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清王朝经历了前中期“康乾盛世”局面，到嘉庆、道光年间，显露中衰的态势。云南史学前辈木芹先生认为，受地理区位、开发进度等因素影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对于内地有一定延时性，从乾隆中期至道光十年（1830），云南全省民田、屯田保持增长态势，农业赋税征收额相应增加，玉米、马铃薯等山地耐旱作物广泛种植，促使农业经济发展，同一时期，云南人口增长了1倍，高于该时期全国人口增长率。[1]至咸丰元年（1851），全省人口规模据估计达到1267.5万人。[2]

从嘉庆元年（1796）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结束对云南统治，历时116年，这一重要历史时段属于清王朝统治云南的后期，最大特征是“变革”，变革的力度、深度、广度均是前所未有的。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作为西南边疆省份的云南，社会矛盾出现逐渐尖锐化的趋势。嘉庆二年（1797），滇西12厅州县人民因地方政府“压盐致变”，爆发大规模暴动。猛猛土司区爆发反抗暴虐土司的暴动，维西、元阳相继发生土民武装反清起义，规模相当大，反映社会矛盾走向激化。云南矿业开发出现疲态，多个银矿因“洞老山空”歇业，铜产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矿业开发滑坡，白银外流，物价低落，经济疲软，不景气状况至道光朝更趋恶化（史称“道光萧条”），造成矿民失业，游民问题突出，人地关系紧张，以民间秘密结社活跃、治安状况恶化等形式反映出来。围绕着争夺矿产资源开采，回汉矛盾公开化、暴力化、蔓延化，清朝云南各级政府官员均无力挽回颓势，一味操纵利用，一再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咸丰年间滇西杜文秀、李文学起义，滇东南临安府马如龙起义，滇东北昭通府大关厅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是规模大、波及地域广的三支，零星点状的反清起义更是繁多。汉回冲突当然与清王朝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有关，其实更是云南整体层面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外在表现之一，清政府因国力式微而对云南治理能力的下降，清云南地方政府统治权威的丧失，才是问题的实质与核心。与同时代发生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西北地区的陕甘回民起义和腹心地区捻军起义结合起来思考，得出上述结论是不困难的。所以说，云南咸同反清大起义所反映的汉回民族关系的恶化是“果”，国家治理失败才是主因。

咸同两朝云南爆发大规模反清起义，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一度陷入崩溃境地，清政府通过调整军事战略，实现战局重大逆转。至光绪初年，各地起义武装被镇压，全省战火基本熄灭，清政府的地方统治秩序原可重新走上正常轨道。可是云南外部政治地理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光绪元年（1875）英国通过“马嘉理事件”恫吓、讹诈，索取云南权益，随之而来的是法国加快侵略越南北部的步伐，光绪十年（1884）悍然挑起中法战争，停战后通过与清政府谈判，化败为胜，达到沦越南为“保护国”的殖民目标。不久，英国发动侵略上缅甸的战争，通过武力一举吞并全缅甸，刚从战争中脱身的云南迅速被边疆危机的阴云所笼罩。

云南从王朝版图西南一隅，毗邻藩服，变成了封疆大吏认知的“边疆要地”[3]“地居边要”[4]，即政务繁杂，边务严峻，寸土必争的国防前沿。云南亦被纳入了对外开放通商的体系，融入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近代变革潮流。尽管多位封疆大吏从国防安全和地方管理角度表示反对和忧虑，然而没能阻挡蒙自口岸于光绪十五年（1889）对外通商，设立海关，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从此经由蒙自海关大量进口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棉纱、棉布，美国、日本的煤油、洋灯、洋伞、洋针、火柴等近代工业品也漂洋而来，对外出口个旧大锡，成为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市场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道“窗口”。光绪二十三年（1897）思茅、二十八年（1902）腾越相继对外开放通商，三十一年（1905），省会昆明自开商埠。光绪十三年（1887），南起蒙自，北与四川泸州接线的云南电报线建成接通，此后干线、支线陆续敷设，构建了川滇、滇桂、滇黔三条通外省电报线和南接越南、西接缅甸的通外国线路电报网络。宣统二年（1910），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建成通车。口岸—腹地经济地理体系和交通体系重构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窒碍云南发展的地理区位格局，启动了云南近代化进程，引发政治、经济、社会层面一系列巨大而深远的变化。

云南治理模式近代转型与云南近代化进程相辅相成，二位一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诏变法，在统治危机期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革新改良运动，史称“清末新政”，是为引发云南治理模式近代转型的国家层面驱动力。作为省级层面新政的贯彻落实者，云南封疆大吏实施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政治层面，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巡抚林绍年呈请裁去云南巡抚一缺，由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被清廷接受，于是改变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位封疆大吏同城而治的职官体制。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为筹备宪政，启动官制改革，对地方官制相应地做了较大的调整，云南学政改为云南提学使，云南按察使改为云南提法使，增设巡警道、劝业道。筹备地方自治，先后设立云南宪政调查局、云南自治局、云南谘议局，成立云南省议会。经济层面，鼓励创办实业，发展新式农业、工业企业，成立云南省商会，支持商办滇蜀腾越铁路等；文化教育方面，停止科举，举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云南省城成立云南高等学堂，兼管全省学务，按照新学制在府厅州县分别建设成立新式中、小学堂。举办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军事层面，裁撤绿营，整顿防营，设立云南陆军讲武堂，使军队接受新式军事学堂教育，编练新式陆军第十九镇。社会管理层面，厉行禁烟、禁缠足，改良司法、审判体制和监狱，办理巡警，调查户口。然而，云南封疆大吏举办的新政，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在边省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催化了革命浪潮的到来。

综观清后期云南116年间的变革，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有：

第一，透过治乱相循的历史表象，清代后期云南封疆大吏所代表的国家治理是云南历史演变进程的重要动因。封疆大吏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代表，代表中央政府掌土治民。封疆大吏治理边疆代表中央王朝意志，其施政行为是国家行政管理权的具体体现，封疆大吏的行政行为固然会受到个人知识、能力、阅历、性格偏好、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正常情况下必须贯彻而不能违背、对抗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政策、方针，故封疆大吏研究应采用国家治理视角。

第二，封疆大吏对云南省情的认知是施政的前提和基础。省情是指一个省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交通、人口、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是政区面貌的综合反映，又是一个多重要素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系统。清代后期云南封疆大吏都是从外省调入，他们是如何认知辖区地理环境复杂性、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边疆问题严峻性的？认知到何种程度？形成何种治理思想、方针、政策？

第三，在国家治理解析框架之下，云南与内地联系的演进趋势和表现如何？不难发现边疆内地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前辈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具有远见卓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