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萌芽期（1991—1998）：以散户股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时期
第一节 萌芽期中国当代股市小说萌芽的股市社会背景
一 萌芽期中国股市发展的大事概要
证券的产生起初是出于融资和分散风险的需要。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因为经营需要巨额资金，因为经营有巨大的风险，于是便有人提议众人合伙投资，即使遭遇不测，也不至于万劫不复，于是它成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创立的初衷不是用来投机或冒险，恰恰是为了降低风险。这便是股票诞生的思想基础。为解决股份流通的问题，同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从此股票市场正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1724年，巴黎证券交易所成立。1773年，英国证券交易所成立。179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187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它彻底颠覆了过去仅依靠储蓄和举债的资本积累方式，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募集起巨额的资金，为人类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奠定了资金基础。19世纪60年代以后，股份有限公司逐步确立起在工业领域的统治地位，成为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假如将西方国家比喻成航天飞机，那么，股票市场提供的资金便是航空燃料，为经济的腾飞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回顾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商业行为受到限制，商人地位低下。明末清初，在一些高风险、高收益行业，商人们采取“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方式，参与者之间签订的契约是中国历史上股票的雏形。中国真正的证券市场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轮“实业兴国”的高潮。这些人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历史称他们为“洋务派”。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因航运需要巨额资金，官府无力承办，于是便效仿西方股份制企业，向民间发行股票，以“招商集股”方式筹集资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它不仅带动一批股份制企业的兴起，还促使股票市场的自然形成。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股份制企业达数十家。1918年6月，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得到批准成立。此后不久，上海便出现了70多家交易所，到1921年，交易所数量高达200多家，高居世界第一。1921年，在股票市场达到巅峰后，市场投机的神话终于破灭，股价一泻千里，交易所纷纷倒闭，最后活下来的只有6家。大批投机者倾家荡产，跳楼自杀成为常见的解脱方式。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曾经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陷入沉寂和萧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迅速取缔了证券市场。从此，喧嚣浮华的股市在中国大陆消失，直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时隔整整41年。
中国当代股市的萌芽生长是一个艰难的生命诞生过程。[1]
1984年11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筹集了50万元资本。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第一只上市股票。飞乐音响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其股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虽然有资料显示深宝安和北京天桥成立股份制企业更早，但论发行股票，飞乐在先。以此为标志，中国当代股市开始了自己的萌芽。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全流通股票。
1986年在长江三峡国家体改委召开的一个相关会议上，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先生就明确建议中国20年内别搞股票市场，可以先搞20年股份经济，理由是中国不具备搞股票市场的市场经济基础。
1986年9月26日，中国当代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同月，飞乐音响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当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
1987年5月，深圳市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深圳第一股。同年9月27日深圳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随后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也陆续发行股票并上柜交易，构成“老五家”。
1989年，深发展派息分红，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牛市狂潮由此引爆。中国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百年潮》杂志上撰文回忆此轮牛市：“在炒买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交易所，没有电脑设备，转户也比较慢，所以围观的人非常多，可以说一夜间出现了拥有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
一直处于自发状态的中国股市一夜之间突然狂热起来。上海、深圳的几个证券交易窗口前人山人海，场面一片混乱。由于没有规范的过户机制，有的人会毁约，结果导致争执甚至打架斗殴。优厚的分红派息方案以及发行数额供不应求，盲目抢购之风盛行，交易场所人山人海，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当时深圳仅有5只股票上市，但涨幅却很惊人。1990年5月至6月的一个月中，这5只股票涨幅分别是：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
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之后就出现了“匿名信事件”，这封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传阅的信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深圳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狂潮，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这时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看法不一致。“搞股票市场就是搞私有化”的论调甚嚣尘上。有的明确提出来要求停止试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资本市场的存在。来自社会各界的分歧也很大，政府主管部门的看法也不一致，中国萌芽状态的股票市场处于危急关头。这时，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改革试验继续进行，暂不扩大。”[2]一锤定音，就这样，中国改革的试验田——股市被保留了下来。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在浦江饭店敲响上证所开业的第一声锣。通常，业内将这一天定为中国股市正式建立之日。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股市由此第一次具备了资源配置的功能。
以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为标志，中国股市完成了自己艰难的出土面世，在姓“资”与姓“社”的争论氛围下，中国股市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旅程。
在这个阶段股市能否长期存在仍然受到所有制问题的困扰，姓“资”还是姓“社”，成为影响股市存活最重要的话题。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不仅给“股票市场到底姓‘社’、姓‘资’”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更多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开始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生了震惊全国的“8·10事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中签率约10%。消息一经公布，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深圳，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很快售完；外地打到深圳的长途电话严重堵塞；深圳邮局的包裹里满是一捆一捆的身份证。8月8日，数十万人提前在深圳303个发售点通宵排队，每个发售点都是人潮汹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没人愿意错过发财的机会。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挤在一起长达10小时。至8月9日晚9时，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部发行完毕。但是，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许多群众发现。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现象猖獗，100元一张的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银行此时发布公告，将收购表回收期限延长到8月11日。许多人觉得这其中有诈，因为大量认购表走后门后，购买者来不及找那么多身份证或还没有脱手卖掉。8月10日晚11时，深圳市市长助理出面宣布了市政府的五项通告，决定再增发50万张认购表以缓解购买压力，但是人们仍不散去。午夜12时，警察与示威者开始发生冲突。
“8·10事件”之后三天，上证指数暴跌400余点，与同年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8·10事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迅速成立。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成立，结束了上海、深圳地方政府作为证券市场主要监管者的时代。以证监会成立为标志，股市成为中国金融系统中的独立一极，中国股市制度建设步入快车道。
在1991年推出B股以后，1993年6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与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签订了五方监管合作备忘录，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大门由此打开。青岛啤酒成为中国内地首家H股的上市公司。上海石化成为内地第一家股票同时在香港、纽约、上海三地上市的企业。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为第一上市地挂牌上市，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进入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序幕。
证监会成立后，中国股市加快了自己制度化建设的进程。1993年4月22日，《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同年7月7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股票发行试点正式由上海、深圳推广至全国，打开了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供求机制和市场监控机制，高速发展的股市当时出现了许多问题，股市价格暴涨暴跌，投资者尚未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投机之风盛行，黑市行为大量滋生，打压整顿股市因此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
1993年8月18日，新股认购由购买申请表方式改为与存款挂钩方式，后来改为全额预交款方式。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有许多认购专业户提着装满钞票的箱子，乘飞机飞来飞去认购新股，认购后转让存单套现。
1993年8月20日，第一只投资基金——淄博基金上市。
1994年7月29日，中国股市暴跌，上证跌到325.89点，指数跌去近八成。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引发三大政策救市行情。三大政策出台后，股市上最火的股票就是1994年得益于浦东开发的两桥一嘴（外高桥、金桥、陆家嘴），号称“浦东概念股”，此轮炒作首开中国股市概念股、题材股炒作的先河。
中国股市1995年1月1日起实行T+1（当日买进的股票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交易制度。
这时中国股市出现了一批股市庄家、“股市大鳄”。德隆系的唐万新在一级半市场上淘金，他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所在地，然后雇用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做一级半市场，他前后一共赚了七八个亿。
1995年2月23日发生了“3·27国债期货”事件。它对中国股市冲击巨大，冲击不只是体现在弄垮了一个证券龙头企业上，还意外地引发了中国股市的一轮井喷行情。当年5月17日，证监会下发紧急通知，宣布从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市仅2年6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画上了句号，中国内地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18日，股市突然人气沸腾，巨量暴涨。
中国股市经历了从1993年至1995年的3年大熊，大多数股票价格下跌了80%—90%。进入1996年后，由于降息导致了投资者对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从而揭开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大牛市。1996年4月1日到12月12日，上证综指上涨了124%，深成指上涨了346%，涨幅达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只。从10月起，管理层连续发出十二道金牌，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住大盘的升势，行情仍节节攀高。到了1996年的12月，深成指和年初相比涨幅达到3倍以上，涨幅居全球股市之冠，股市陷入极度狂热之中。1996年12月16日，一篇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称，1996年4月1日至12月9日，上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股市存在的诸多问题：
机构大户操纵市场，一些资金大户利用股市飙升和散户跟风，频频坐庄，轮番炒作。这些大户多属国有企业，凭借其地位、关系，呼风唤雨，牟取暴利。它们一掷亿金，不计风险，成则腰缠万贯，败则贻害国家。这可说是国有企业机制转变时期中国股票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
正是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有权威，于是，一场“十二道金牌”打不下的股市之火瞬间被浇灭。当日开盘4分钟内，两市499只股票，除6只停牌外，几乎全部跌停。随后，大盘几乎连续三天跌停。为了监管证券市场，这期间证监会恢复了涨跌停板制度，股票和基金一天内上涨或者下跌不能超过10%。
1996年，证监会坚决果断地处理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红小豆、玉米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同时证监会果断改革新股发行方式，将以往向各省下达发行额度，改为向各省下达上市家数，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上市。
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比较单一，只有国企才可以上市，由于当时对民营企业上市没有政策，所以民营企业是不让上市的。1996年年初，证监会试着让希望集团等三家民营企业上市，1997年又增加了一批民营企业上市，后来就慢慢放开。
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同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2月20日，沪深两市大盘几乎开在跌停板上。股市先跌后涨，从最低点870点上涨5.39%。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个特殊形式”，至此，股市的地位在中国得到正式确立。这一政策明确了证券市场的合法地位和重要作用。
1997年年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作为首部针对基金业的全国性法规正式出台，中国基金业掀开了规范发展的篇章。开放式基金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基金行业逐渐走向成熟。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陆续成为基金公司的重要机构客户。
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启用法律法规手段规范管理股票市场。这时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是空前的。证监会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尤其是关闭了牵扯到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有效抑制住市场潜在风险的扩大。1998年4月起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国务院确定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同时其职能得到了加强。
二 萌芽期中国股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从1985年的横空出世到1998年的具备一定的规模，中国当代股市至此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生命历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特色”。
散户是中国股市这个时期最庞大、最有影响的群体。
这个时期我国股市投资者结构特色鲜明，一方面是短期投机者众多，只有少数长期投资者；另一方面，分散的个人投资者众多，缺少投资机构。当时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以散户为主，他们缺乏投资知识，短期投资理念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较差。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盲目跟风，具有很明显的“羊群效应”，增强了股市的投机性和风险性。
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股市，不仅没有为投资者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与制度保护，而且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使得投资者被冠以投机取巧的“投机者”之名，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意识上也不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低微形象。
股市规模小，容易暴涨暴跌，容易暴冷暴热，说明中国股市在萌芽期就有一个显著特点：投机性大。
在中国当代股市创建初期，由于上市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股指的暴涨暴跌并不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而主要是反映市场的投机程度。1991年8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刺激市场，早已经放开了涨跌停限制。1992年5月21日，随着上证所取消涨跌停限制，股指更是一路狂涨，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涨幅高达104.27%。沪指当天从616点蹿至1265点，仅仅3天，又登顶1420点，股票价格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00%甚至3000%。当代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资本市场的魅力，都为之惊叹。
中国股市的初始制度安排，是为国有企业的脱贫解困筹集资金，重融资而轻投资是其基本的功能定位，国有企业将融资风险转嫁到股市，优质上市公司匮乏，使投资者失去了价值投资的土壤，短线投机性炒作成为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投资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投机文化成为主流。股市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缺失，损害了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和投资信心，导致投资者投资理念与投资行为扭曲。投资者关注股票价差收益而忽视上市公司红利配送；投资者主导趋势为短线炒作而不是长线投资。
中国股市的高风险通常表现为系统风险支配的股价指数的暴涨暴跌和股市运行的大起大落。
中国股市初始阶段的这个特点使得萌芽期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中的股市参与者形象有一个共同的标志：投机者而不是投资者。
初步形成政策市，股市受政策影响大。政府对股市的调控力度大，而且很频繁。
所谓政策市是指受政府政策左右影响很大的股市。中国股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主导和控制下进行的，股市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必然与整个改革开放一样，都受中国政府的政策主导、调整和控制。
中国股市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上发展起来的，这和西方股市的发展起源截然不同。无论是在上市公司的指标配给，还是股票额度的计划安排，政府及其监管部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中国股市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行政机制通过行政权力使上市股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色混淆，为有些质量差的公司，甚至有些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了可能。这导致股市的优胜劣汰机制、公正博弈规则和监管秩序一直未能有效建立。政策成为影响中国股市价格涨跌的重要因素。
上市公司存在较多较大的问题，上市融资“脱困”，弄虚作假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多。
这个时期中国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的情况非常严重，所谓证券市场“假账满天飞”。政府为了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帮助一些亏损的国有企业上市，以便筹集资金为相关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亏损中的国有企业为满足上市条件骗取上市资格，虚构利润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
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1996年年度报告和补充报告所称年实现利润5.7亿元，资本金共计增加6.57亿元的内容严重失实。其中5.4亿元利润是虚构的。“琼民源”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公司及其他人签订的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合作建房、权益转让的无效合同是编造的。6.57亿的资本金是“琼民源”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和确认的情况下编造的。“琼民源”的控股股东联手在“琼民源”公布1996年中期公报利好消息之前大量买进“琼民源”的股票，1997年3月前又大量抛出，获取暴利。1997年2月27日，“琼民源”因业绩造假被停牌。该股从1996年2月5日到1997年2月27日的一年多时间里，股价由最低1.55元（复权后），直冲至最高26.4元。以收盘价计算的最大涨幅达到1528%。
深圳发展银行于1996年3月至1997年4月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动用3.11亿元巨额资金直接炒作本公司股票，非法获利9034万元，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不得从事本公司股票买卖的规定。
股市制度建设不规范、不健全，政府对股市的管理处在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只有国有企业可以发行股票，妨碍了资源在全社会范围的有效配置；公有股份不能流通，与资源的有效配置相矛盾；发行的“额度制”事实上是把发行股票当成一种利益在各地各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不仅不符合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而且明显违反了资本市场的常识和普遍原则；发行价格的确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定价原则背道而驰；长期坚持的“短缺”发行方式保证了“卖方的”发行市场，扭曲了资源配置和有效定价的机制。
庄家与中国股市相伴而生。
在中国股市创建初期，机构大户操纵市场是一个突出问题。股民追“庄”成风。所谓“庄”，就是指有实力操纵某一只股票的机构大户。所谓“股不在好，有庄则灵”曾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典型地表现出我国股市的投机性质。
1994年1月，上证指数从800点一路下滑的背景下，界龙实业却逆势而上，连拉32根阳线，后来庄家以连续暴跌方式出货，套住无数跟庄者，制造了一起庄股经典战役。
股市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紧密相连。
中国当代股市的发育、发展，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中国的股市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股市。西方发达国家的股市，是遵循股市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自然生成的“天然产品”。而中国的股市，则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探讨公有制经济多种实现形式的土壤里，在既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股市发展的经验，又要考虑中国国情、遵循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催生的“人工产品”。这就决定了中国股市是有中国特色的股市。
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和规模经营的需要，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逐步从独资、合伙发展到股份公司，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建立在股份制度自然演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股市的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也必然表现为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成长历程。在中国，股市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产物。中国改革前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几乎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国有独资的形式。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独资、合伙甚至是股份制的旧官僚企业、民族资本家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1949年以来30多年的国家投资、国家重建，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经济特区先行尝试了股份制改革，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功。随后，在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广下，股份制改革被推到了中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台，股市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股市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伴随着中国股市艰难的萌芽、生长。中国股市在萌芽期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我国股票市场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加转轨市场。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无不受到计划经济的强烈束缚，股票市场发展理念、运行模式以及监管手段无不打上计划经济的烙印。从“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观点之争，到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像“老鼠会和赌场”的文化歧见，风风雨雨始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扩容相伴随。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股市具有很强的敌意，所以才有股市“姓社姓资”的争论，而当时的经济政治体制（行政计划的公有制）是排斥股市的。只是出于“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才对股市“不争论，大胆试”。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这充分表明时至1997年，对于大力推行股份制、发展股票市场，已经得到了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同和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股市发展的政策基调，已经从“坚决试”转变为“大力发展”。
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源于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股市生活，是原生态地保留中国股市生命痕迹的丰富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