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一，家族是乡土社会联结的重要纽带，并与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发生着密切而持续的互动，但综观已有研究，汉族是重点，而少数民族家族研究则相对薄弱。中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多样，文化丰富，民族众多，家族不可能不打上地域特色与民族特征。陈德顺先生曾指出：“少数民族中的家族与汉族相比，在结构与功能上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一种不完全的家族。”[9]其表现是少数民族家族人口相对较少，部分民族留有母权制，大多没有家族祠堂和成文的族谱，没有汉族意义上的族田等。但无论是汉族家族，还是少数民族家族，在强调血缘关系形成是家族系统的内在构造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事实上，家族是在不断的再造过程中存在的，这一再造过程不仅反映在纵向的历史演变中——家族结构与功能的变迁，而且将在横向上显示出地域与民族差异。少数民族家族既有不同于汉族的“不完全”的一面，也有可能有其超越与扩大的一面。何土司家族自明初敕封，直至民国年间罢黜，世袭19代，雄踞西北达560余年，支系后裔散布河州四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希望通过本书的撰写，能为少数民族家族的研究提供一种范式。

第二，在河湟地区的政治舞台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少数民族家族，他们雄踞一方，绵延发展，世袭罔替，生生不息，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个家族都涌现出了一批战功赫赫、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在守土抗敌、开通边贸、发展生产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每个少数民族家族史就是河湟地区历史的一个缩影。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家族史的研究可以为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三，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家族虽有一些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家族的世袭传承、历史事迹、民族族属、政治制度等方面，而对于少数民族家族的家族文化、内部组织、管理系统、宗教信仰等问题的研究较少。家族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灵魂，是一个家族凝聚团结、赖以维系、绵延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少数民族家族长期生活在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其文化自然会发生多种变迁。而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变迁中，各少数民族家族完成了其角色的转变。本书不仅对何锁南家族的历史进行考证，更加注重对该家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少数民族家族基本上都长期生活在边疆地区，有自己所辖的区域，有自己所管的属民，更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历代中央政府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均十分注意处理与这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家族的关系，这也使这些少数民族家族的命运同历代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

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指出“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因此，明朝对西北地区并非一味地武力征讨，而是剿抚并举，如果元朝宗室旧臣或少数民族首领能够归降，“当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10]。正是在这一民族政策的指导下，明朝以军事进攻为后盾，广行诏谕，何锁南遂率部归降，受封河州卫指挥同知。清代定鼎中原以后，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土司制度，在进军西北的过程中，“各处土司已顺者，加意绥辑，未附者布信招怀，务使近悦远来，称朕诞敷文德至意”[11]。清朝的这一政策使西北土司得以保留，第十世土司何永吉也率原属四十八户部落归附清廷。雍正年间清政府又在西南地区全面推行改土归流，鉴于西北地区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并未废除西北的土司制度，但实行了一系列限制土司权力的政策，使得西北土司“但拥虚名而无实权”[12]。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家族的兴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家族史在研究历代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方面同样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