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
——刘剑与罗蒂的对话与潜对话
赵勇
2004年7月，理查德·罗蒂来访北师大，2日安排了一场“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的演讲。我虽惦记着这个讲座，却只是到下午三点多才走进了主楼八层哲学学院的报告厅。姗姗来迟的原因是贪恋世界杯，那天看希腊—捷克队的半决赛至凌晨五点多，中午补觉睡过了头。到达现场时，演讲刚刚结束，互动已经开始。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演讲台与下面座位之间的空地上铺着地毯，一些听众席地而坐。不一会儿，坐在地上的一位同学获得提问机会，他接过话筒，由坐改为跪，开始说英语。他的跪姿立刻引来一片哄笑。我相信，那些笑声是善意的，那位同学也是无意的（因为坐着太低，角度不对），但我同时也想到，莫非这就是面见大师的一种姿态？
那次讲座之后，我买回来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和《后哲学文化》，打算补补课，却一直没找出认真研读的时间。没想到的是，几年之后，刘剑跟罗蒂摽上了。
刘剑是我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生，她来读博时已老大不小，就像我当年跟随童庆炳老师读博那样。在活蹦乱跳的年轻同学面前，年龄大者或许会心虚气短，甚至还会生出一些羞愧，但文艺学专业哪里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理解的那样唱歌跳舞吃青春饭？它更需要积累、体验和人生阅历。这样，上点岁数又成了无价之宝。记得刘剑重回师大读书，理论功底已然不俗，嘴上功夫也很是了得。读书会上，她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众同学听得一愣一愣的。当其时也，同样也老大不小的杨玲博士恰好来我这里进站读博后。或许是因为三观不同，个性迥异，加上杨玲研究粉丝文化，新潮且激进，刘剑浸淫于传统文论，保守又执着，她们俩便不时摆开大战三百合的擂台，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从网下“掐”到网上，直到把某个学术问题争个底儿掉。现在想来，或许这就是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的中国博士版本？
刘剑自然代表着人文主义的一方，她对人文主义的痴情显然也影响到了她的博士论文选题。2010年9月，刘剑给我写来长邮件，说选题一事。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研究正轰轰烈烈着，但刘剑却不以为然。她说：“我好像一直关心的就是文化研究走得有点过火了，尤其是我们这个现实国情，跟在人家后头大谈文化研究有点奢侈。……文化研究在中国不是批判权贵，而是有可能变成权贵的帮凶，变成旷新年说的‘二奶’和‘吊带衫’。”既然文化研究离国情太远，还越来越有可能滑向不切实际的文化政治，如何才能摆正自己的研究位置呢？刘剑的答案是人文主义：“我感觉在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之后’，有必要重提‘人文主义批评’。”
很显然，刘剑的问题意识是异常明确的，而这种问题意识也让她胃口大开——她想梳理“人文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从亚里士多德谈起，途经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等，一直写到艾伦·布卢姆、玛莎·努斯鲍姆和理查德·罗蒂。当然，她也意识到如此操作的难度，便事先给自己留下退路：“或者我可以仍然做罗蒂，从人文主义这个视角来做，联系以前提到的跟人文主义批评有关的那些人，把这些散落的珠子插入对罗蒂问题的阐释中去。”慎重考虑后，我“枪毙”了她的第一种做法，建议她在罗蒂与布卢姆之间好好琢磨一下，看哪个理论家分量既重，也能在做论文时学到更多东西。于是，刘剑选择了罗蒂。
我把刘剑选题的过程简略交代如上，一是想说明博士论文选题之难，二是也想指出，我的那次“阻拦”或许给刘剑带来了麻烦，她做论文时也就不得不承受额外的痛苦。有时候想想，做论文选题目大概就像找对象谈恋爱，最好是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那种，这样每天守着它过日子才赏心悦目。当然，假如是“先结婚，后恋爱”，修炼到李双双同志那种境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怕的是脾气不对，性格不合，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假如选的是这种题目，这日子还怎么往下过？刘剑坦陈她“有逻各斯情结和确定性追寻”，这应该是人文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流风遗韵；而罗蒂恰恰与本质主义不共戴天，他认为事物的内在与外在、现象与本质之别必须放弃，“我称放弃这种区别的企图为反本质主义”[1]。这就意味着罗蒂之于刘剑，虽然还到不了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地步，但至少在气质上是比较拧巴的。刘剑在这本书中说：“罗蒂是爬上了传统哲学‘柏拉图—康德’的梯子，正当凌绝顶，已经决意要把那个梯子蹬掉的人，而我则四下罔顾，正在梯子中间的磴子上，临风飘摇。因为柏拉图和康德我还都没有读透，所以我最担心的一直是：被罗蒂抽掉梯子后，我会不会掉进虚无主义的万丈深渊？所以每一次阅读罗蒂都是在和梦魇决斗，他说服我一次，我就在心里埋葬过去的自己一次。而最痛苦的事情总是，我读到那些批评罗蒂的文章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他们说出了我隐隐约约的怀疑，并且表达得那么清楚。”我很能理解这种痛苦，并且认为这种痛苦并不是一般做论文者所能体会到的。刘剑能够与之为伍，固然不幸得很，却也该是她的幸运所在。
都这样了，哪来幸运可言？这正是我想解释的地方。一般而言，守着心仪的对象做研究，往往是一个崇敬、膜拜、解读、释放的过程，这是一种顺向思维。这么做的好处自不待言，却也容易形成事故。莫蕾斯基（T.Modleski）曾经批评当下的大众文化研究者“一头浸淫于（大众）文化当中，半遮半掩地与他们的研究主体发生了爱恋”，“结果一来，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间，一手为大众文化写下满纸的歉语，一手却又紧抱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2]。——这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刘剑与罗蒂拧巴着、别扭着，她就不可能顺竿爬，而是得时时检视罗蒂的观点是否正确，处处反思自己的价值观是否偏执，这么来来往往，反反复复，就擦亮了眼睛，撞出了火花。这是逆向思维，是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也是一步三回头、五里一徘徊的怀疑、辨析、批判和吸纳。在这种情况下，巴赫金所谓的“对话理论”就派上了用场。
依我看，正是这种对话意识，才让这本书具有了不少新意。而仔细琢磨，这种对话又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或者也可以说，书中对话由一明一暗两条线组成：明线是让罗蒂与众思想家对话，暗线则是作者与罗蒂的“潜对话”。罗蒂的思想资源是异常丰富的，除他青睐的三个哲学英雄（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外，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欧陆许多大牌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阿多诺、戴维森、哈贝马斯、施特劳斯等）已被他一网打尽，他们的思想也成了他改造的理论武器或攻击的批判对象。不仅如此，当罗蒂呼吁“背弃理论，转向叙述”[3]时，首先是他自己身体力行，于是狄更斯、昆德拉、奥威尔、纳博科夫等小说家便进入他的视野，特里林、哈罗德·布鲁姆、艾柯、努斯鲍姆等文学理论家（他们有的同时也是小说家）也被他高度关注。面对如此庞杂的思想体系，刘剑没有让罗蒂单音独鸣，而是追求着一种众声喧哗的效果——在罗蒂与他人的对话中展示其思考，在比较的视野中完成对罗蒂的思想定位。一个巴掌拍不响，比较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在两个人之间、多种理论之间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这就是我所谓的“互看”，即通过甲的视角思考乙，再通过乙的视角琢磨甲。而比较的结果是要揭示甲与乙之间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例如，当刘剑把罗蒂与布鲁姆放到一起谈论时，她就必须回答为什么在捍卫经典的层面罗蒂成了布鲁姆的盟友（此为异中之同），也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捍卫的理由却不尽相同（此为同中之异）。然而如此比较，难度不可谓不大，因为你不仅要弄清楚罗蒂怎么说如何想，而且还要把康德、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阿多诺、萨特、努斯鲍姆、斯坦利·菲什、哈罗德·布鲁姆、艾伦·布卢姆等人请回来，供起来，使劲琢磨，如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芝麻就变成了西瓜，蚂蚁也变成了大象，论述空间已被大大撑开，难度系数却也大大增加。我想，一般人是不敢如此操刀的，因为弄不好就会玩火自焚，死得难看，但刘剑就这么一路冲杀过来了。在这一点上，我真佩服她的胆量和勇气。
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剑与罗蒂的“潜对话”。如前所述，刘剑是“拧巴着”进入罗蒂的世界的，这显然有助于她用传统人文主义的冷峻眼光打量罗蒂。但罗蒂又是迷人的，他出没于“哲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之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欧陆哲学家看来，这位“哲学叛徒”所倡导的“新实用主义”和“反讽主义”或许不够高大上，但就我有限的阅读，我觉得罗蒂应该是当今哲学界、思想界最接地气的理论家之一。他把高高在上仿佛远在天国的哲学加工再造，让它重新回到了人间，这样，他的理论就具有一种烟火气和在地性（locality）。刘剑面对这样一位不怎么受人待见的理论家，她必须调整姿态，展开一场排斥与吸纳的拉锯战，然后让“异质”的成分进入自己的思维框架中，这就需要对话和潜对话。巴赫金说：“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4]我不清楚刘剑当初是否意识到了巴赫金此说的重要性，但显然她像巴赫金说的那样做起来了，于是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比如，她把罗蒂定位于“不够‘左’的左派”，“不够‘右’的自由主义者”和“不够‘后’的后现代主义者”，就很有意思。她说“罗蒂意义上的后人文主义文学理论，既守护传统人文主义价值，又迎接后哲学文化的挑战，是用‘后’学思想‘重新表述’的人文主义批评”，也很耐人寻味。凡此种种，我以为都与“潜对话”有关，是“以我观物”和“以物观我”的产物。
由此我也想到了罗蒂对昆德拉的引用。昆德拉说：“‘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概括了人类没有能力容忍世间人事固有的相对性。”罗蒂不仅欣赏此说，而且认为，昆德拉与海德格尔虽然都在对付“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昆德拉的思路显然更为可取。[5]这是不是意味着罗蒂更看重“亦此亦彼”？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在罗蒂的思想谱系中主要体现为社会（底层）关怀，但一不留神，他也在方法论层面有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因为恩格斯曾经说过：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6]
我这番“意识流”既是想说明罗蒂的思维特点，也是想提醒刘剑，假如她在琢磨罗蒂做论文时学会了“亦此亦彼”，因而对其本质主义的世界观构成了某种冲击或补充，那将是她这次写作之旅的最重要收获。我一直觉得，博士论文的写作是研究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时候，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者。
说一说“刘剑论罗蒂”中我最感兴趣的两个方面吧，那里面或许就有“亦此亦彼”之音的鸣响。我曾经在阿多诺的“审美自主性”与萨特的“文学公共性”之间徘徊良久，却一直没有下决心去面对这一理论难题。而刘剑则在“个人完善和社会团结”的罗蒂式问题框架中提出并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刘剑看来，萨特梦想着改变现实，所以他对文学公共性情有独钟——这是不是本质主义式的一根筋？阿多诺对改变现实不抱希望，对文学艺术沦为宣传工具心存警惕，所以审美自主性就成了他打磨的思想利器。刘剑说：“阿多诺对艺术审美自主性和公共关怀无疑仍然内在于审美现代性话语，强调世界背后的理念、秩序、本质和真理。”——这是不是意味着强调“非同一性”的阿多诺其实也是一位本质主义者？而两位本质主义者干架，一者偏要打狗，一者硬要追鸡，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只能鸡飞狗跳？但是，到了罗蒂这里，他的处理方式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刘剑说，他把社会正义（公众性）与神秘情感（审美）“各自分立，互补共存，不再做缝合一体的努力”，结果这个无解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正是刘剑的如此梳理引诱让我细读了《偶然、反讽与团结》，而罗蒂对纳博科夫与奥威尔的相关论述也让我颇感新颖。众所周知，《洛丽塔》出版之后，曾给文学界带来了极大的道德恐慌和审美麻烦。直到它面世50年后，我的朋友李建军先生还把纳博科夫看作“道德冷淡症”的“典型患者”，而《洛丽塔》则“是一个本质上很乏味很无聊的故事”[7]。《1984》面世以来，尽管它在批判极权主义的层面颇受好评，却也面临着文学性差或审美意味不足的种种指责。纳博科夫认为，小说存在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所谓的“审美极乐”（aesthetic bliss），而“观念文学”（Literature of Ideas）只能制造出一些“话题垃圾”（topical trash）。于是他直接把巴尔扎克、高尔基、托马斯·曼看作这种垃圾制造者，奥威尔显然也能归入此类。[8]但是，假如奥威尔能够活到《洛丽塔》面世，致力于“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9]的他是不是也会觉得纳博科夫很无聊？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罗蒂指出，如果我们相信“作家的目标”或“文学的本质”之类的宏大叙事，那么就应该把奥威尔与纳博科夫调和起来，但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某些作家来说，追求私人完美乃完全合理之目标，柏拉图、海德格尔、普鲁斯特、纳博科夫等作家属之，他们共享着某些天资。对于另外一些作家而言，服务于人类自由乃非常合理之鹄的，狄更斯、穆勒、杜威、奥威尔、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属之，他们共享着另一些才能。人为设置‘文学’、‘艺术’或‘写作’种种名目，试图将这些不同追求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乃毫无意义之举。同理，试图将这些追求统合到一起，也无济于事。”[10]这样一来，纳博科夫与奥威尔就可以各自运行在自己的价值轨道上，各司其职，各管一方，共同把文学的某种功能推向极致了。
这是典型的“亦此亦彼”。在别人那里，审美性与公共性的矛盾曾闹得不可开交，但罗蒂却悬置了矛盾，也消解了这一问题。在绝对主义批评家（absolutism critic）看来，如此做法简直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确实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因为它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确实存在着或者“为人生而艺术”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作品。他（它）们此消彼长，构成了向文学外部扩张与向文学内部掘进的不同通道。
另一个“亦此亦彼”的案例体现在罗蒂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态度上。刘剑分析过罗蒂对布鲁姆的支持和对杰姆逊的批评之后如此总结道：“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认为现在是文化研究的时代，纯粹的文学研究已经过时了，这种看法是罗蒂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最好的状况可能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并存。”罗蒂的这种思路是很能让我心有戚戚的。因为九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对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期待》（《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罗蒂有如此高见。在这个问题上，罗蒂为什么又要“亦此亦彼”呢？根子大概在他对新左派（文化左派）的失望那里。20世纪60年代之后，那个重在社会参与的老左派（改良左派）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待在学院中做冷眼旁观状的新左派。新左派把“差异政治”挂在嘴边，做“文化研究”，讲“文化认同”，批“晚期资本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朱学勤所谓的“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11]一样，自己搔得固然舒坦，却于世无补。于是罗蒂指出：
这种残余左派（residual Left）和学院左派（academic Left）的区别可从两类读者的阅读中一见分晓：其一是读托马斯·盖根（Thomas Geoghegan）《你站在哪一边？》（Which Side Are You On？）——该书对工会如何失败的解释精彩绝伦——之类著作的人，其二是读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的人。杰姆逊的书同样精彩，但阐述得过于抽象，无法掌握任何具体的政治主动权。读过盖根之后，你会关注一些事情，且知道该怎么做；而读过杰姆逊之后，你几乎事事明白，但就是无从下手。[12]
这里所谓的“残余左派”即改良左派的残余，而学院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罗蒂对劳工律师盖根那样的老左派颇有好感，因为他们参与在日常政治活动之中，并能召唤出人们的行动。而对于新左之王杰姆逊，罗蒂就不敢恭维了，他觉得杰姆逊批判资本主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实际上却是让人找不着北。这种“前见”显然也延伸在罗蒂对文化研究的判断中。1982年，罗蒂离开分析哲学的大本营普林斯顿大学，前往弗吉尼亚大学担任凯南人文讲座教授，此后他关注文学也就有了更多的理由。那个年代，美国正在经历着“开放经典”（open the canon）和“捍卫经典”的文化大战，文化研究者鼓吹前者，文学研究者专注于后者。在这场大战中，布鲁姆横刀立马，倡导审美价值，痛斥“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似乎是以一己之力抵挡着文化研究的凌厉攻势。这时候，罗蒂出场了，他挺布鲁姆，贬杰姆逊，也把布鲁姆的担心变成了他自己的忧虑：“如果文学系变成文化研究系，它们开始时会希望做迫切的政治工作，但会以训练学生用行话表达憎恨而告终。”[13]当然，他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感情用事，而是以哲学家的冷静和敏锐，力陈文学经典如何具有“激励价值”（inspirational value），布鲁姆的工作如何具有现实意义，并由此指出了布鲁姆与杰姆逊的重要区别：“布鲁姆之于杰姆逊如同1930年代的怀特海（A.N.whitehead）之于艾耶尔（A.J.Ayer）。怀特海代表着卡里斯玛、天才人物、罗曼蒂克与华兹华斯。他像布鲁姆一样赞同歌德的如下观点：因敬畏而战栗，此乃人类的卓越本性。与此相反，艾耶尔则象征着逻辑、揭露与知性。他想让哲学成为科学团队之事，而不是借助于英雄人物的创造性突破。”于是，在怀特海把敬畏而发抖看作人类本性的地方，艾耶尔却把它看成了“神经病症状”。[14]
罗蒂如此解读布鲁姆与杰姆逊，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在罗蒂看来，人文科学不能仅仅成为知识生产基地，它还应该生产希望。这样一来，布鲁姆所代表的这一极就与“诗与远方”紧密相连，杰姆逊所代表的那一极则冷冰冰，很理性，味同嚼蜡，毫无诗性可言。但是很显然，他也不主张抛弃杰姆逊，因为正如哲学系同时需要怀特海和艾耶尔才能健康发展一样，文学系也应该同时需要布鲁姆与杰姆逊。这样，布鲁姆所倡导的文学研究与杰姆逊所推重的文化研究就可以并驾齐驱了。
实际上，以上这番是是非非，刘剑已在书中做过梳理。我之所以要重新描述一番，是想以此说明杰姆逊与布鲁姆在中国接受的不同待遇。众所周知，自从杰姆逊1985年来北大讲学，其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也随之面世后，他就成了一颗照亮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明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中文系的学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没受过杰姆逊学说影响的人微乎其微。我就记得1987年初读杰姆逊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从此之后，杰姆逊的著作文章被源源不断地翻译过来，好多学人也成了他的拥趸或粉丝。相比之下，虽然早在1989年布鲁姆也随其《影响的焦虑》进入中国，却远不如杰姆逊那么吃香，他的知名度只是在其《西方正典》（2005）被翻译过来之后才略有提高。然而，无论是布鲁姆唱“经典悲歌”，还是念叨“哀伤的结语”[15]，中国的文化研究者似乎都没太把他当回事，因为被杰姆逊等人的理论洗脑之后，中国学界的文化研究正高歌猛进着，文化研究者已很难听得进布鲁姆的喃喃自语了。而那个时候，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也正与文化研究倡导者车轮大战着，他对审美的守护，对诗意的捍卫，活脱脱就是布鲁姆现身。现在想来，中国的文学研究（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争，是否也可看作布鲁姆—杰姆逊之争的遥远回响？但遗憾的是，在这场争论中，似乎并无力挺中国布鲁姆的罗蒂式人物出场。于是，今天重新琢磨罗蒂的这番思考，它对中国文论界的意义也就依然不可低估。因为，尽管我觉得杰姆逊对于中国学界很重要，但引入布鲁姆的维度，却有助于打破杰姆逊的垄断格局，也有助于改变中国学者的思维法式，是很能够给中国的文化研究者败败火、降降温的。罗蒂曾以哲学系“老司机”的口气说：“我毫不怀疑，30年后，文化研究将成为明日黄花，如同逻辑实证主义得势30年就衰落了一样。”[16]这番预言出现在1996年，这么说，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好戏也就只有十年左右的光景了？中国的文化研究者是否也能从这番预言中得到某种警示？
我想，这就是刘剑研究罗蒂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罗蒂显然不是大力丸，而是清醒剂。他的一招一式，他的亦此亦彼，或许能给我们带来种种启迪；而他把反本质主义立场与后人文主义追求奇妙地“接合”起来的方式，或许也能让我们深长思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得感谢刘剑，因为她当年的那篇论文和今天的这本书逼住了我，我才读了点罗蒂。而就这么一点点，已让我喜欢上了这个美国老头儿。因为他有趣，是个明白人，更重要的是，他不装。
但我对刘剑也有不太满意的地方。她做完这篇论文后，似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结果，别的文章层出不穷，有关罗蒂的论文却没有发表几篇。我以为，大个儿东西固然需要“十年磨一剑”，但“不时放几枪”也是必需的。千万不能“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因为一旦准备“放枪”，你就得对其章节充实、完善、巩固、提高，因此，“放枪”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磨剑”。当然，一次性推出也有其好处，因为它可以一鸣惊人。
我是希望刘剑能一鸣惊人，能真正成为罗蒂研究专家的。这样，以后不管再做什么研究，有罗蒂这碗酒垫底，一切就都可以心平气和、心明眼亮了。
2017年8月20日
[1]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2] 转引自David Morley《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冯建三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0—61页。
[3]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页。
[4] [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2页。
[5] 参见[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5页。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319页。
[7] 李建军：《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5页。
[8] See 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 and Solida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44-145.
[9] [英]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416页。
[10]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6页。此译文根据原文略有改动。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 and Solidarity，p.145.
[11] 参见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75页。
[12] Richard Rorty，Achieving Our Country：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78.中译文参见[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7页。
[13]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4] Richard Rorty，Achieving Our Country：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pp.128-129.中译文参见[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5页。
[15] 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09页。
[16] [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