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思路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围极广，业绩也甚丰。本书以兴膳宏的论述为基础，将重点放在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和“杜甫研究”上进行论述。

（一）兴膳宏：吉川幸次郎学问的三个时代

吉川幸次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日本杜甫研究第一人。其弟子兴膳宏将其学术生涯分为三个时代，即“经学的时代”“元曲的时代”和“杜诗的时代”。[3]吉川幸次郎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期间，首先从事的是经学的研究，倾心于清朝的“考据之学”。后来又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元曲。在东方文化研究所期间与所员的共同研究成果有《元曲选释》的汉文注释。在当时，即使在中国也找不出能够与此相匹敌的研究成果。吉川个人的研究成果有博士学位论文《元杂剧研究》。兴膳宏评《元杂剧研究》是从历史背景和文学性两方面对元杂剧进行探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业绩。但是，即便吉川在元杂剧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狩野直喜作为吉川的老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洞悉到吉川的兴趣并非真的在于元曲，相对于元曲来说，吉川的兴趣在于诗。正如狩野所预见的那样，吉川幸次郎进入40岁便开始了杜甫的研究。对于吉川的杜甫研究，泽野久雄评价说：“吉川先生的研究是杜甫的人间性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历史的研究。更甚者，杜甫对于吉川来说就是邻居、是友人、是家庭中的一员。”[4]《杜甫的诗论和诗》（1967年2月，《展望》）是他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最后的讲义，是他的诗学理论的精华。退休后，他开始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杜甫诗注》上，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可以说，吉川幸次郎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文学研究，奉献给了杜甫研究，他是杜甫千年之后的异国知己。[5]

（二）吉川幸次郎学问的特色：作为精神史的一环和文学尊严

吉川幸次郎的“元曲的时代”的研究和“杜诗的时代”的研究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文学理念，这是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最大特色。

他在《第十四卷元篇上自跋》中称“文学史的研究是广义的精神史研究的前提”[6]，在《〈元杂剧研究〉自序》中说“（本研究）是到达中国精神史的过程”。[7]并在《元杂剧研究》中将元杂剧的研究作为“中国精神史的一环”[8]而付诸实践。如果只将元杂剧作为文学来研究就比较容易，但是吉川却选择了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道路，他将探究杂剧背后的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也作为他的《元杂剧研究》的目标之一。但是，《元杂剧研究》付梓之后，他的研究理念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虽然说文学史的研究是广义的精神史研究的前提，我在《元曲金钱记》的序言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现在的我不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只是主张文学尊严”。[9]吉川的杜甫研究，严格地说《杜甫诗注》便是以追求语言和语义为主轴来探究杜诗给读者带来的感动为终极研究目标的。

（三）《读书之学》中凝结的研究方法

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至今，不计其数的文学理论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产生。这些理论，记录了前人研究者丰富的经验，反映了他们优秀的思想和见解。这些文学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的研究指引方向，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吉川幸次郎晚年的《读书之学》（1975年10月，筑摩书房）是他的研究理论的结晶。探究吉川的研究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吉川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我们的研究。因此，本书以考察吉川在“元曲的时代”和“杜诗的时代”两个不同时期的研究特色为主，主要以吉川的《元杂剧研究》和《杜甫诗注》为中心进行论述的同时，从其中挖掘出吉川的研究规则。在本书的最后，结合《读书之学》解读吉川理论化的研究方法，从而把握吉川的中国学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