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童年叙事，即围绕童年生活所进行的文学讲述。童年叙事将童年生活和儿童的精神世界作为主要再现对象，它既是反映童年现实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承载着成人对童年的记忆、认知与想象。

儿童文学作为童年叙事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作家的儿童观。所谓儿童观，即人类社会对儿童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1]，也是儿童文学作家组建童年叙事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人类的儿童观是多元并存的，并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以及受到人类自我认知能力的局限，人们对于人类童年期的认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儿童观。儿童观的差异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同时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使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童年叙事呈现出迥异的面貌。从这个层面来说，“儿童”已经不仅仅是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少年儿童，它还是一个可被人们认知和想象的“儿童共同体”[2]：一方面，它是一个可被认知的人类个体的生命阶段；另一方面，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它又是一个不断为人们所想象和建构的对象。正如丁海东在其著作中所说的：“儿童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3]

童年叙事承载着人类社会的童年想象，而儿童文学的接受者又是儿童，观照到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自觉地以其自身的成人身份去和儿童读者进行对话交流，并借助对文学对象的形塑达到其重塑童年的渴望。儿童文学对话关系体现着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居于文化主导地位的成人作家在文本中建构着符合社会理想和作家个人理想的“童年”对象，并借此将社会意志或作家自身的某种意愿传递给儿童读者。在这个过程中，童年叙事除了受到作家自身的儿童观的影响，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学内部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作用，或是夹带着作家本人自我意识的投射。这样一来，文本中的童年和真实的童年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差异或是缝隙。

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对儿童文学童年叙事进行考察：一是分析文本，通过文本细读考察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怎样的“童年”对象；二是考察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否对童年生活和儿童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真实的艺术再现，其差异和缝隙在何处，这种差异体现了作家和读者间一种怎样的对话关系；三是结合文本生成的文学语境和文化语境，探究有哪些因素干预和影响了作家对“童年”的讲述。本书正是选取这样一种路径来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童年叙事进行研究和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发生了剧烈改变。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历了由主要依靠政治力量组织社会生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渡，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化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转型期的动荡和裂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猛烈地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文革”漫长的文化压制和思想压抑后，中国社会一时间处于一种思想文化的“解压”状态，这一时期大量国外的文化思潮、哲学思潮、艺术思潮及教育观念纷纷涌入中国，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想的变迁，中国儿童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几乎每一次推进都伴随着作家们共识性的创作探索行为的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少年小说和“热闹派”童话的崛起，到80年代中后期儿童文学探索思潮的出现，再到90年代后对儿童生活的日常化和幽默化书写，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上始终有着一种默契的共识。而促成这种共识形成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作家儿童观的更新，更源自特殊的历史境遇和转型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在这一代作家的精神视野上留下的独特烙印。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与社会文化语境结合得尤为紧密，从政治时代的尾声到商业浪潮的来临，儿童文学的每一次突破、论争与推进都脱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内部语境的影响和干预作用。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代话语的裹挟之下，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成长丰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新时期以来社会的稳定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空间和自由氛围，经过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青年一代作家的创新突破，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已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成熟度，无论是在作品的主题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体现了儿童文学作为文类的独特性。其次，在儿童文学作家一次次创新与突围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显现出明显的观念性转变。从新时期之初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思考与扩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向儿童文学艺术本体寻求回归与本质确认，再到90年代后对“儿童本位”的倡导，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理论争鸣对儿童文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也是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在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儿童主体性的自觉建构。中国的现代童年想象是伴随着“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和对儿童的发现而发生的，在此之后，中国儿童文学逐渐走向了创作的自觉。然而，由于受到社会现实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作家对“儿童”的书写意在传达观念，儿童的主体性并未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被认可和呈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儿童文学对儿童个体成长的书写和观照，才逐步确立了儿童在儿童文学中的主体地位。王家勇在其著作《中国儿童小说主题论》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儿童小说启蒙教育主题完成了儿童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使儿童明确了其作为独立人的各种社会属性，儿童的主体地位最终得以实现，以青春成长为主题的儿童小说迅速抢滩，成为彰显儿童主体地位和强化儿童独立意识的最重要载体。”[4]将儿童作为启蒙对象，意味着作家已经将儿童视为独立的精神主体，经由儿童文学启蒙视角的开启，儿童的主体地位得以在儿童文学中确立下来。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普遍形成了自觉建构儿童主体性的创作理念，他们将创作的笔触伸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与精神世界，借助对儿童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书写建构起儿童成长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与话语的干预和影响，儿童文学作品中被建构的童年和儿童主体显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这促使我们去反思这种建构本身的可靠性：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由成人作家建构的儿童主体所体现的究竟是童年精神本身，还是夹杂着作家本人的精神投射？作为文学对象的“童年”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表现真实的童年？被建构的童年和儿童主体又附着怎样的权力话语？基于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本书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中的童年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不同发展阶段为线索，以不同阶段作家的精神视野和作家对儿童主体的建构为中心，从历史、文化和美学等角度考察和审视20世纪80年代前期、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和21世纪初至当下这四个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呈现不同时期儿童文学中童年叙事的差异，分析不同话语对作家建构儿童主体的影响，寻找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对话关系变化的线索与轨迹。本书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置于历史文化变迁的时代语境之中，立足于对儿童文学中儿童主体的建构和儿童文学对话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研究的探索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