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男作家与女性想象的自觉

在学理上，男作家能够进行自觉的女性想象。对于“女性书写”，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解释迥异于英语“feminine writing”的作者性别所指，如西克苏等认为“女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指涉的是作品属性，“署上女性的名字并不一定保证这部作品就是具有女性特征的……一部署名男性的作品也并不一定排除女性特征”[2]。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并不认为性别与文学间有着一一对应关系。学者刘思谦认同伍尔芙这一观点，在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后，她阐释了性别和文学间关系的发生机制：

伍尔芙在她的女性写作经典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反复强调“任何人若想写作而想到自己的性别就无救了”，“只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在那里说话，那她就无救了”，伍尔芙是在提醒我们不能把性别简单化和绝对化，这样性别将不再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分析范畴和阅读视角，将会成为限制、禁锢我们的一个新的牢笼。有性别而不唯性别，注重性别而又超越性别的写作是可能的也是现实存在的……[3]

性别不同的男作家或女作家基于不同的性别经验和心理功能，一般来说会将他（她）的性别观念或性别无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到文学文本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本的结构因素和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人物关系、话语方式等，构成文学文本中不同的性别内涵。[4]

所以，在理论上，作品的性别属性与作者的性别属性可能产生错位，男作家可以自觉进行女性想象甚至女性书写。

因话语障碍和先验心理结构差异的存在，相对于女性书写，男作家自觉的女性想象更为可行。爱情与婚姻是女性生活的中心图景，自觉描写女性婚恋问题是男作家对女性生存状况进行自觉关注的途径。在进行自觉的女性想象时，部分男作家甚至能对女性的主体价值进行确认。“独特的女性经验是男性作家由于性别经验的局限和隔膜而不可能采用的，但对女性主体价值的体认这一点，则是超越了自身社会性别局限的男作家也可以做到的。同理，有的女性作家虽身为女性但由于父权意识男性中心意识的内在化而对女性主体价值混沌无觉者所在多有。”[5]

实践层面上，众多男艺术家都曾对女性进行过自觉想象，并通过自觉的女性想象来确认女性的主体价值。中国文化界20世纪20年代倡导“为人与为女的双重自觉”，男作家们通过写作自觉探讨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周作人提倡“女子本位”性观念；张资平出于对男性的“性别无意识”的警醒，描写了馨儿、苔莉、静媛等具有新性道德意识的女性形象；茅盾在其小说中反省男性的性别无意识并塑造了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一系列觉醒的新女性。在西方，西班牙男导演阿尔莫多瓦被赋予“女性导演”的头衔，因为他在电影中“以她们的爱情婚姻作为叙事焦点，从女性独特视角出发，凸现她们的遭遇、心态、情感、欲望和企盼，赋予女性形象更丰富的性格层次，准确传达出她们自身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新的文化视角与价值取向，象喻式地揭示呈现了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