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学典籍在越南流传的文化背景

经学典籍在越南流传的文化背景，其实质就是经学在越南的传播。从总体上看，有两点最值得关注：

第一，形成了以官方统治者为推行主体的传播形式和以传播先进文化、教化民众为主要目的的教育传统。

秦末，南海郡尉赵佗吞并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割据政权。从此地方政府开始在越南北部推行儒学教育。黎嵩《越鉴通考总论》记载赵佗：“武功摄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3]《诗》与《书》等儒学典籍在当时有可能已传入了越南，并且从传入之初就具有了“化训国俗”的经世意义。汉元鼎五年（前112），武帝灭南越，把原南越所辖之地划为九郡，其中包括今属越南领土的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儒学教育与礼乐文化在这三个郡县通过官方推行得以继续深入，典籍多有记载：

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址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后汉书·任延传》）[4]

锡光为交址，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吴书·薛综传》）[5]

通过“建立学校，导之经义”，儒学的传播面得到了扩大，但真正使儒学在越南初步奠定社会基础的是三国时代的士燮。其父赐曾任日南太守，父丧后，士燮举茂才而迁交趾太守。他本人富有深厚的经学学养，“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6]。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他“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7]。士燮传播儒学，使礼乐文明真正浸润到了越南社会的深处，为交州彻底摆脱落后的原始氏族阶段奠定了基础，儒家经典也由此成为越南文化之渊薮。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对士燮的功德做了高度的评价：“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8]

这种以地方官吏为主体的儒学传播方式，在越南作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千多年里，未曾间断过，并受到了越人的拥护。唐代以王福畴和马揔最为著名，“唐王福畤为交趾令，大兴文教，士民德之。至今祀之，号王夫子祠”[9]；“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10]。在越南独立以前，历代地方官吏已形成了以儒术教民的传统。这个传统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孕育经学发展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为经学在越南的深入传播提供了易于生长的文化土壤。由此，安南人文蔚起，精于儒家之经典的爱州姜公辅、姜公复兄弟、交州廖有方都相继通过举进士，进入到唐代中央政府为官。

在越南独立以后，历代统治者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并直接向中央政府请求颁赐经书。黎龙铤应天十四年（1007），“遣弟明昶与掌书记黄成雅献白犀于宋，表乞九经及大藏经文”[11]。这是作为藩属国的地方统治者主动要求学习中央政府先进文化的一种表现。

第二，越南经学教育在推行方式、讲经机构及人员设置等方面均仿照中国之制。

越南独立以后，李朝（1010—1225）开始独立实施科举，选试明经博学。《大越史记全书》李纪曰：“太宁四年（1075）春二月，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12]陈朝（1225—1400）统治者则开始设立专门的机构讲四书五经，并专门搜罗专擅于经学之人。如：“元丰三年（1253）六月，立国学院，塑孔子周公亚圣，画七十二贤像奉事。……九月，诏天下儒士入国学院，讲四书五经”[13]；“绍隆十五年（1272）冬十月，诏求贤良明经者为国子监司业，能讲谕四书五经之义，入侍经幄”[14]。经过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之学在越南士大夫阶层传播开来，出现了一批理学家，张汉超、朱安、杜子平最为有名。越南亦依照中国的传统，对儒学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赐予从祀文庙。《朱文公事状》云：“按《陈史记》艺宗绍庆元年（1370）冬十二月载，国子监司业朱安卒，赠文贞公，赐从祀文庙”，而朱安专于经学，“明宗征拜司业，授太子经”[15]。

在越南也形成过稳定的维护儒家学说、钻研经学的群体。陈朝末年，权臣黎季犛阴谋篡位，作明道十四篇，“以韩愈为盗儒，谓周茂叔、程颢、程颐、杨时、罗仲素、李延平、朱子之徒，学博而才疏，不切事情，而务为剽窃”[16]。越四年，又作国语诗义之序，“序中多出己意，不从朱子集传”，黎朝史臣吴士连痛论其非，并肯定了朱熹等人的成就：

自孟氏没，师各专其门，士各私其学，源分而流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或流而为他岐，或倒戈相攻，莫能归一，其可称者，虽曰大醇，未免小疵，未有克醇乎其醇者也。朱子生于宋末，承汉唐诸儒笺疏六经之后，溯流求源，得圣人之心于遗经，明圣人之道于训解，研精殚思，理与心融，其说也详，其指也远，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为后学之矜式者也。[17]

黎朝（1428—1527）独尊儒家，黎圣宗对经学的发展非常重视，首次在越南设立五经博士。“光顺八年（1467）三月，初置五经博士，时监生治《诗》《书》者多，习《礼记》《周易》《春秋》者少，故置五经博士，专治一经，以授诸生”。[18]目的是要改变监生偏重于诗书，而轻视其他经书的状况。

阮朝（1802—1907）是越南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定都于富春（今顺化），从而改变了经学传播的中心。由于经学拥有牢固的正统文化的身份，所以政权地理位置的改变势必会导致传播中心的转移。据《大南列传前编》记载，当时中圻与南圻出现了不少精通经学之人，如广平人武廷芳“博览经籍，颇通兵书”；广平人武春浓“经学深微，文章蕴藉，常与士夫谈说经书奥义，乐不知疲”；广南人范有敬“武春浓常器重之，一日与浓谈及经义疑处，相与辨析，敬坚执己见不屈”；天香人阮登坛“读书过目成诵，以理学名”[19]。

阮朝统治者从世祖阮福映（1802—1819在位）开始，就继承了前代注重经学教育的传统，他曾“派侍讲二，翰林侍学八，国学侍学六，日以朝夕会督学官集太学堂，讲说经史，凡东宫言动，侍学悉书之，月一进览，以观德业进益”[20]。皇子是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儒家经典不仅用于教化广大普通百姓，同时也是皇子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祖阮福晈继位以后，对皇子的经学教育尤为关注，《大南实录》记录了大臣吴廷价等人关于皇子讲学之所规程的奏请：

王公之学与经生异，为学之方，简编具在。臣等就职以来，日搜故典，或摘取清文散句，或参以自家意见，随宜立则用端蒙养初基。若夫成德之全，经学昭垂，不能尽述，今请定为讲学规程，凡十一条：一曰，讲学经籍。（谨按清高宗《御制乐善堂全集序》云：余先九岁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此则高宗当为皇子自表其所学然也。且诸书所载圣贤蕴奥，历代政事备焉。学堂中应以进讲。）二曰，经史摘要。三曰，讲诵次序。四曰，日讲限例。（单日讲书或经，则先讲白文意义，次及本注，以发明之。双日讲史，须析明意义。）[21]

“讲学经籍”被列为讲学规程的第一条，足见经学教育是阮朝皇子启蒙教育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且完全地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