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它渊源于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形成于蒙古统一全国、建立元朝的过程中，发展并完善于明朝，衰落并延续至清代和民国时期。土司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土司由中央政府任命，二是置于少数民族地区，三是实行世袭制。其核心思想是“因俗而治”，最终达到对边疆地区加强管理的目的。
本书选择河州地区（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著名的土司何锁南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鉴于元明时期河州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民族构成的复杂性。
河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古为西羌之地，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之后，河州又为吐蕃所占领，凡300余年，直至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韶收复河州。在元朝统治的百余年间，这里的民族构成又有了一些新变化，除藏族、蒙古族、汉族的成分有所增加外，中亚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部族也陆续迁入河州，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和撒拉族。加上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到洪武三年（1370）明朝兵克河州之时，当地民族成分的复杂程度更甚于以往。正如史书所载：西番“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1]。
元明时期，河州地区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恰好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华夏文化圈和藏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其地东连陇右，西控吐蕃”[2]，元朝时将管理藏区的三大机构之一——吐蕃等处宣慰使司[3]即设于此。明朝时河州乃中央王朝的西部边陲，是其治理西番的重镇。不仅任用了一批少数民族首领，使其相互牵制，无力与中央对抗，而且委派了大量的汉族流官，以土流参治、土控于流的方式进行管理，而河州卫正是明政府在西北最早设立的卫所。王继光先生曾这样论道：“可以认为，河州卫的建置是一个模式，它标志着朱元璋在甘青地区创立土流参设制度的开始。”[4]可见，河州土司何锁南的设置对西北土司制度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二，由于何锁南在西北尤其是河州地区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何锁南元末时任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秩从一品，世袭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秩从二品，并加授荣禄大夫。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直属于宣政院，是元朝在甘青藏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其统属官员有“宣慰使五员，经历二员，都事二员，照磨一员，捕盗官二员，儒学教授一员，镇抚二员”[5]。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对少数民族采取剿抚并施的策略。洪武三年（1370）卫国公邓愈兵克河州，锁南普顺应形势，招抚归诚。“由是番酋日至”[6]，西北各族首领“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所部归命”[7]，于是“河州以西，朵甘、乌斯藏等部皆来归，征哨极甘肃西北数千里始还”[8]，可见何锁南当时在西番巨大的影响力。洪武三年 （1370）明政府设立河州卫，授锁南普河州卫指挥同知，并赐姓何，准其世袭罔替，并颁赐篆龙金简。其弟汪家奴授河州卫指挥佥事，次子何敏授锦衣卫指挥佥事。何锁南是明朝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且最初官职最高，为指挥同知，从三品，势力也最大。何土司家族自洪武四年（1371）授职，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最后一任土司何晋被罢黜官职。何土司家族共传承19代，雄踞西北达561年，历经明清两朝，对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何锁南家族作为河州地区最大的土司，在汉文史料中却并未看到何锁南的传记，也没有对何土司家族系统而详细的记载。明嘉靖年间吴桢及清康熙年间王全臣的《河州志》都只是对何土司家族的几位代表人物（何锁南、汪家奴、何铭、何勋等）进行了简单记述。因此，研究河州土司何锁南家族对推动河州地方史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第四，学术界对何土司及其家族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据笔者所看到的材料，学者们对何土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族属和家族世系等方面的研究，而少有对其整体性、全面性的论述。相比之下，如对西宁李土司、永登鲁土司及卓尼杨土司等的研究，却成果颇丰。
第五，对何土司的个案研究，可以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分析何土司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进一步深入挖掘我国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对何土司家族后裔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发掘土司制度对当今社会和家族的持续影响和现实意义。
第六，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都存在着重大影响，这是该国任何一个统治集团必须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基层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而土司制度在西北地区对该问题的解决，可谓一个伟大的创举，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并且为我们今天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七，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背景。一方面，笔者长期从事史学学习以及侧重于西部民族史研究，在学习当中对土司制度和河州地方史多有关注；另一方面，笔者也搜集了大量史料，不断探讨该问题，尤其是深入河州地区的调查，对河州地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而且一直强烈关注该地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使命感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