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河汾文化的源与流

河汾是黄河与汾水的统称。河汾文化是以黄河、汾水流域为走向，自北而南，由西向东，以河东地域蒲州、绛州为中心，向四围发射开来所形成的文化圈。河汾文化是以人文背景为主旨的，这一文化板块的后天形成发育与其先天的地理形势紧密相关。《尚书·禹贡》篇中大禹治水列九州，“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1]，即有因山形地势疏导水患的指导思想在内。作为与人文背景密切相关的客观地理形态，对于区域文化的形成具有先天性的影响。

河水即今之黄河，最早著录河水文献的是《禹贡》篇对于冀州历史风貌的分析，冀州位列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2]之首，属地平阳为古尧帝之都，故列于卷首：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为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石碣石，入于河。[3]

言及了冀州主要的山川、城邑，从壶口至梁山及岐山，然后到太原、太岳山，下又到浊漳水、清漳水，随后记载其地土壤、赋税、田土等情况。晋人郭璞注冀州曰：“自东河至西河。”宋人邢昺对大禹治水的路径进一步做了疏解：“《禹贡》导河自积石、龙门，南流谓之西河。至于华阴，折而东，经底柱、孟津，过洛汭，皆东流，谓之南河。至于大伾，折而北流，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谓之东河。”[4]具体言明了西河与东河的走向。汉李巡注解曰：“两河间其气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5]以西河与东河之间气象、物候等自然生态状况相近，故得名冀州。河水区分了冀州与其他八州。

汾水位于古冀州区域内，“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东南过晋阳县东，晋水从县南东流注之。又南，洞过水从东来注之。又南过大陵县东，又南过平陶县东，文水从西来流注之，又南过冠爵津，又南入河东界，又南过永安县西，历唐城东，又南过杨县东，西南过高梁邑西，又南过平阳县东，又南过临汾县东，又屈从县南西流，又西过长修县南，又西过皮氏县南，又西至汾阴县北，西注于河”[6]。大致形成一条从古汾阳县北逶迤而南，至汾阴又西南注入黄河的水流路径。从地理图形上看，汾水连接了晋北与晋南，在文化形态上又集中体现了从北方古文化到中原古文化的过渡衔接[7]，而居于晋西南地区的文化有其自我生长繁衍的文化优势（与晋北文化相比较而言），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文化圈，且内部形成了自我更新替代的过程。

《诗经》汇集了十五国风，《魏风》中的《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唐风》中的《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等，或是对田间质朴劳动生活的赞叹，或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生活的揭露，或是对岁月流逝的感伤，或是叙写两情依依的眷恋之情，真实地体现了晋南一地社会生活中劳动人民心头的爱憎情感。《魏风》中的《汾沮洳》篇即是对汾水流域风土民情的生动描绘：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荬。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8]

以比兴手法，借用女性口吻赞颂汾水地域男子之美，“美无度”，暗道女性心中对男子的深情仰慕；“美如英”，赞颂男子外貌的俊朗；“美如玉”，喻男子品性的高洁。层层推进，由彼及此、由外及内地给予颂美。

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即是人文鼎盛之地。平阳古城为尧帝之都，尧舜德化政治为上古理想的政治图景，为后人所推崇。以王通为代表的河汾之学则是对孔子洙泗之学的继承和自我重解。尧舜之德治、王通之儒学构成了河汾文化的二源。前者是泛化的文化认识，既是河汾文化之源，也是黄河文化之源；后者则是特定的河汾文化，王通的儒学作为先唐孔孟、扬雄之后，韩愈之前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经晚唐柳开、石介等阐发后，为宋人所接受，及至明清，愈益波广。本文所述即以晋西南地区，蒲州、绛州等地为中心，考察这一地域文化的源与流。由于家族文化在中古时期处于形成发展阶段，家族成员所受的文化熏染具有子承父业、祖辈相传的特点，故而选取了河东地域几大家族王氏、裴氏、柳氏、薛氏等为考察点，其中河东王氏王通之学在隋唐之际最能代表河汾地区的学术性，王氏家族王度、王绩、王勃在隋唐之际的文坛上又各具异彩，成为本书考述的一个重点。柳氏家族也出了中唐之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柳宗元，儒释道三教通融，与倡导古文运动的纯儒韩愈的“道”论主张同中见异，体现了中唐时期士人思想中的矛盾及调和之法，极具代表性。家族内部，休戚相关；各大家族之间也结成了复杂的依托关系。此外，河东地域其他家族诸如吕氏、孙氏、卫氏等势力虽不如其他大家族之强，但在初唐之后的政治文化上也颇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