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象其文”：“文言”与“意象”的理论联系

文学是伴随人类的精神成长而日益发展、成熟起来的，因此文学获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本质上依赖于人对社会、对人性、对人生认识的加深，各民族的早期文学作为先民心灵世界的写照尤其显现出与早期人类文明密切相关的历史特定性。中国早期文学的艺术样态、文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深受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西周礼乐仪式是《诗》的礼仪形态——演诗艺术生长、成熟的实践流程，因此《诗》的话语形态和话语内涵无一例外地限定在礼乐文化语境中，上博简《诗论》云：“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1]意谓礼乐演诗仪式不仅是“乐言情”“诗言志”的艺术表演流程，也是展开“文亡隐言”的话语活动的实践空间，即西周礼乐演诗仪式是《诗》的“文言”经典地位确立的实践空间，西周礼乐文化是“文言”理论命题孕育、生长的原生文化土壤。

通过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不难发现诸子时代文化阶层热衷于讨论语言问题，他们曾提出“立言”“贵言”“重言”等主张，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明确倡导“立言”不朽，而且主张“立言”必以“立德”“立功”为先，郭店简《老子（丙组）》亦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犹乎其贵言也。”[2]另帛书《缪和》记载孔子诠释《困》卦“又言不信”时说道：“此圣人之所重言也。”[3]虽然《老子》中所谓“贵言”和孔子提出的“重言”都是在讨论如何取信于人时涉及语言问题，但仍说明文化阶层对语言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日常化的沟通、交流层面，而是明确要求发挥、提升语言对思想的深度阐释功能，而且儒家群体还将“建言修辞”作为传达政治理念、阐述哲学思想时必须注重的基本语言技巧。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在明确提出“文言”命题时这样说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亦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4]孔子还在上博简《诗论》中赞美《国风》：“其言文，其声善。”[5]在孔子看来，唯“文言”能够表达深沉的、厚重的情感内涵，而且能够充分地、深刻地诠释人的理性精神世界，这意味着“文言”经典具有与人的精神世界全面融通的特质，具有移性动情、启迪心智、发人深思的文化力量。因此《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儒家群体奉为经典，如《礼记·经解》谓：“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深刻理解“六经”的思想内涵，必造就温文敦厚而不愚钝、疏朗融通而不虚妄、广博简易良善而不奢靡、洁静严正精微穷理而不贼害、恭俭庄敬而不烦苛、擅长外交辞令而且精于褒贬战争的“君子”。由是观之，“文言”经典是关于心灵成长历程、文化思想发展进程的真实而生动的记录，“文言”思想强调通过对语言的修饰、美化，进而达到思想传播、品格教化、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促进了“文言”理论的成熟。

通过对上述的文献梳理，不难看出诸子时代文化群体不仅不约而同地关心立言、建言的问题，而且力图解决“不尽言”“不尽意”的缺憾，《周易·系辞》曾记载孔子的一段相关论述，其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为了引导后学体察圣人的精神理念，孔子专为《乾》《坤》两卦作《文言》，为天下文章立范，在《周易·系辞》专门讨论言意之间的矛盾，并提出解决的路径，孔子提出：“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立象尽意、卦象尽情、系辞尽言、变通尽利，“象”成为传达思想、抒发情感的中介，思辨性的语词将意义建构在“立象”基础上进而实现了“尽言”的表达，这意味着哲学家、文学家、诗人通过“象”完成了对既成的语言逻辑、语言结构的超越，消解了既成的语言系统对传输理性精神、深沉情感的阻碍，而且孔子认为将“立象”“卦象”“系辞”这些话语方式统合、变通完全能够有效解决语言对情感、思想的钳制，但显然孔子认为“立象”是根本解决言意矛盾的最重要的话语方式。就言、象、意三者而言，“意象”路径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尤其得到充分发挥。

总之，诸子哲学和西周礼乐演诗无不“立象以尽意”，而且传世本、简本、帛书《老子》都提倡“不言之教”，《庄子·外物》提出“得意忘言”的观点，都表现出“重意”倾向，客观上表明诸子时代文化阶层在不断理性思考的过程中普遍感到思想受到了语言的限制而不约而同地提倡从既成语言传统中突围，纷纷倡导以“不言”“立象”“忘言”对抗语言对思维的限制，显现了文化阶层对自身理性精神成长的珍视。这些生活在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的文化群体纷纷著述立说、竞相争鸣，造就了百家腾跃、智圣争锋的文化黄金时代——诸子时代，这些为思想、为文化而活着的圣人、智者共同促进了“文言”实践“意象”话语方式的形成，促进了“文言”思想的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