到天津的地痞止。但近来我又发见了我的孤陋寡闻：原来这条路上最时髦的步伐，乃是这把那已经枯竭的中国银钱，兑汇到某一个强国去，存在那里，等着。等到这争气的社稷发生了根本上的摇动时，他们便携了妻儿，带上细软，到那正在摇撼这个社稷的国家避难去也！（这绝对不是谣言，我说得出这些聪明人的姓名。）我对于这一类人，真忍不住要大叫一声，‘一个人该还有一点起码的廉耻呀！’虽然明知道这呼叫也是达不到他们的耳鼓的”。[89]
生活在一个变动而不安定的时代，陈衡哲呼吁国人能从旧思想、旧观念、愚昧和独裁的政治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为知识女性，她尤其关注妇女问题，她说：“旧礼教，旧制度的压力，大半是落在女子身上的。双重道德的标准，纳妾的恶习，诸姑妯娌逼居一家的生活，无后为大的观念，以至于无才便是德的一类女子做人的标准，岂不都是我们所认为不合理的人生观吗？但它们不合理的牺牲，却差不多尽是女子。结果是中国社会上的畸形道德。因此之故，不但一般平庸的女子留在古堡之下的，比一般平庸的男子为多；即一般有天才有勇气去造桥的女子，她们的工作，也比和她们一同造桥的男子们的工作为艰难困苦。”[90]陈衡哲同样深刻感受到孤身奋斗的艰难，她觉得近几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民众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的车轮正在倒退。她呼吁让年轻一代“少作旧礼教、旧习俗的牺牲，从而让年轻一代节省他们的精力去从事更伟大更高贵的救国救民的任务”。陈衡哲愤激地说道：“中国古谚有云：‘毒蛇噬臂，壮士断腕。’如果中国和文明世界希望挽救那只手，那个在革命性的葬礼中被牺牲的宝贵东西，他们唯一能采用的明智之举不正是消灭那条毒蛇而不是对勇士说：‘等等，你的手很宝贵！’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勇士愿意等待也是无用的，因为被毒蛇咬过后毒液会渗入他的血液，最终导致他的死亡；而他那只宝贵的手，虽然仍连接着他的身体，也将和他一起死去！”[91]
消灭“毒蛇”，并且在迫不得已时必须有切断勇士之腕的“断腕精神”，是她践行自身使命的精神动力。在陈衡哲看来，咬噬中国这位“勇士”的“毒蛇”，自庚子之败时已经狠毒无比，它们是中华民族的三个大溃疮：一是愚，二是弱，三是穷。作为庚子赔款学生，她有着难言的惭愧和羞愤，她在清华大学22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时痛心地说：“我们却又是那样的穷，穷到要人家可怜我们，把赔款退还我们，穷到要拿这个纪念国耻的金钱，来办最高的教育，来送青年学生出洋读书。即以我个人而论，假若不是靠了那个赔款学额，我便要连那一点求学的梦想也达不到。这是何等难受的一个境地！”[92]在此，陈衡哲并不否认庚子赔款在促进中国文化、科学事业发展上的贡献，但更关注的是接受、使用这一退回的赔款所体现出的国家贫弱、尊严丧失，和对青年学子心灵的冲击。尤其让人焦虑的是，庚子之败过去30多年了，“现在，我们又遇着第二个国难与国耻了。……但见愚是依旧如故，而弱与穷则又加甚了几倍。我们再看看国外，则见三十三年前的那个国际形势，是已经改变得不认识了。老大的土耳其，既已不再为我们做着替死鬼；而国际竞争的焦点，又早已从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洲移到太平洋的东岸和中国的本土。我们现在是不能再靠着在三十三年前，曾经救过我们的那个国际形势，来苟延残喘了”。[93]国际形势是愈加险恶，国内的情形似乎更加让人沮丧。陈衡哲认为在国家遭到如此严重的难关时，从一个小百姓如她的立场来看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感到一己的无能与无力，但是这样消极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个国家遭到像我们现在这样严重的难关时，一切说话都是等于白费。但我们也不能单单等死，我们至少也要在死路中找出一条活路来。”[94]她鼓励国人要齐心协力，同卫邦国，要坚定不移地走“‘知其不可而为之’拼命的路”和“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作一个坚韧的“内在的预备者”，即“是在这个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话说的，‘真金不怕火烧’；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炽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95]可以感受到身处过渡时代的陈衡哲那浸润在灵魂深处的使命感和深层的爱国情怀。可以说，这个“造桥”者形象完整而深切地展现出陈衡哲那令人感佩的精神世界，一个勇于担当、积极建设的学者的精神世界。
陈衡哲不畏权贵，在时评中直言不讳，彰显出强烈的批判意识。1922年5月，陈衡哲、任鸿隽一家从上海启程前往四川。任鸿隽此次打算兴办实业，筹建钢铁厂。但是到了四川才发现，四川的封闭落后，让他们深感失望。任鸿隽和陈衡哲将自己对四川的观察和思考写成文字，希望能够改变这混乱不堪的现状。任鸿隽先后发表了《四川军队概况》（7月9日）、《统一与川局》（7月30日）、《战后的川局》（9月10日）等，来揭示四川现有的问题。与任鸿隽温和稳健的笔调不同，陈衡哲下笔更有锋芒，她写了一篇名为《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的文章，发表在7月13日的《努力周报》第12期上。她开篇即写道：“四川的‘糟’，就是写一百页也写不完。简单说来，现在四川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吃人的，一个是被人所吃的。吃人的又分为大嚼大吃的，和小嚼小吃的两等……”，进而陈衡哲分析导致四川政局混乱、民不聊生的原因，“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军界，因为四川此时除了军事，没有别的政事。”“到了四川之后，才知道‘政府不尽职’的几个字，还是极文明社会上的产品。因为四川不但没有能尽职的政府，并且没有政府——只有无数的强盗窝。他们所管的事，不是市政、路政、教育、实业等等，这些都是几个书呆子的梦话。他们所管理的，是分派赃物，安置私党，联络声气，以及一切鱼肉人民以自肥的事业。”同时，陈衡哲也认为商界和学界没有联合，四川老百姓生活困苦，兵匪横行，社会动荡等，也是导致四川如此不堪的原因。陈衡哲于6月27日写完这篇文章，28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她要把文章分寄四川的“Robber-Barons”，所以要胡适“千万要把他登出”，并且让胡适将这一期刊登她文章的《努力周报》寄50份来四川。“老实说来四川实在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我深信我这篇东西颇有一点价值，只不知道《努力》的读者以为如何？”陈衡哲力图将新的变革思想尽可能地扩散，并能达到实际的效果。6月28日，她提到她与任鸿隽时常外出讲演，“我到此后常常出外演说，我的唯一目的是叫四川人憎恶军人，和立志驱逐军人，只不知道可有一粒子落在肥土上否”。[96]10月3日，陈衡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一）编西洋史大纲。（二）为川中的青年制造一点反军阀的心理（演说、文章或在言论社交之间）。此事在四川为之真如逆水行舟，甚为费力，然颇有可慰的效果。（三）做点文艺小品自遣。”[97]然而，实际上，任鸿隽、陈衡哲“想创造点事业出来做”的愿望却因现实掣肘因素太多而未能如愿。1922年11月，陈衡哲夫妇带着失望离开四川。
1923年，胡适邀请陈衡哲加入努力社，4月5日，陈衡哲写信给胡适：“你们把我邀入努力社，我很感谢你们的厚意，但我对于政治上恐不能努力，这一层大约你们也不曾希望我的。我所能努力的，是借了文艺思想来尽我改造社会心理的一份责任。”[98]这是陈衡哲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身份定位与价值追求，她以积极的姿态通过文化救国的方式担当起自身的建设使命。陈衡哲曾经辨析过一个人为社会与国家服务时所用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的态度，另一种是做事的态度，做官的态度即是占有动机的表现；而做事的态度，也即是创造动机的表现。“因此，我们不但希望，一切有创造天才的人，都能摒弃虚荣，为做事而努力；而且还希望，社会的意识能进步到一个地步，使一个平凡的人，也能为做事而努力。这样，不但无禄位之人将不愿持做官的态度来治事，而且做官的人也将不愿把‘官’看得比他的职务更为重要了。必待到了这个地步，一个社会方能向着光明处发展，一个国家也方能向着建设的大道上进行。”[99]陈衡哲有着以救国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她选择用致力于“做事”、创造和贡献的态度来践行她的责任和使命。20世纪前期是一个摧毁破坏多于保存建设的时代，陈衡哲却始终以建设的态度来实现她的社会理想。“对于那中外男女前辈用血汗脑汁为我们争来的一点福利，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把它们轻轻的浪费，以断绝后来妇女们前进的路？我们对于已往和将来的女界，没有一个传授火炬的责任吗？”[100]她以一个传授火炬的责任心为社会的改造，为文明的重建，积极地努力。她说：“我们的工作比如是救火，而一个无权无力的小百姓如我者，又哪里能得到什么良好的救火工具呢？我所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水勺子；但我不灰心，我仍旧一勺一勺的从塘里舀出水来向着那火焰浇去。我希望凡是社会上关心儿童康健与民族前途的人士们，也都能用他们的小勺子来给我们加添一点水；一勺子的水虽然没有用，千千万万小勺子所含容的水量却尽够我们去浇灭一个大火了。何况那许多握有救火工具的朋友们，他们对于救火的工作，一定也是抱着同样的，或是更大的热忱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最大希望，是应该在他们的加入这个工作上，而不在我的这个小勺子的忽然变为一个五石瓢上！”[101]铺路造桥的开创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积累工作，都是“一点一滴”的努力，虽然难以收一时之功效，但是终归有一天会有所成，这种愚公移山式的建设精神，在战乱不断的年代，足实难能可贵。对此，胡适有着同样的信仰，“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102]这种“一点一滴的改造”已成为胡适“个人的宗教”，也是以胡适、陈衡哲为代表的文化学者们“共同的信仰”。这个对“将来”的信仰，始终激励着他们在文化建设领域播种耕耘。
陈衡哲的建设观还表现在她对种种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认识及解决方案上。如对妇女问题、鸦片公卖、教育问题、自由婚姻、儿童健康、清华大学与国耻等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及建设性建议。1932年，针对政府公卖鸦片以挽救财政之举，陈衡哲持坚决反对态度。“我们对此殊有其不胜危疑之处。我们以为救国当从大处远处着眼。财政破产固然当救，人才破产不更当救吗？丧权失地固是亡国之兆，民族衰弱不更是亡国之兆吗？土匪蔓延当剿，毒药蔓延不更当剿吗？最根本者，宜莫如教育的破产，然尚不若全民族之身体与道德的大崩溃之更为根本。总而言之，无论外祸内患，天灾民穷，较之民族生活力的破产与衰亡，尚有标本之不同。……故我们以为鸦片该不该公卖，是一个问题，鸦片及其他毒品该不该无条件的禁止，又是一个问题。……我所欲言者，乃是鸦片及其他毒品，应该无条件的禁绝——禁种，禁吸，不但禁卖——盖鸦片及其他毒品毁灭人种的力量，较之其他一切尤为深刻，尤为彻底。……这个意思，国府诸公，岂不知之。特不知政府诸公有去恶务尽之决心否？对于这些从根本上毁灭我中华民族的毒品，有无条件禁绝的决心否？有牺牲眼前的一切——即使被牺牲者，为军事，为财政，为人情——而为我民族的生活力留一点余地的决心否？语曰‘毒蛇鳌手，壮士断腕’，国府诸公不趁此时断腕，还待何时？”[103]如此深谋远虑，鞭辟入里的论述，如此诚挚恳切的质询请求，展露出陈衡哲深切的忧国之心。
陈衡哲对国难与抗战的认识，同样展现她的“建设”理念。1937年12月，陈衡哲撰写了《国难所奠定的复兴基石》，就在战争中寻找到了建设与复兴的希望，表现出一种超出“现在”与“此地”的更高更远的眼光。她认为抗战是一种手段，假若没有民族复兴的希望在，那么抗战也失却其意义，必待有了民族复兴的目标，才能显出它的重要与伟大。抗战胜利与否只会加速或推迟民族的复兴，但却不会阻止民族复兴的进行，抗战犹如水流，而复兴乃是行舟。暴敌侵寇与抗战的暂时失利只是逆流危湍，会使人民更加团结努力，而复兴的基石也将更加坚固，因此抗战无论胜利或是暂时失利，都是有益的，只要能紧紧抓住民族必定复兴的信条。同时，她指出了国难时期已然出现的几块复兴基石。一是中华民国的统一，她期望抗战能帮助中国从一个分裂支离的军阀封建社会中，超升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统一国家。二是民食民用自给的机会，借助于经济封锁的困局来实现民族经济的自主自立。三是民族返老还童的实现，让古老民族能够在壮怀激烈的奋战中实现民族精神的奋发。四是民族在人格上的火洗礼。认为国人经过抗战的磨砺，民族人格将会达到一个火炼真金、浴火重生的境地，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坚贞人格在救亡上的力量，比了坚甲利兵还要伟大”。[104]陈衡哲将深重残酷的民族灾难，视为“天之将降大任”的一种试验，“多难兴邦”一个哲理的实现，从而能够超越战争带来的痛苦，失利带来的恐惧，以一种更为理智成熟的心境来面对民族危局，“我们在最后方的民众，虽然不能上阵杀贼，下阵运筹；但假使我们能时时刻刻注意到这些新出现的复兴基石，把它们一块一块的雕琢起来，一块一块的树立起来，静静的，悄悄的，在无人注意的山隅海涯间，独自的或协力的工作着，那么，我们也可以算是尽到中华人民的一个重要天职了，也就对得起那些正在浴血抵抗的忠勇战士们了”。[105]
在陈衡哲看来，将精力倾注到民族复兴的建设工作上，同样是担负起了救国的责任。她从自身经验出发，指出对智识界女性而言，救国工作中的最切要处是为中华民族保留一点元气，其中，救济儿童更是女性们的专职。陈衡哲希望智识界女性不仅能够自食其力，自己缝纫、烹调、养鸡种菜，满足最低限度的养生所需，而且，对于孩子，也要教导他们学习一点这种人生的基本职务。同时，需要改良环境，教农夫怎样增加收获，农妇怎样清洁茅屋等农村事业，知识妇女们在农村大有可为之处，还在于可以提倡各种各类的小型工业。“一方面既可以改良农村的窳朽手工业，使农人的收入增加；一方面又可以供给自己及家庭的日常需要，俾都市的产品也可以在农村中得到；而最重要的一方面，还可以为国家改进工业，增加富力，为他日的建设做一个预备。”[106]在这里，陈衡哲对于战时知识女性的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划。当然，不管这一规划是否可行，但这种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却是真实诚恳的。
陈衡哲的“建设”情结，旨在文化的承续与民族的复兴。作为过渡时代的人，陈衡哲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过渡时代的生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辛勤与努力。所以，陈衡哲认为既要渡过那河岸，“复兴这个古堡的伟大事业”，首要的即是摒弃懒惰、自私的人生观，否则即使能凭了一个桥，平平易易地渡到了那岸去，也没有什么意义。“离开了一个古堡，走近了一个新堡，而坐在它们的底下却是一样，请问又何必多此一举？……总而言之，若使一个人的人生观不改良，若使他的人格已经腐败，那么，在此岸与在那岸实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若果真要到那岸去，必须先有一个造桥的勇气及信心，即使我们已经无需自己造桥。这个信心及勇气，即是我上面所说的第二种人生观，那个进取的，负责任的人生观，那个不为一己谋福利，而唯真理与社会的幸福是求的人生观。”[107]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展现了陈衡哲深层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
[1] 本部分内容主要依据《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 陈衡哲的祖父、父辈均曾为官，父亲堂兄弟五人，其中两个进士，三个举人。嫡亲大伯陈鼎是进士，翰林院编修，浙江乡试主考官，参与戊戌变法，与六君子一起绑赴刑场后被恕流放湖南；嫡亲二伯陈范是举人，曾任江西铅山知县，也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苏报案”馆主；父亲陈韬也是举人，历任四川多处县令、知府等职。
[3]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4] 陈钟英，字槐庭，湖南衡山人，晚清诗人。早年随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曾任浙江黄岩知县，著有《知非斋诗抄》《平浙纪略》（同治十二年浙江书局刊刻），纂修《黄岩县志》。
[5]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6] 乾嘉时期的常州地区，有一重要的家族，即毗陵庄氏。其杰出代表庄存与（1719—1789）系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家代代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为后人铭记和仰慕的大家。谭献对“庄氏之学”评价极高，赞叹庄存与遗著的“闳深博大”，认为“国朝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庄氏一家，皆第一流”，“庄氏家学精于惠、大于王矣。”参见谭献《复堂日记》卷1，光绪十一年刊本。
[7] 参见孙丽《近代常州地区才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9年。
[8] 陈衡哲父母育有六女二子，多事业有成。二女陈衡哲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女教授，向来只载男不载女的陈氏家谱，破例将陈衡哲收列其中；四女陈衡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夫是著名戏剧家余上沅，余留学英国专攻戏剧，回国后创办国立剧专（今天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五女陈鹂，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六女陈受为南开大学数学系资深教授，其夫吴大任为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之弟，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9]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0]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1]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12]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13]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8页。
[14]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15]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6]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7]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8]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19]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20]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21]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22]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3]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21页。
[24] 陈衡哲自外出求学到赴美留学，尤其是在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常熟姑母家的活动与细节，因《陈衡哲早年自传》细节、观点与后面学者的相关考证文章稍有出入，本文论述时会相互引证参考。参见黄湘金《陈衡哲早年史迹考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宋庆阳《初月曳轻云：陈衡哲在常熟》，《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1期，特此致谢。
[25]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26]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27] 考虑到女子中西医学院直到1907年年底合校学生才14人，参与此次文明新剧表演的演员，应该涵括了全体女学生，陈衡哲自然也在其中。参见黄湘金《陈衡哲早年史迹考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
[28]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29]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30]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31]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32] 清华学校共录取了10个女生：汤霭林、陈衡哲、王瑞娴、周淑安、张端珍、唐玉瑞、杨毓英、韩美英、薛林旬、李凤麟。转引自蔡孝敏《清华大学史略》，《国立清华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2页。
[33] 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纪念我的舅父庄思缄先生》，《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34] 周诒春（1883—1958），安徽休宁人，生于湖北汉口。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8月担任清华学校校长，他着眼于民族教育独立，最先提出把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成完全大学的计划，以严格治校著称，倡导勤奋踏实、节俭朴素，树立了优良的校风校纪。
[35] 参见陈衡哲《美国女子的大学教育》《重游北美的几点感想》《回到母校去》，收入《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36] 瓦沙大学，建校之初名为瓦瑟学院，是一所女校（直到1969年才招收男生），属于美国女子大学“七姐妹”（the Seven Sisters）之一（另外六所分别为Barnard College，Bryn Mawr College，Mount Holyoke College，Radcliffe College，Smith College和Wellesley College，其中Radcliffe与哈佛大学合并，如今另五所同样享誉全球的美国文理学院仍然为女子文理学院）。
[37] 参见陈衡哲《美国女子的大学教育》，《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38] 任鸿隽：《西方大学杂观》，《任鸿隽卷》，樊洪业、潘涛、王勇忠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页。
[39] 陈衡哲：《美国女子的大学教育》，《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40] 陈衡哲：《美国女子的大学教育》，《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41] 程靖宇：《敬怀“莎菲女士”陈衡哲教授》（下），《传记文学》第35卷第1期，第96页。
[42] 参见《陈衡哲传略》，陈鸡泽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
[43] 陈衡哲：《美国女子的大学教育》，《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
[44] 任鸿隽：《西方大学杂观》，樊洪业、潘涛、王勇忠编《任鸿隽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1页。
[45]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6》，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15—316页。
[46] 参见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0页。韩颖：《〈水调歌头〉“同心朋友”究为谁——胡适、陈衡哲1933年北美行踪考》，《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文章考证陈衡哲女儿可免试免费进入该校的“特殊福利”与1933年这次回归母校大有关系。
[47]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48] 陈衡哲：《来因女士小传》，《留美学生季报》1915年第2卷第3期，第99—100页。
[49] 任鸿隽：《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樊洪业、潘涛、王勇忠编《任鸿隽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6页。
[50] 赵慧芝：《任鸿隽年表》，《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1—232页。
[51] 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229页。
[52] 陈衡哲：《说行星轨道（附图）》，《科学》1917年第3卷第7期。
[53] 陈衡哲：《记藩萨女子大学》，《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第3卷第1期。
[54] 陈衡哲：《致某女士书》，《留美学生季报》1915年第2卷第1期。
[55] 陈衡哲：《永久之和平果可期乎》，《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第3卷第3期。
[56] 陈衡哲：《平和与争战》，《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卷第1期。
[57] 陈衡哲《月》《风》两首诗在初发表时的名字是《寒月》《西风》，皆刊于《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卷第2期。
[58] 陈衡哲：《召夕列（有序）》，《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5卷第2期。
[59] 陈衡哲：《诗录：夕照山暮望》，《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5卷第3期。
[60]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6》，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24页。
[61] 《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1页。
[62]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6》，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27页。
[63]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6》，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7页。
[64] 《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4页。
[65] 史建国：《陈衡哲传：“造命”人生的歌者》，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66] 陈衡哲：《一日》，《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卷第2期。
[67]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68] 陈衡哲：《小雨点》，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17页。
[69] 史建国：《陈衡哲传：“造命”人生的歌者》，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70] 谢燕红、李刚：《五四知识女性话语空间的拓展与让渡——以陈衡哲为考察中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71] 王桂妹：《〈新青年〉中的女性话语空白——兼谈陈衡哲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72] 陈衡哲：《小雨点·胡序》，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6—7页。
[73] 陈衡哲：《鸟》，《新青年》第6卷第5号。
[74] 参见《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9页。
[75]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76]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77]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页。
[78]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79]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80]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81]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82]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83]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84] 陈衡哲：《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85] 胡彦飞：《陈衡哲“造命”意识探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4年。
[86] 陈衡哲：《说过渡时代——为〈大公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作》，《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87] 陈衡哲：《说过渡时代——为〈大公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作》，《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88] 陈衡哲：《说过渡时代——为〈大公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作》，《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89] 陈衡哲：《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5页。
[90] 陈衡哲：《说过渡时代——为〈大公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作》，《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7页。
[91]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92] 陈衡哲：《清华大学与国耻——清华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演说词》，《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93] 陈衡哲：《清华大学与国耻——清华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演说词》，《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94] 陈衡哲：《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95] 陈衡哲：《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96] 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6》，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4—63页。
[97] 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6》，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70页。
[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3页。
[99] 陈衡哲：《做官与做事》，《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100] 陈衡哲：《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101] 陈衡哲：《调查小学儿童健康的结果》，《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188页。
[102] 欧阳哲生编：《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103] 陈衡哲：《论鸦片公卖》，《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104] 陈衡哲：《国难所奠定的复兴基石》，《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105] 陈衡哲：《国难所奠定的复兴基石》，《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106] 陈衡哲：《国难所奠定的复兴基石》，《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页。
[107] 陈衡哲：《说过渡时代——为〈大公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作》，《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