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制茶业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

一 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状况和变迁

茶叶与生丝是中国传统的两大出口商品。西方国家开辟中国茶叶的海外贸易，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叶。早在1517年，当第一艘葡萄牙的船只到达中国之后，传说葡萄牙的海员最先将中国茶叶带回本国。[1]到了1588年，葡萄牙的这一项活动，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2]17世纪初叶，继葡萄牙人之后入侵东方的荷兰人，也开始将中国茶叶带回本国。具体年代，有的说在1602年，有的说在1610年。[3]但这时中国的茶叶，还不适应西方人的口味，被称为干草水（Hay Water）而不受欢迎。[4]1517—1610年，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茶叶在西方仍然被看作是一种“稀罕的东西”。[5]

作为中国茶叶后来主要消费者的英国，从17世纪中叶开始，也把注意力投向这一贸易的尝试。1637年，由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组织的船队到达广州，虽然开头扑了一个空，“连一盎司茶叶也没有买到”[6]，但是，到了1650年，茶叶这个名目，已经开始出现在运到英国的东方货物中。不到10年（1658）时间，伦敦首次出现推销茶叶的广告。[7]但是，这个时候英国进口的茶叶，并不是直接来自中国，而是由出口南洋华茶的转销。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7世纪80年代。1689年，由中国厦门出口的茶叶，才首次直接运往英国。[8]然而，到17世纪末，英国消费的华茶，为数仍极有限。现存的记载表明，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1699），英国进口华茶一共不过160担。[9]

进入18世纪以后，中国茶叶的海外贸易，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的时候，由于和国内新兴的纺织工业集团利益的冲突，“被剥夺了从印度纺织品进口中赚钱的机会，于是就将它的整个生意转到中国茶叶的进口上来”。“靠胡椒哺育起来”的东印度公司，现在“又靠茶叶来喂养自己”。[10]1704年，东印度公司派出一艘总吨位不过350吨的商船肯特号（Kent）来到广州，在装运回国的货物中，茶叶一项，就占去了117吨，第一次成为广州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11]再过13年（1717），茶叶已经被公认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中的主要商品。[12]茶叶贸易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垄断对象。整个18世纪，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英国降低进口茶税以后[13]，华茶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生丝。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中，中国生丝出口，基本上在原地踏步，而茶叶出口则增长了将近70%。[14]

进入19世纪，华茶海外贸易，仍然维持增长的势头。此时，在广州的茶叶贸易中，出现了两种势力的兴起。在英国以外，美国成为华茶贸易的竞争者。美国不仅进口茶叶以供本国的需要，而且转运到欧洲，最后走私倒运英国，直接威胁英国的华茶贸易。[15]在英国内部，东印度公司以外的散商，也不顾公司的垄断，积极插手这块禁脔。1833年，由散商经营的查顿混合茶（Jardine Tea Mixture）在英国已经成为风行的名牌货。[16]总的来看，一直到1836年前，华茶出口仍在继续增长。1835年，华茶出口达到了25253000公斤[17]，超过了以往有统计数字的任何一年，这大概是鸦片战争前华茶海外贸易所达到的最高峰。

除海上贸易以外，中国茶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可以上溯到公元8世纪初。中国茶叶还有一条以俄国为对象的陆上贸易渠道。

中国茶叶的陆上贸易，当然不始于俄国。但是，俄国是中国近代茶叶陆上贸易的主要国家。在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中国茶叶就已经通过俄国使节的媒介，多次进入沙俄的宫廷。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从卡尔梅克汗廷返国，带回茶叶200袋，奉献沙皇，被认为是华茶入俄之始。[18]《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茶叶开始通过贸易渠道，经由蒙古、西伯利亚进入俄国。不过，一直到进入18世纪之时，销俄茶叶，价格昂贵，使用仍仅限于宫廷。整个18世纪上半期，年销量不过1万普特，约合36万磅。[19]进入18世纪下半期以后，形势有所改变，在1762—1785年间，每年输俄茶叶，约为29500普特，即增加将近两倍。[20]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已经上升到三百四五十万公斤，超过了360万磅[21]，相当于100年以前的10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茶叶的出口，虽然仍能维持一个平稳而略有上升的局面，其中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上升还比较显著，例如，1870—1894年，茶叶出口只增加36%，而1830—1860年，茶叶出口增加了1.4倍[22]，但是，由于印度、锡兰以及日本茶叶的竞争和排挤，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趋明显。

19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茶叶的主要销场，仍然是英国。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的是美国。进入70年代以后，销往英国的华茶遭到印度、锡兰茶叶的排挤，进入美国的华茶则遇到日本茶叶的竞争。

英国殖民主义者试图在印度试种茶树，始于18世纪的末叶。[23]当时，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曾经不断地收到在印度试种茶树的建议。但是，垄断华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无心及此。它一心只想从华茶贸易的垄断中，获取最大的利润。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取消以后，这个建议才得到认真的考虑。但是，当第一批茶树种下时，很少有人想到印度茶叶的出现，会影响到中国茶业的发展。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印度茶叶的种植还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想到要在短期内提供一项重要的输出品”。[24]从1852年起，在英国的进口茶叶中，开始分列印度茶叶进口数字。这表明，印度茶叶已开始成为对英国的一项重要出口产品。尽管如此，这一年印茶对英国的出口，仍不过23.2万磅。[25]而当时中国出口的茶叶，将近1亿磅，单是广州一个口岸运往英国的茶叶，就有3560多万磅。[26]在英国市场上的印度茶叶，连中国茶叶的尾数都不到。但是，进入7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茶业在印度得到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大茶园，成为印度的一项“有利的企业”。[27]1869年，英国进口的印度茶叶，第一次突破1000万磅大关。[28]20年以后，华茶和印茶在英国市场上的形势，完全倒转过来。从1889—1892年三年的平均数来看，英国市场上的印度茶叶，达到1.55亿磅，而中国茶叶则只有7000万磅[29]，几乎只相当印度茶叶的一个尾数。和40年前相比，两者恰好换了一个位置。“现在华茶在英国只是作为一种充数之物，如果茶商能够买到印度茶和锡兰茶，他们就不会要华茶。许多茶商承认他们现在已经不卖华茶，伦敦杂货店里已经买不到华茶。如果买主指名要买华茶，就把他们自称为华茶的茶叶卖给买主，实际上根本不是华茶。”[30]

锡兰植茶试验，也开始于18世纪末叶。它的发展，同样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规模虽不及印度，而发展的速度则有所超过。从80年代起，无论是茶叶的生产和出口，增长都相当迅速。在1880—1887年的7年中，锡兰的茶园，由13个增加到900个。[31]而在1886—1889年的4年中，当印度茶叶出口增加不到50%的时候，锡兰茶叶则增加了4倍。1886年，锡兰向英国出口的茶叶，不及印度的1/10，1889年则上升为1/3。[32]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功夫茶对英输出的重要口岸福州的海关报告说：“目前印度和锡兰茶在价格及质量上不仅已打垮福州的低级茶，而且还打垮一些高级茶，并很快使福州茶日益丧失其最好的销场——英国及其殖民地。”[33]1886年，中国功夫茶对英国的出口为98116464磅，而印度、锡兰茶两种共不过59874154磅。到了1889年，印度、锡兰茶对英国的出口，上升到106609835磅，中国功夫茶却下降为58161531磅。[34]正如当时一位英国商人所说：“锡兰茶每年产如此之多，而印度茶产数仍然不减，则华茶在英国市面不能不退”，陷入“无人过问”的局面。[35]

日本茶叶之销售于美国，发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此以前，美国还不曾知道日本茶叶。60年代中期，日本茶叶年出口量仍然只有400万磅，而且在这个数目之中，只有2/5是运往美国。从1870—1871年度起，日茶开始以美国为主要销售对象。这一年，运美日茶增至1350万磅。1874—1875年度运美日茶，第一次超过了中国绿茶。这一年，中国绿茶运美国2000万磅，而运美日茶则达2250万磅。从此以后，销美华茶的劣势地位，乃日趋明显。[36]当然，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30年中，销美华茶的绝对数量，还是有所增加[37]，但是，它在美国进口茶叶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总体来看，在这一个时期里，从华茶的出口国看，英国销量大幅度下降，美国有小幅增加，只是由于俄国的需要量有较大的增加，中国茶叶的总出口，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而略有上升的趋势。如果不是这样，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就会面临一个更加衰败的局面[38]（见表1）。

表1 中国茶叶出口分国家统计

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排挤，这是由于华茶的生产条件，无论是在生产过程本身或是在流通过程中，都处于劣势地位。

首先，从茶树的种植看，印度、锡兰和日本的茶园，都以大规模经营的茶园为主。印度和锡兰，当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包括茶叶在内的种植园，是英国资本家投资的一个主要项目。19世纪80年代，印度境内的大茶园，面积数以千英亩计。其中最大的三家：一是阿萨姆公司（Assam Company）的茶园，占地7710英亩；二是印度土地抵押银行（Land Mortgage Bank of India）的茶园，占地7600英亩；三是约尔哈特公司（Jorehaut Company）的茶园，占地4360英亩。[39]到1895年为止，英国人在印度的茶业投资，达到3500万英镑，茶园面积63.7万英亩，雇工89万人，茶叶产量23350万磅。[40]“控制着伦敦市场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的资本、改良的机器和专家监督的大茶园。”[41]锡兰也是一样。80年代中期，锡兰的茶园，多达135个，面积20余万英亩。平均每园占地1500英亩，产茶60万磅。[42]至于日本，在90年代以前，经营茶园者已经是“辟地50余町之广、制额二万余斤之多”的“豪农富商”。[43]而中国的茶叶生产者，则多是以种茶为副业的小农户，茶树零星散处，一户茶树，不过数十，至多数百株[44]，产量不过数十斤，至多数百斤[45]，和印度、锡兰乃至日本茶园的规模是无法比拟的。生产规模的大小，决定劳动效率的高低，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只有“两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它们竞争的”。[46]

其次，从茶叶的加工制作看，印度、锡兰和日本的茶叶，在这个时期都先后实行了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印度茶叶生产方法的改进，在时间上居于领先地位。从1872年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1850—1915）首先在他的阿萨姆茶叶公司的茶园安上第一台茶叶压卷机（Tea Roller）起，机器制茶就取代手工，发展迅速。1877年，另一个茶场主沙弥尔·戴维德逊（Samuel C.Davidson，1846—1921）在茶叶焙炒的技术上，又有所突破。他发明的第一部西洛钩式焙炒机（Sirocco Air Heater），以热气焙炒取代了传统的炭炉炒茶，而他的制茶机工厂，也由7名工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雇千人以上的大工厂。进入80年代以后，茶叶的压卷和焙炒，在原来的基础上又都有所改进。1887年，杰克逊将原来的压卷机进一步提高为快速压卷机（Rapid Roller），其后，“统治市场达20年之久”。而戴维德逊的焙炒机，经过不断改进，最后发展成为上下通气式的西洛钩。[47]除此之外，在茶叶的干燥、筛选、包装等方面，都不断有新的工艺出现。由于这样一系列的改进和创新，生产率得到大大提高，生产成本随之大幅度下降。以压卷一项而言，杰克逊所发明的压卷机，由两个人照管一架机器的工作量，可抵188人乃至200人手工操作的劳动量。原来手工压卷茶叶的成本，每磅为11便士，而采用压卷机以后，成本下降为2.5—3便士。[48]高下悬殊，显然可见。印度如此，锡兰、日本同样如此。他们起步虽然稍晚一点，但进步同样是明显的。例如日本的炒茶技术，在1898年以前，还沿用中国的手工方式，在此以后，改用新法，抛弃使用了30多年从中国引进的手工炒茶的传统。[49]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出口的茶叶中，已经有70%以上使用机器生产。[50]这又是以手工业为主的中国茶叶制作所不能比拟的。

最后，从茶叶的销售方面看，印度、锡兰和日本的茶叶，有便利的运输条件，有一套适应市场需要的办法。印度和锡兰有许多茶园建有铁路，从装箱处可直通码头，茶叶可以廉价运至目的地。[51]“中国政府对茶区和码头交通的改进，则毫无任何措施。”[52]中国的茶农只好把茶叶背在背上或挑在肩头，步行到他“看来最有希望的茶市上去”，一处的价格不能满意还得运到第二个地方去。[53]印度的茶业资本家对茶叶的产销，事先有精确的估计，能掌握市场的脉搏。中国的散处茶农，“一点也不知道外国消费者经常变化的嗜好”，购茶者也不知道茶叶的收获情况，供需双方，都“在黑暗中进行工作”。[54]

此外，还有许多优劣势的地方。1890年，英国的一位驻华领事就列举了11条所谓“中国种茶人”和“印度锡兰种茶人”所处条件的优劣对比。如中国利息高，没有低利借款的便利条件。“印度种茶人可以年利4%—5%借到款项，中国的种茶人则必须付出20%—30%的利息。”[55]中国的赋税重。“厘金和出口税常为国外卖价的30%，常为中国国内生产成本的100%”，印度和锡兰则“绝无厘金、入市税或出口税的征敛”[56]，如此等等，都是实际情况。

所有这些都集中说明一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生产，超越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个体小生产。生产的落后决定了贸易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