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元稹与中唐文学群体研究，由《议论、诗笔、史才与元和士风之骏发》《贬谪之思与中唐士人的文学书写》《“平淮西”与元和士人的文学书写》三篇论文组成，主要侧重于元稹的文学活动与士风、贬谪生活以及政治事件的关联。

《议论、诗笔、史才与元和士风之骏发》侧重于分析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中唐文学家以诗文弘扬阳城之德行，共同推动以阳城事迹入史，从而构成阳城形象接受史的书写过程。元稹、柳宗元分别就甄济、段秀实事迹给韩愈写信，建议将二人收集的事迹入史，以体现追求直道的意义。中唐文人用史家之笔法乃是一时风气，如韩愈、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均曾模仿太史公笔法写作传记类文章，尽管文体不同，所用的写法却是接受史传传统而形成的。士人阶层以修史为讨论之契机，将史才、诗笔、议论统摄于追求直道的目标中，纪事以弘道为准则，以儒士之思想反思历史，以文士之笔墨撰著成史，以思想之光辉引领政事，德行与文学辅之以力量，史德之基本内涵尽在其中。

《贬谪之思与中唐士人的文学书写》主要以元稹、刘禹锡、柳宗元、吕温为中心人物分析贬谪与中唐士人的文学书写所建立的联系。元和十年（815）是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的人生节点，三人试图消解苦闷，走出贬谪的阴影，既渴望回归京城，又不改旧志，波澜不惊地面对挫折。元和十年（815）被召回京城，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的诗作中充满憧憬，甚至在京城度过一段惬意的时光，所创作的作品是他们接下来漫漫贬途中的追忆资本。元和十年（815）前后，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贬谪之旅让这些正当壮年的士人们告别了气志如神的慷慨往事，家庭、仕途在地域的迁徙中颠簸，一时之激情换得无限苍凉。

《“平淮西”与元和士人的文学书写》讨论战事与文学书写的关系。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构成一个士人群体，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所处境地与所居身份之不同，对于征讨淮西的关注程度不一。以武元衡之死为主题，对于相关的战事及政事均有文字涉及，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书写值得关注。韩愈是战事之亲历者，以白描短句写心声，以碑文实录功绩；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为谪臣，为国家欢呼之余，祈望改变个人之处境，以投入国家建设之中。刘禹锡、白居易因后期与裴度有交游唱酬，对此主题之书写增加余响。文本、思想与史事交互呈现，体现出元和时期文学书写与时政密切相关之特征。文学世界、思想世界融入政治空间之内，文儒之内涵亦从初盛唐之际的以文为主转化为以儒为主，文学书写亦是参与政事的组成部分。

第二部分则是元稹文学交游考论，由《元稹的亲缘与身份意识》《元稹文学交游考论》《元稹任职浙东时期唱和活动主题叙论》三篇论文组成，主要侧重于元稹文学交游空间的梳理，并考察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情况。

《元稹的亲缘与身份意识》主要集中于元稹的家族婚姻关系、职事活动与文学活动、诗家名望与无嗣之忧三个方面，侧重分析因其胡姓士族身份所形成的交往群落，这个群落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元稹的谏官、御史官、翰林学士身份与其文学书写息息相关，而他的无嗣之忧是家庭生活缺失的直接反映，在仕宦迁转的背景下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能够呈现元稹心灵世界的一个空间——家族观念。

《元稹文学交游考论》主要梳理元稹与范阳卢氏和山东李氏家族交游之情况。元稹与赵郡李氏、范阳卢氏出身的士人多有交往，而且均在其婚姻、仕宦的特定处境之中，从中可窥知元稹婚、宦中的心态变化。元稹与出身范阳卢氏的卢载、卢戡、卢士衍均有交游。由出土墓志可以证实，卢子蒙即卢载，与元稹均历丧妻之痛，此一特定之交游时段对于元稹的文学创作深有影响。元稹自开启仕宦生涯便与李景俭、李建、李绅相熟，入职学士院与李德裕相识，以江陵、通州、长安、浙东为交游空间，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任职两京，还是任地方官时期，元稹与“四李”不仅仅是在政事方面互相配合，而且在文学活动中交集甚多，元稹时常以诉诸诗文的方式传情达意。“四李”出身显贵，均属名门望族，复有儒士、诗人、清望官之身份，是元稹文学交游空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四李”不仅与元稹交游，与白居易亦往来唱酬不绝，从多个方面影响到元稹的为人、为文，他们所形成的中唐文儒群体代表了中唐士风中的某些征象。

《元稹任职浙东时期唱和活动主题叙论》主要分析元稹任职浙东以来的文学唱和主题。元稹任职浙东，无嗣之忧仅与两个人倾诉，即裴淑和白居易。这与洛阳、江陵时期很不一样，固定的倾诉对象便把夫妻之情、朋友之情鲜活地呈现出来。元稹与裴淑的唱和主要写因无嗣而带来的家庭生活的缺失感，元白之间此一主题的唱酬乃在彼此均无嗣，因此已经编辑整理的文集传世便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任职浙东是元稹人生后半段难忘的经历，此际的元稹，因时事或为改革文体而自觉创作的欲望大减，主要是与白居易、李复言、李德裕的唱和活动，以及与僚佐诗酒文会唱和活动。自长庆三年（823）八月至大和三年（829）九月，元稹任职浙东刚好六载，这六年中他的诗作主要是唱酬往来的产物。无嗣之忧、往事之念、故交之情均在唱和活动中体现出来，人、地、事构成创作的激发因素，在与亲朋挚友的对话中完成了一次安居于江南胜地的自我心理调适过程。

第三部分包括《文学史中的元稹乐府诗》《元稹形象的传播与接受》，从文学接受史方面寻索元稹的文学家形象与士人形象的关联性。

《文学史中的元稹乐府诗》侧重于文学接受史研究，从接受状况考察元稹乐府诗与元白并称、元白优劣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史的浩瀚长河中，文学史家常以元白对比，元在白下，以白居易为中心乃是普遍之趋向，元稹在唐代已经趋于第二梯队，再步入文学史之中，则显得更为晦暗，能够以“新乐府运动”得到沾溉而入史已经是一件幸事。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唐代文学史中，元稹乐府诗多数被划归“新乐府运动”之内，或者成为白居易乐府诗论的注脚，对于元稹乐府诗的评价偏低者居多。唐诗史类著作本应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元稹乐府诗，然却并非如此。从内容上看，与文学通史差异不大，所呈现的叙述格局甚至不如一些唐代文学史。对于域外文学史而言，元稹乐府诗并没有获得认可，即便是与白居易并提也通常是一掠而过，在文学史长河中留下一道浅浅的印痕，需要仔细辨别才能隐隐看到若有若无的影像。

最后谈论的是《元稹形象的传播与接受》。唐五代时期对于元稹的论评除当事人以外，多以文学家的视角为主，“元和体”及其诗作是评论的中心议题。五代时期则是元白并称，元稹很少能够成为独立的评论对象。《旧唐书》突出了元稹的文学家形象，文学才能获得了史家之赞誉。时入北宋，道统的张扬使得对其人的评价限制了其文的影响力，《新唐书》因鄙视其人而将元稹塑造为巧宦者形象。新旧《唐书》从以“文学”到以“德行”“政事”为书写标准的变化，导致元稹传记文本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宋时期对元稹的论评呈人文分论的趋势，论人则其为奸佞小人，论文则呈现出研究格局的深化。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接受语境的转变，元稹形象日益显出复杂性的一面。

概而言之，元稹的心灵世界与阅读的视野、所处的时代、交往的人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我们透过文学文本遥望曾经的历史图景，一代士人群体的家国情怀往往诉诸笔下，呈现出“元和中兴”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