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解阿里斯托芬：历史本体的路径与艺术本体的路径

但问题在于，事实上，对于西方古典学界，近一百多年来，如何理解阿里斯托芬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阿里斯托芬著作的客观事实来看，一方面，它们充满了逗乐、反讽和谐剧情节的虚幻性[33]，仿佛其中的任何言行都当不得真。另一方面，它们无一例外地又都拿当时政治生活中的热点话题来说事，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仿佛其中大有深意在焉，甚至阿里斯托芬还时不时地借谐剧英雄或谐剧歌队之口向观众郑重其事地宣称，谐剧创作或谐剧诗人有严肃的目的和责任。这些宣称著名的有《阿卡奈人》行497—501谐剧英雄狄开俄波利斯（Dicaeopolis）所说：

尽管是一个乞丐，如果随后当我创作谐剧之时，

打算向雅典人言及城邦之事，

你们观众，请别嫉恨于我！

因为甚至谐剧也知道何为正义。

而我将说的尽管可怖，却属正义。

以及《蛙》行686—687歌队长所说：

对于神圣的歌队而言，向城邦

提出有用的建议和教诲是正当的。

但当人们去挖掘其谐剧的深意时，这些深意又为其“逗乐、反讽和谐剧情节的虚幻性”等文本特征所模糊，或制造混乱。

西方古典学家中，著名的如 A.W.Gomme、S.Halliwell、Malcolm Heath等，如果特别强调阿里斯托芬文本前一方面的特征，那么就认为阿里斯托芬仅仅是一个逗乐者，他的作品没有任何严肃性可言。他谐剧中人物的言谈和谐剧的情节都当不得真，甚至他借谐剧英雄或谐剧歌队之口向观众郑重其事的宣称，都仅仅是说说而已，也是不可当真的。对于他们而言，阿里斯托芬仅仅是一位戏剧艺术家，而不是一位政治家。我们将这样一种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的路径称作艺术本体的路径：

一、A.W.Gomme发表于1938年的著名论文《阿里斯托芬与政治》强调从戏剧艺术本体的意义来看阿里斯托芬的谐剧。认为阿里斯托芬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戏剧家，作为一位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目的是给我们提供一幅图画，而不是倡导一个政策。即便（而且肯定）阿里斯托芬本人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找到它对于理解谐剧作品本身无关紧要；并且认为此前学者们的研究，如W.J.M.Starkie[34]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个狂热的保守主义者，M.Croiset[35]以及Gilbert Murray[36]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位温和的民主主义者，都是走错了方向。[37]

二、S.Halliwell在1984年的《阿里斯托芬的讽刺》中认为“讽刺性干犯的盛行……将被理解为对于特殊的节日风气和许可言论自由的表达，而不是对于忠于严肃性准则或真理的声称”[38]。

三、Malcolm Heath在1987年出版的《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谐剧》中认为“政治是谐剧的素材，但谐剧没有相应地去追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39]。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要对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史诗、肃剧做思想甚至是哲学的解读呢？谐剧的戏谐性与思想的严肃性不能共融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事实上阿里斯托芬反讽的写剧方式恰好表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以及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又有一批西方古典学家强调阿里斯托芬文本后一方面的品格，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位严肃的政治戏剧家，他的谐剧对于雅典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超出了剧场：

一、G.E.M.Ste Croix[40]1972年出版的《伯罗奔半岛战争的起源》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

二、D.M.MacDowell在1995年出版的《阿里斯托芬与雅典：阿里斯托芬戏剧导论》中认为阿里斯托芬的“唯一成就……是在他绝不停止娱乐雅典人的同时向他们提出好的建议”[41]。

三、Lowell Edmunds在1987年出版的《克勒翁、〈骑士〉 与阿里斯托芬的政治》中认为：对于政治方面的事物阿里斯托芬不仅终其一生而且每一部谐剧之间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政治观点，但却有一个持续的政治理想：和平而幸福的城邦，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中，不受公众干扰的私人生活状态、耕作、致力于家庭的建设以及虔诚（尤其在公共宴会和节日中）是其生活方式。[42]

四、Jeffrey Henderson认为阿里斯托芬“一直倾向于支持他同时代上层阶级保守主义者社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观点，而他对于克勒翁的敌视仅仅是这种倾向的一个构成要素而已”[43]。

在确认阿里斯托芬剧作有其严肃性的前提下，现代意义的西方古典学研究[44]只是从政治层面来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的严肃性，而且就阿里斯托芬具体的政治立场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保守与新潮。这种聚焦于阿里斯托芬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认识状况，提示着我们，一定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错误，因为我们在阿里斯托芬谐剧文本之中，体会不到这种截然相反的矛盾所带来的灰暗或颓唐，恰恰相反，某种价值立场的坚定和执着所带来的愉悦、自信却在阿里斯托芬谐剧文本中显露无遗，明晰无碍。这些古典学家们的误解不是对语言的误解，而是对由思想本质所注定的思想表达的误解。就目前主张其有严肃性内容的古典学家们的观点来看，阿里斯托芬要么是现代欧美文明的朋友，要么就是现代欧美文明的敌人。所以，要么他将被列入先贤祠，要么就将被钉上耻辱柱。对于同一位著作家却有着如此天壤之别的价值评判，出错的一定不是评判对象，而是评判者本身。

A.W.Gomme在理解阿里斯托芬时的纯艺术本体论立场的一个基点与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观如出一辙[45]：阿里斯托芬有怎样的政治观点对于理解阿里斯托芬的文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不能从《阿卡奈人》中辨别出阿里斯托芬是赞成还是反对和平。更重要的是，阿里斯托芬是一位剧作家，不是一位政治家。对于剧作家而言，在剧作中虽然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却没有对错之分，充分展现对错双方就是艺术的魅力。阿里斯托芬对某些剧中人物表示同情，并不等于他在政治观点上就站在这些人物一边，只能表明这是人物艺术塑造上的成功。如果艺术家不理解他的人物，并以同情之心对待之，他是不可能获得这种成功的。[46]这种观点针对的是：强调历史上事实存在的阿里斯托芬的观点对于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的重要性。A.W.Gomme强调阿里斯托芬谐剧文本作为艺术的存在，认为这才是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基础。在他强调阿里斯托芬谐剧文本的艺术本性，从而建立起对于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的艺术路径时，他没有去揭示出：对于阿里斯托芬这样的生平资料不那么确定和丰富的古典著作家，强调出历史上事实存在的阿里斯托芬是非常不适用的，因为历史上事实存在的阿里斯托芬绝大部分的是由其著作来加以说明的。过分强调历史上事实存在的阿里斯托芬的独立性以将它从其著作的裹挟之中区别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发现阿里斯托芬的政治立场与从其著作中挖掘出政治立场是一回事。之所以把从其著作中挖掘出来的政治立场冠之以阿里斯托芬的政治立场，仅仅是因为这些著作是阿里斯托芬的创作，或者仅仅因为言说的简便而已。

但把历史上事实存在的阿里斯托芬强调出来正是A.W.Gomme所面对的学术背景，这一背景是由 W.J.M.Starkie、R.A.Neil、M.Croiset、Gilbert Murray等更多的是从历史角度来理解阿里斯托芬的学者们所形成。这些学者确定出来的历史上事实存在的阿里斯托芬是：“阿里斯托芬相信，剧场有道德和教诲的目的。在最严格和最窄的意义上，这一目的是指剧场有职责去提高其观众，尤其是指谐剧的职责在于给出好的政治建议。而阿里斯托芬在其 ‘旧谐剧’时期则始终如一地总在给出这样的建议。”[47]现在看来，A.W.Gomme从戏剧本体的路径对于历史本体的路径的批判，成功地将对于阿里斯托芬的研究从专注于阿里斯托芬本人转移到阿里斯托芬戏剧本身，这一转移是符合阿里斯托芬的整个事实的。但是，对于阿里斯托芬戏剧本身的专注并非意味着就只能落入戏剧本体的理解路径之中。因为不仅艺术作品本身也能蕴藏着政治、文化，甚至思想的倾向性，而且在艺术还没有像当今这样鲜明地从人类意识（或思想）中分化出来的公元前5世纪，被当今的人们称为“艺术作品”的那些著作更应该有现实的基础和正当的理由具有政治内涵、文化内涵或思想内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早期的著作“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所以，A.W.Gomme的批判虽然站在了一个并非牢固的立场之上，但却在客观上摒弃了他之前的学者所建立起来的外在于阿里斯托芬谐剧著作的、“历史上事实存在的”阿里斯托芬，指出了在具体地理解每一部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时这样一个先在预设的虚假性。A.W.Gomme批判的贡献在于：在阿里斯托芬研究中，他强调出面对阿里斯托芬戏剧作品本身的重要性。阿里斯托芬戏剧作品之外，关于阿里斯托芬的历史资料是如此稀少，即便有那么一鳞半爪，也是捕风捉影，很难在史学的意义上加以证实。所以，对于史学意义上的阿里斯托芬的关注，很难有所推进，要推进，则只能转化为对于史学意义的阿里斯托芬谐剧作品的关注。

A.W.Gomme之后，W.G.Forrest[48]、K.J.Dover[49]、Hans-Joachim Newiger[50]、Malcolm Heath[51]和A.M.Bowie[52]继续着放弃对于阿里斯托芬观点探究的路径，但他们为这一路径寻找到的证据不是阿里斯托芬谐剧的艺术本性，而是外在于阿里斯托芬谐剧文本的历史事实。另外，正如 Erich Segal主编的《牛津阿里斯托芬读本》的前言中所说：“很明显，对于阿里斯托芬谐剧中战争、政治和当下事件考察的学术论争……大多聚焦于《阿卡奈人》之上。”[53]

在W.G.Forrest那里，甚至还致力于通过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心灵所带来的经验来改变现代“理解者”的心灵，以期获得对于阿里斯托芬创作《阿卡奈人》时境况的“同情之理解”。W.G.Forrest认为，不可能在《阿卡奈人》中发现阿里斯托芬本人的政治观点。阿里斯托芬创作《阿卡奈人》也不是为了去反对阿奇达姆斯战争（Archidamian War）[54]。因为截至公元前425年2月该剧上演之前，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六年，雅典人不仅遭受了瘟疫的折磨，其农庄还遭到了伯罗奔半岛联盟陆军的屡次洗劫，他们的海军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派罗斯（Pylos）的胜利要到这年的8月才到来，这就使得阿里斯托芬创作和上演《阿卡奈人》时，雅典人还处于对斯巴达的痛恨之中，大众的情绪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报复斯巴达，而不是与斯巴达议和。如果阿里斯托芬创作并在所有雅典人面前公开上演的《阿卡奈人》意在反战的话，那么阿里斯托芬就会有叛国罪之虞。A.W.Gomme认为，《阿卡奈人》中，阿卡奈人代表了当时雅典人中主战的大众，而狄开俄波利斯（Dicaeopolis）代表的则是雅典人中少数的反战者，《阿卡奈人》这出谐剧就是上演这两派持相反观点的人以娱乐观众，阿里斯托芬本人则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动机，只是对之进行艺术的展现。但 W.G.Forrest反对这样去理解《阿卡奈人》，他认为，在派罗斯的胜利到来之前，雅典人中持反战观点的人数还不足够多、这些人的发声还不足够大、这些人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还不足以以之为主题去创作一部饱受欢迎的谐剧。[55]而阿里斯托芬把受伤的拉马科斯（Lamachus）拿来与欢快的狄开俄波利斯作对照的真正原因是：阿里斯托芬想在戏剧中实现战争中士兵的真实生活与他们所梦想的幸福生活之间的比照。也就是说，狄开俄波利斯代表的不是雅典人中少数持反战观点的人，而是象征参战的雅典士兵所渴望的幸福生活。

K.J.Dover认为：“我们所意谓的 ‘和平主义’（pacifism）这一术语，是指我们愿意忍受无论什么遭遇，或者眼看无论什么遭遇施加于他人之身，而不倾向于犯下杀人的罪孽。如若根据这一定义作为衡定的标准，那么在《阿卡奈人》中和在阿里斯托芬作品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和平主义’的问题。”[56]接下来，K.J.Dover多方面论证战争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一种常态。最后得出结论说：“《阿卡奈人》并非一粒政治建议性质的药丸，一粒厚实地裹以幽默的糖片，而是关于绝对自私的一个幻梦。”[57]所以，在K.J.Dover那里，狄开俄波利斯代表的是一种绝对自私的个人诉求，而非一种追求和平的愿望。Hans-Joachim Newiger与K.J.Dover一脉相承，认为：“和平主义不为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知，最为民主雅典所有自由而自信的公民所不知。自不待言他不仅应该为他的祖国和神明而战，若需要的话，为之而死，而且为他的政治理念、政治权利和政治成就而战，而死，为他民主城邦的自由和平等而战，而死。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甚至这些东西都一直在受到威胁。以雅典作为标准，斯巴达似乎已经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城邦。在这场战争中，斯巴达的目的不仅在于摧毁阿提卡的势力，而且在于消灭民主政体。不能实现哪怕半完善的政体和制度的和平是不为雅典公民所接受的。这样，人们就几乎不能够论及和平主义，因为它把生看作最高的善。”[58]

A.W.Gomme主要通过强调阿里斯托芬剧作的艺术本性，从而放弃对于阿里斯托芬政治观点的执着探讨的话，而W.G.Forrest、K.J.Dover和Hans-Joachim Newiger则主要通过勾勒阿里斯托芬戏剧创作的历史背景来说明阿里斯托芬剧作表达“和平主义”观念的不可能，他们一方面对于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观点或阿里斯托芬戏剧的政治效用采取“放弃主义”[59]的立场——在这点上是与K.J.Dover一致的；另一方面，他们却依然继承了 W.J.M.Starkie、R.A.Neil、M.Croiset、Gilbert Murray等学者的历史本体的理解路径，虽然得出的是与这些学者相反的结论。W.J.M.Starkie、R.A.Neil、M.Croiset、Gilbert Murray 这些学者从历史本体的理解路径确立出一个拥有持续一致政治观点的阿里斯托芬，相信阿里斯托芬在剧作中对于谐剧严肃性的宣称。但 W.G.Forrest、K.J.Dover和Hans-Joachim Newiger却从历史本体的理解路径否定了阿里斯托芬有一个持续一致的政治观点，认为不仅阿里斯托芬没有赋予他的每部谐剧以严肃的政治目的，而且他每部谐剧的上演也不可能具有某种政治效果。所以，阿里斯托芬的谐剧被称作“政治谐剧或城邦谐剧”（political comedy），对于 W.J.M.Starkie、R.A.Neil、M.Croiset、Gilbert Murray这些学者而言，意味着阿里斯托芬不仅是一位谐剧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对于W.G.Forrest、K.J.Dover和Hans-Joachim Newiger而言，则意味着政治只是阿里斯托芬谐剧的素材，阿里斯托芬只是一位谐剧家，正如Malcolm Heath在《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谐剧》中所说：“政治是谐剧的素材，但谐剧没有相应地去追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60]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对于阿里斯托芬剧作是否具有政治效用，Malcolm Heath是持反对观点这派学者的殿军人物，他2007年修订出版的《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谐剧》则是该派观点最为系统而深入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