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学术起点关乎学术研究成本、价值、方向和路径的始基问题。吸纳前辈学者的学术积淀进行更深一步的学术探索才会避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从而取得更大的成效。鉴于此，本书“从既有的事实出发”[22]，对国内外关于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状况进行尽可能的梳理，以期深化主题研究。下面着重爬梳“妇女解放问题”“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问题”两方面内容，重点针对后者进行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1.关于妇女解放运动问题

妇女解放运动起源于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而后学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主要有：法国奥林拍·德·古杰（Olympe de Gouges）发表的《女权宣言》拉开了妇女解放的大幕。英国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以及英国约翰·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在确认“人人应该平等”的基础上力倡“男女平等”。Feminism（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思潮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后，出现了如约瑟芬·多诺万的《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罗斯玛丽·帕特南的《女性主义思潮讨论》等学术著作。《著名妇女：1607—1956》的出版，促进了对妇女史的研究。[23]苏珊·韦尔在《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中，采纳口述史资料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妇女应对危机的种种技能，探析了妇女与共产党的关系，也介绍了妇女对共产党持有的敬慕与迷恋。[24]罗伯特·沙弗在《妇女与美国共产党1930—1940》中，通过探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与妇女地位和角色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妇女在共产党中的经历。[25]杰恩·罗达在《左派妇女，1906—1941：主要资料的书目提要》中针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多数左派运动围绕美国共产党展开的妇女角色变迁，彰显了共产党对妇女的吸引力。[26]玛丽·英曼（Mary Inman）的In Woman's Defense论述了共产主义理论中妇女位置以及女权主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相互影响。[27]吉纳维芙·帕克赫斯特（Genevieve Parkhurst）对20世纪30年代女权主义事业暗淡表示了深深忧虑。[28]玛莎（Martha E.Gimenez）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一文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积极地解释了性别差异，剖析了性别权力与性别分层。[29]

此外，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妇女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接受了女权主义观点的新左派运动中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妇女理论作出了一些新的解释。美国学者凯琳·萨克斯（Karen Sacks）提出了“社会性成人”（socialadults）的概念，利用当时最新的民族志发现修正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历史假定。[30]美国学者盖尔·卢宾（Gayle Rubin）则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31]的概念，认同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真知灼见。近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译著逐渐增多，如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32]，该书收录了女性主义思想史上一批最重要的经典论文，集萃了西方当代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33]；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M.Jaggar）的《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对四种主要当代女性解放理论的核心思想中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观点进行了区分，对于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具有指导意义[34]。这些著作中，有的梳理了不同流派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或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理论，或结合马克思主义启迪对女性主义某些理论进行批判。

2.关于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问题

因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信息封锁、战乱的风险、战争环境下文献资料的不易保存，国外学者关于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成果不多。正如美国埃德加·斯诺所说：“这六年的历史动人心魄，但是只有零星的记载。我在这里即使要概括地介绍一下也是很难做到的”，“在红军非正规部队的这道不可逾越的防线后面，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一时代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在华南苏区的全部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外来的’外国观察家曾经进入过红区——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唯一的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35]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艰苦历程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书中记录的中央苏区妇女成长经历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参考。韩国尹美英算是对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研究较多的学者，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国共合作初期的妇女运动》《北伐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革命根据地的妇女运动》等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不同时期的中共妇女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指出中国妇女只能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求得自身解放。美国凯赛L.M.瓦尔克的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剖析了中央苏区解放农村妇女的斗争政策和方法，从妇女解放方向的确立、组织、领导、选举方面进行了阐述。美国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36]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37]、韩丁的《翻身》[38]，对苦难的中国妇女有深入的描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黄宗智、L.S.贝尔和K.L.沃克合著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村社会（1927—1934）》一书致力于当时江西社会基础和共产主义运动社会内涵关系的研究，认为当时党内知识分子和农村社会阶级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运动，最终成就了中国革命，其中在“党和农村妇女”一章中，提出了中共将农村妇女解放和总体革命战略相结合的方法，保证了社会革命中妇女的广泛参与。[39]美国凯伊·安·约翰逊的《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对苏维埃时期共产党和妇女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不要过高地估计革命对妇女解放的影响。陈志让先生在《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给予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积极评价：“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2月通过了婚姻法，妇女的活动范围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1934年红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40]德国奥托·布劳恩1973年出版了《中国记事（1932—1939）》[41]，书中对中央苏区妇女生活略有描述。尽管该书写作动机很不友善，但他作为中央苏区的亲历者，所述内容对本书写作有对比借鉴作用。1967年法国L.毕仰高的《中国革命的溯源（1915—1949）》是法国学界研究中国前共产主义时代的一部力作，他认为中共成功的奥秘在于苏维埃时期实行的农民革命，这是一条与俄国革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道路。[42]日本中国学家小野和子的《中国女性史（1851—1958）》对中央苏区妇女的苦难和婚姻的解放展开了论述，并与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进行了对比研究。澳大利亚萧虹和韦素的《长征妇女的归宿》为读者讲述了贺子珍、康克清、王泉媛等30名参加长征妇女的传奇经历，但该书更多是依据20世纪30年代西方记者的采访、近年出版的回忆录等二手资料加工而成的。

3.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学界关于妇女解放的成果很多，涉及妇女解放的方方面面。而对于中国妇女的研究过去多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妇女一概视为父权牺牲品来构建论证体系，随着国际学术思潮的变化，不得不对以前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妇女受害者研究模式进行分析与修正，一度把中国女性形象作为世界妇女解放典范来论证，力图摆脱中国妇女的受害者模式，后又努力把中国社会性别关系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来理解，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西方妇女做标准来衡量中国妇女。他们深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浸染，多数基于女权主义视角，应用性别理论，用西方女性主义的言说方式，过度宣扬、特别信奉“个人主义”这个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基石，总体呈现出狭隘专业化的研究风格，与旨在从根本上变革各阶层男女日常生活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时也严重妨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妇女进行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集体实践，无论是立场还是方法，和我们都有根本差别，与中国妇女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况且，“其实今天在美国或法国，对于女权主义的定义也常有争议，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进行”[43]。因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须对良莠不齐、纷繁复杂的西方研究成果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不盲从国外，而将“社会性别”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汲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正确指导。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1.关于妇女解放运动问题

广义而言，妇女解放运动问题一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热点，研究成果浩瀚。

（1）按时间划分。新中国成立前，大量的妇女通史和专史，如婚姻家庭史、教育史、文学史、法律史、妇女生活史、娼妓史、奴婢史等著作接连问世、蜂拥而来，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圭臬，这得归功于陈东原、陶希圣、钱穆、杨联、翦伯赞、梁乙真等史界、法律界俊彦的突出贡献。其实传统史、妇女史、社会性别史和妇女研究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四者之间是一种交叉、互补的关系。他们从多学科、多角度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积极为解放妇女而呼吁，探索从解决妇女问题入手以振兴国家民族之道和良策，并为妇女受压迫而鸣不平。[44]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研究要么以时间为经线展开，如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都有专题研究；要么以理论为纬线而展开，涉及妇女解放发展阶段、女性作用地位、女性意识觉醒、女权运动地位、女子教育、女子参政和人物个案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如李静之提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三座里程碑”问题[45]，李小江通过探讨国家和妇女的关系提出一种“恩惠说”[46]，郑也夫以男性的视角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超前说”[47]，郭于华考察农村妇女生活后提出一种“幻象说”[48]，左际平反思了城市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问题[49]。又如，杜芳琴认为，性别关系方面的法制建设，是以中共领导下的妇女动员参与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逻辑延续[50]；闵家胤主编的《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提供了一幅描述自古到今中国妇女状况的生动画卷[51]，说明“阴阳”“变奏”重在“和谐”而抽空了两性权力关系[52]；王政认为男女平等在中国主要被界定为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权利平等[53]；金一虹提出了“去性别化”[54]的概念。学者普遍的共识是，过去男女平等主要依靠国家强大的行政力量来实现和维系，而不是女性自我要求平等的结果，所建立的平等只是彰显了“以男性为标尺”的表面平等。[55]

（2）按内容划分。归结起来，这些成果主要探讨了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条件，如刘巨才的四条件论[56]，吕美颐的双条件论等[57]；妇女解放运动开端问题[58]；妇女解放运动的形态划分，如刘巨才提出的历史时期划分法[59]，李静之等提出的妇女自身性质特点划分法等[60]；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分期，如刘巨才的四阶级论等[61]；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如李静之提出的六特点论等[62]；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败原因，如韩小萍等的三因素论[63]；还有李静之、刘巨才、畅引婷等研究过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问题[64]；以及大量研究著名妇运人物的妇女解放思想成果，如关于秋瑾、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向警予、毛泽东、宋庆龄、邓颖超等妇女解放思想[65]。另外，妇女历史的鸿篇巨制《世界妇女史》，它所展现的理论建构性特征，为妇女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方法论指导。[66]

2.关于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

中央苏区的斗争历史曲折复杂，留下的历史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仅文献资料就有近万件、数千万字[67]，这些可以为本书提供宏大、整体的历史背景，但关于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专题研究并不多。

（1）学术论文方面。通过中国知网、百度、谷歌等检索，以“中央苏区妇女”为篇名能搜索到论文20篇；以“中央苏区妇女”为关键词能搜索到76篇。再扩大搜索范围，以“苏区妇女”为关键词的论文有130篇。但关于“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论文不多。迄今为止，搜索以“苏区”为篇名并且包含“妇女运动”的论文有8篇，以“中央苏区”为篇名并且包含“妇女解放”的有4篇，以“中央苏区”为篇名并且包含“妇女运动”的论文有2篇。人大复印资料以“苏区”为标题的论文有39篇，以“中央苏区”为标题的论文有22篇，但标题并含“妇女”的论文没有。通过梳理，研究侧重点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探讨了中央苏区妇女地位和作用。葛彬从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妇女的调查入手得出妇女具有革命性并且是伟大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对苏区妇女的评价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概括[68]；林颂华提出从解决中央苏区妇女实际困难入手进行动员妇女群众，妇女在扩红、支前、生产方面为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69]；张美琴认为由于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因而妇女对苏维埃政权产生深厚感情，从而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生力军[70]；张雪英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妇女高举男女平等的大旗，踏上反帝反封建和争取自由的征途，在经济建设和扩红支前运动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71]；叶福林认为东固及赣西南苏区的妇女解放事业成就斐然[72]；邱松庆侧重研究了福建苏区的妇女运动作用[73]；卢友杰讨论了永定苏区的妇女运动作用[74]。

第二，梳理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开展状况。罗雄飞、赵剑从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视角[75]，李霞、尹士风、邱祥莺从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方面[76]，张弛则从以人为本的视角[77]，分别论述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开展状况。

第三，分析了中央苏区妇女参政情况。妇女参政被认为是妇女解放的标志性象征，妇女参政与否是衡量妇女解放真实性的标志。陈华对中央苏区妇女的参政情况进行阐述，认为妇女在参政主体、参政意识和参政渠道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开创了国家主导型妇女参政模式的雏形[78]；苗伟东、江静从党领导妇女参政的角度展示了中央苏区妇女的参政热情[79]；周成莉对中央苏区妇女参加苏维埃选举进行了理论思考，认为苏维埃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设立专门妇女机构、实施多种类型的政治动员、开展教育培训等方式为妇女参加选举提供政治保障[80]。

第四，研究了中央苏区妇女权益维护保障。吴小卫、杨双双认为中央苏区的婚姻立法是实现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彻底变革的伟大开端，它充分体现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利益等反封建的内容[81]；张玉龙从教育权益方面论述了苏区妇女的教育状况[82]；罗惠兰提出中央苏区在法律上为妇女解放所作的贡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和保障妇女人权的历史[83]；谢庐明分析了苏区人权问题[84]；李如英分别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对妇女权益保障进行论述，分析了维护中央苏区妇女权益的组织机构和作用[85]；何黎萍博士考察了妇女教育特征[86]。

第五，探析了中央苏区妇女的动员与参与。刘凯华、刘华茂认为苏区动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87]；王涛提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力第一次触及到了乡村社会”[88]的观点；拙作也就妇运动员动因、策略、方法、手段、途径、成效进行了全面阐述[89]。

第六，评析了客家妇女的作用。谢重光从客家妇女生活状况[90]，杨会清等从苏区妇女社会生活、男女关系演变等方面阐述了客家妇女的作用[91]。

（2）学位论文方面。西南交通大学2012届赵小波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进程研究1921—1949》第四章简单地探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问题，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成果，提出了苏维埃是解放妇女的利器的观点。[92]南昌大学2011届李根寿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以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组成的中央苏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及其理论之果，而后对其历史得失进行了初步评价。[93]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赣南师范学院陈华（2008）的《中央苏区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研究》、上海师范大学郭璐（2007）的《论中央苏区妇女地位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李如英（2010）的《中央苏区妇女权益保障研究》等。

（3）专著方面。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雪英的《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该书从中央苏区妇女的社会地位、精神风貌、生活方式三个问题展开，解读了她们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特点，分析了她们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全书以七个篇章研究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的酝酿、兴起、发展、遇到的挫折和历史贡献。作为国内目前唯一研究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的专著[94]，张侃教授认为该书基本上抓住了“研究核心”[95]，同时，张侃教授也认为该书主体凸显不足，掩盖了妇女自身人格特征，又缺乏个案分析，“难以细察差异性，进而无法‘深描’妇女生活的丰富面貌，结果无力把握妇女的理念和现实间的和谐与冲突”。[96]正如作者张雪英坦言，该书的“主要意图在于弥补学界研究的空白”[97]，因此疏漏遗憾之处难免。

（4）其他相关著作方面。在一些妇女通史和党史著作中，他们在研究社会、族群以及法律史、家族史、文学史、思想史时偶尔涉及中央苏区妇女问题。如《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刘巨才著，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妇女运动史》（吉长蓉等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妇女运动》（吕美颐、郑永福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1999年，林多贤和蒋伯英分别主编《中央苏区研究丛书》8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央苏区历史研究》6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9年，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和江西省赣州市委及苏区精神研究会分别出版《中央苏区研究丛书》10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和《人民共和国摇篮丛书》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分别论述了中央苏区的政权、军队、经济、法制、宣传文化、党的建设、廉政建设等，提及了妇女运动问题。此外，还有《女英自述》（江西省妇联编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女英雄传》（瞭望编辑部编，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介绍了部分中央苏区巾帼群英。钟日兴著《红旗下的乡村：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动员》用了较长篇幅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妇女动员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妇女动员的必要性，评价了动员成就。[98]我国台湾学者陈三井主编的《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大体依据政权的更迭作为历史分期，收录了台海两岸和旅美学者妇女运动的成果，揭示了台湾与大陆不同社会架构下的妇女运动历程，提出了“‘妇女运动’一旦成为‘运动妇女’”将被忽视妇女自身社会独立自主人格的“人”的要求。[99]

（5）历史文献资料。改革开放后全国妇联收集整理并公开出版了一系列妇女解放运动史资料，主要有《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工作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同时由中国妇联先后推出了5册《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以及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合编的《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赣州市妇联编的《赣南妇女运动史料选编》（1997年印），等等。这些成为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系列文献资料宝库。

3.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纵观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历程，梳理其相关研究成果特点，总体呈现如下研究态势。

（1）研究形式上，有学术论文、著作、传记、史料汇编、影视作品、诗词歌赋等，形式多样。

（2）研究范式上，大体上按革命式范式、民国史式范式、现代化范式来推进。因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妇女不仅是这一宏大的社会革命的同盟者、生力军，而且妇女解放也是历次社会革命运动的特性、意义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征、衡量尺度，故而革命式范式比重更大。

（3）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作用、人物思想、史料收集、路径、动员、功效等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之下进行了某些妇女问题的反思，以服务于中国革命与民族解放作为历史性的主题为前提，把性别平等或妇女解放看作人类解放事业的一个部分。我们可喜地看到在研究成果中，内容由以往注重军事研究向目前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深入拓展；研究的人物从精英领袖向普通将领、一般妇女、下层民众延伸；国共敌对界限在下降，史料的禁区领域逐渐缩小，学术性质由浓烈的政治教化性质向真正的学术本位回归，观点更加客观。

（4）研究数量上，相对于五四运动时期和延安时期至今对妇女运动的大量关注，对中央苏区时期涉及妇女的研究除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与妇女的权利多有研究以外，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十分鲜见。目前的研究成果在探索中央苏区妇女地位和作用方面占了较大比重，也说明了以前中央苏区妇女在革命中所作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弘扬。随着涉足这个领域的研究学者的增加，研究成果愈见充实、丰满，精品趋多，但仍流露出稍许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总体上，以往学界多囿于党建学科传统研究框架的束缚和宣传动员话语体系的羁绊，偏重三大模式主导下的党史研究，在“传统—现代模式”下确信历史的进步，在“帝国主义模式”下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是近代中国民族灾难的根源，而“精英人物模式”则注重领袖人物完美性，忽略对普通人物的关注，导致政治“科学味”差强人意，哲学“统摄力”乏力，社会问题“解释”不透彻、不到位，历史梳理泛规律化，对于回答涉及“异军”与“正道”的相关妇女解放运动的概念内涵、目标、途径、主体、动员、价值等问题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100]正如石仲泉先生所说：“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著作林林总总、华章上千，但发展很不平衡，上乘佳作还不很多，不少著作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多为‘浅表性’的重复研究，或缺乏亮眼的独特视角，或缺乏剥笋似的一层又一层的深入分析，或缺乏对新出版史料的发掘运用等。”[101]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为此，切合当今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现实要求，针对妇女解放本身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特点，既要追源溯流，又要整体把握，进行多角度、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的研究，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研究。笔者希望在前人的学术成就基础上再做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