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意义
行记是旅行记的古称，多用于记载长时间、长距离、有明确目的的旅行。它以旅程为线索，记载沿途自然、人文风光，逸闻趣事，风土民情以及旅行者的个人经历体验等内容；有保存个人生活记录的很强的实用目的；多以散文语体写成，时空是区别内容的标志，随着时空的变化，内容亦随之变换。记程和记沿途经见是此类文体必备的两大要素。
早在汉魏时期就有此类作品的产生，随着这一时期国力的兴盛，西域、南海诸国纷纷前来称臣纳贡，中原王朝则派遣使臣出使周边国家，交结邻好，对其封赐或商议军事计划，双方交往日益频繁。使臣出使往往会记录经历异域的行程、见闻，以备回国后向朝廷汇报出使经过。如张骞的《出关志》、朱应的《扶南异物志》，他们记录了奉使西域、南海诸国的见闻，已经具备了行记的文体要素，可视为最早的行记。
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众多以“行记”“从征记”“述征记”命名的纪行之作，可见此时人们已将行记正式作为一类文体。创作者有随驾从征、巡幸的文臣侍从，有文辞为时所称的交聘使臣，也有忘身求法的僧人。行记创作进一步发展，其数量增加，种类增多，按照行旅背景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行役记、交聘记、西行记。行役记指记国内旅行活动，如出征、从驾、游览、巡幸等活动的行记。交聘记指记在各国之间互遣使臣，进行外交活动的行记。西行记指僧人西行求法之行记。主要作品有郭缘生的《述征记》，戴延之的《西征记》，裴松之的《北征记》，伍缉之的《从征记》，丘渊之的《征齐道里记》，李绘、封述的《封君义行记》，江德藻的《聘北道里记》，法显的《法显行传》，慧生的《慧生行传》，宋云的《魏国以西十一国事》等。
隋唐时期，行记的创作进一步发展，创作最兴盛的是交聘记，奉使足迹至南海诸国、回纥、吐蕃、南诏、渤海、高丽、于阗、契丹、突厥、天竺等。僧人创作行记的热情亦有增无减，国内行役记的创作也时有创获。主要作品有韩琬的《南征记》，李翱的《来南录》，韦庄的《蜀程记》《峡程记》，王仁裕的《入洛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悟空、圆照的《悟空入竺记》，窦滂的《云南行记》，徐云虔的《南诏录》，章僚的《海外使程广记》等。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行记相比，纪行更加详细，内容更加丰富，在艺术形式上也多有创新。
随着宋代交通事业的进步，海外关系的拓展，交聘制度的完善，社会经济的富庶，宋人出行机会增多。出于不同的旅行目的，宋人有意识地记录下旅途的见闻，行记数量、质量均超越前代。宋代行记按照记载的疆域来划分，可分为国内行役记和域外行记两大类，国内行役记主要记录在宋朝疆域内的旅行活动，域外行记记录的是足迹经历中原王朝版图之外的周边国家和民族地区的旅行活动，如辽、金、交阯、大理、高丽、天竺、高昌等地。行记中记录的行旅种类多样，有记出任地方官员或奉命外出办理公务的，如陆游的《入蜀记》、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有记在任期间巡检民情的，如王安石的《鄞县经游记》、李复的《冯翊行记》；有记任满回阙、归家的，如周必大的《奏事录》、范成大的《吴船录》；有记贬谪之旅的，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有记奉使异域的，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楼钥的《北行日录》；有记帝王出奔的，如曹勋的《北狩见闻录》、无名氏的《建炎维扬遗录》；有记汉人陷虏、逃归、避乱的，如赵子砥的《燕云录》、沈琯的《南归录》、胡舜申的《己酉避乱录》；有记长途游历山川的，如方凤的《金华洞天行纪》、赵鼎臣的《游山录》；有记省亲、访友的，如周必大的《泛舟游山录》、吕祖谦的《入闽录》；有记西行求法的，如继业的《西域行程》……这是一批极富有文学、文化、史学价值的文献材料，对宋代行记进行研究也是极具有学术价值的。
首先，宋代行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与前代行记相比文学性显著增强。宋人采用行传体、日记体、笔记体等不同的著述体例，综合运用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等艺术手法，勾勒出一幅幅山水、民情、风俗图画，呈现一段有关个人旅行经验的记录，其间贯穿着宋人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文人雅趣。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鼎盛期，宋代散文的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行记是散文这一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它是用散文语体对个人经历进行真实书写，体现了宋代散文追求实用、自由灵活、简洁质朴、婉转自然的特点，也展现了宋代文学重理尚文的文学风尚，对行记的研究是宋代散文研究的重要分支。从行记这一文体上来看，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以行记来纪行的风尚，发展至宋代质量、数量均超越前代，其著述体例多样、叙事内容广泛、运用艺术手法多样，是行记的繁荣时期，也是行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深入研究宋代行记有利于更清晰地把握行记这一文体的流变情况，并为研究先宋行记和明清行记奠定基础。
其次，宋代行记以旅程为线索，记载沿途自然人文风光、逸闻趣事、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纪实色彩，保存了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生产生活风俗等各方面的宝贵材料，尤其真实地再现了宋人长途旅行的场景，是记载宋代旅行文化的文本。我们可以借研究宋代行记深入了解宋代社会的交通情况、宋人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出行的情景，真实地领略宋人在官差旅行、奉使交聘、贬谪、逃难、交友、访亲、求学之旅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这有助于宋代文化的研究。
最后，宋代行记是宋人个人旅行经验的记录，旅行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跨越不同的地理空间，在空间位移的变换中，陌生的风景、陌生的人物都带给他们与居处一地时不一样的感受。他们以自身的眼光来打量外界的事物，自然地理空间被投射上旅行者个人情感与思想，成为一个融合了旅行者自身情感、文化传统的复合空间。宋代行记传达了宋代文人在游历空间时是如何描述“他者”，是如何将折射在“他者”形象基础之上的宋人的自我形象勾勒出来的，是如何将主体文化与旅行地的客体文化相比较，并在这种比较中加深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的；行记也记录了宋代文人阶层如何以文化精英的身份来观看、选择、再现景观，如何以敏锐的感知展现地理空间之美，如何以人文的、理性的眼光来解读空间与空间中的景观，如何细腻地表达行旅中的情感体验。我们可以借此探讨空间的移动与文学书写的关系，深入理解旅行文学的书写特点，探析宋代文人的文化心理。
二、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
（一）研究现状
对于宋代行记，学术界已经有所关注，从行记文献的整理辑佚到行记文本的分析都有一些研究成果，现分类概述如下：
一、从文献学的层面对行记进行考证、梳理：在宋代数量众多的行记中，奉使辽、金的行记受到史学界的格外重视。这类行记是在宋与辽金交聘制度下产生的一种书写形式，既有使臣为向朝廷禀报出使见闻而撰写的备忘录，亦有使臣的私人日记。后人称之为“语录”或“行程录”。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1)一文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宋代目录学著作中整理出宋人使辽行记14种。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2)一书辑录了宋代路振的《乘轺录》、王曾的《上契丹事》、薛映的《辽中境界》、宋绶的《契丹风俗》、沈括的《熙宁使契丹图抄》和《许亢宗行程录》等六部行记并详加疏证。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3)一文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与其他典籍中整理出可考知书名的宋人出使辽金行记42种，残存至今的有22种，并将有存文的使辽、使金行记加以辑录注释，著成《奉使辽金行程录》(4)一书。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共考证了使辽语录26种，使金语录24种。(5)此外，李辉的博士论文《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6)中有《宋人使金国信“语录”叙录》一节，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为使辽、使金行记一一撰写叙录。潘晟《朝聘地理书之概貌》(7)拓宽研究范围，将宋人奉使高昌、交阯、辽、金、西夏等周边邻国的行记一一搜罗制成《宋人奉使地理书简表》。贾鸿雁的《中国游记文献研究》(8)对中国的游记文献做了全景式的研究，论述了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民国时期游记的创作、结集出版情况，揭示了游记文献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他对游记的定义不仅包括记录纯粹属于审美观照的游览和欣赏活动的游览记，亦包括出于各种目的的旅行而写的宦游记、出使记、出征记、漂泊记、旅寓记等。后者的范围与本书的研究范围相当。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9)一书将自晋至宋的行记从后世史、子、集部典籍中辑录出来并校勘，为宋代行记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王皓博士论文《宋代外交行记与语录研究》(10)清晰阐明了宋代行记与语录的关系，认为两者是有明显差异的文体形式，并详细考证了汉魏至宋代行记与语录的文献创作情况。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单独的一部行记进行了梳理、考证，如娄雨亭《〈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的一个被人忽略的抄本》(11)提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抄录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在校勘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本书研究的行记与傅乐焕、贾敬颜、李德辉等学者所说的“语录”“行程录”“行记”在文体界定上有交叉亦有不同（详见绪论第四节第三点对本书研究范围的界定），但前辈及时贤关于此类文献的整理对本书的写作来说功不可没。除出使辽金的交聘类行记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受到文史学者的关注之外，在后代享有盛誉的行记亦受到关注。孔凡礼点校的《范成大笔记六种》(12)收录了范成大的《吴船录》《骖鸾录》《揽辔录》等三种行记。蒋方《陆游〈入蜀记〉版本考述》(13)对《入蜀记》手抄本、刻印本形式的各种版本作了系统的考查。朴庆辉校勘注释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4)一书。祁庆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版本源流考》(15)《关于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几个问题》(16)二文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各种版本源流作了详细的考述。
二、关于行记历史、旅游、交通等层面的研究：探讨行记在地理、交通、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交聘礼仪等各方面的价值。有的从地理学角度加以论述，如杨果《〈入蜀记〉所见南宋湖北人文地理》(17)论述了《入蜀记》中有关南宋湖北的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周宏伟的《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18)论述了许多并不大为人重视的游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和人文地理学价值，其中包括不少宋代的行记，如王延德的《使高昌记》、张礼的《游城南记》、路振的《乘轺录》、王曾的《行程录》等。周宏伟的《南宋两种长江游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19)则论述了《入蜀记》和《吴船录》两书在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有的从旅游角度加以论述，如吴其付《陆游宦游生涯的景观变迁》(20)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生命路径理论和历史地理学景观变迁的理论，解读陆游的诗词歌赋和山水游记，揭示陆游游历生涯中对景观关注点的变迁，探讨这种变迁与游历主体的文化背景、所处环境、心理状态的关联，并详细论述了《入蜀记》中所反映的景观变迁。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21)以《于役志》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宋代公务旅行的交通方式以及旅途中的活动情形。赵维平《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22)通过南宋文人出行录来探讨出行路线及相关出行情形。有的从交通角度论述，如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23)通过《乘轺录》等多部行记考查使辽路线。张劲《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宫苑分布》(24)结合《北行日录》与《揽辔录》记载，考查楼钥、范成大使金经过开封城的路线。金毓黻在其《东北通史》(25)卷六第八章《宋使入辽金之行程》中，根据《乘轺录》《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等行记的记载，用表格详细地列出了入辽、入金的行程，同时对钟邦直所撰《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一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黄凤歧的《从宋人使辽行程录看辽朝的交通和经济生产概况》(26)考察了宋人使辽行程录中记载的使辽的行程路线以及辽代的社会经济情形。李玉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宋代的海外交通》(27)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的记载来论述宋代与高丽的海上交通航线、宋代的造船技术与宋代的航海信仰。有的从建筑方面论述，如曹尔琴《张礼和〈游城南记〉》(28)以张礼的《游城南记》论证宋代长安城的布局。杨文秀《略谈唐宋时期长安南郊的园林景观——读张礼〈游城南记〉》(29)论长安园林景观。有的从民俗、社会生活角度论述，如陆宇清《〈入蜀记〉之南宋民俗研究》(30)一文将《入蜀记》中所见民俗现象总结为行旅交通风俗、宗教信仰风俗、沿岸风土人情等进行探讨。陈百华《范成大“三录”之南宋社会研究》(31)通过范成大的《吴船录》《揽辔录》《骖鸾录》来论述南宋社会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新气象。石光英的《从〈奉使辽金行程录〉透析辽代社会生活》(32)以赵永春编注的《奉使辽金行程录》一书中辑录的辽代部分行程录为研究对象，从中分析归纳辽人在饮食、居住、服饰、交通、习俗礼仪、文体娱乐等方面的社会生活情形。有的从史料角度论述，如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33)《范成大与〈揽辔录〉》(34)论行记的思想内容与史料价值。顾吉辰《王延德与〈西州使程记〉》(35)论王延德生平，出使目的以及行程录之内容。钱伯泉《〈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的笺证和研究》(36)对行程录进行详注并探讨此书对研究丝绸之路“漠南路”以及高昌回鹘国历史的重要参考价值。河北大学周立志硕士论文《南宋与金交聘研究》(37)有“宋与辽金交聘语录考”一节，指出“今存诸交聘文献均非上交朝廷《语录》，或系撰《语录》者私人所留之副本，或系改动之本”。黄玲《宋代使金行记文献研究》(38)对使金行记的内容及史料价值进行了研究，从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国信所的设置、使金大臣的派遣、使金行记的产生等四个方面具体介绍了使金行记的创作背景；从存佚辑注状况、时间范围、行记所载出使原因等三方面来分析使金行记的基本情况；介绍了行记作者的群体特征与出使时所任官职以及宋人出使金国的心态；分类归纳了使金行记中记载的有关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地理、宋金交聘制度以及金国的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研究》(39)考察了此书的作者生平、版本源流、写作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在史学研究和科技史上的研究价值。陈得芝《关于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40)一文考察了《永乐大典》收录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的情况，认为此书详细完整地记录了使辽的路线、地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王家德《浅谈陆游〈入蜀记〉中三峡史料价值》(41)等文。
三、关于行记文学层面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无一种专著对宋代行记进行文学研究，但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提及一些行记。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42)从日记这一特殊文体出发，详细论述了从唐至清末日记之起源、兴起、衰落、发展至鼎盛的过程，介绍主要作品的内容及艺术价值，其中论及宋代行记达数十种。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43)涉及宋代日记作品二十六部，其中亦有不少属于行记。李伯齐《中国古代纪游文学史》(44)从纪游文学的角度论述了从秦汉至近代纪游诗、词、散文的兴衰演变，其中亦提到范成大的《吴船录》《揽辔录》《骖鸾录》与陆游《入蜀记》等著名行记，并简论其内容及艺术特色。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45)指出晋宋地记与行记对游记发展之贡献，并深入分析了《入蜀记》中强烈的文化认同意识。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46)将《入蜀记》《吴船录》作为“记叙自然风物的山水笔记”加以介绍。梅新林《中国游记文学史》(47)亦提及宋代数种日记体行记。王雨容《宋代日记体游记文体研究》(48)以日记体游记这一特殊体式的游记为研究对象，从语体、体式、体性三个层面加以论述。认为日记体游记语体质朴简洁，体式上采用第一人称，具有大散小聚的特点，体性层面以《入蜀记》和《石湖三录》为重点探讨记叙对象与作者写作目的和当时的写作审美心态的关系。文章所谓的“日记体游记”这一体式，其中有不少属于行记。母忠华《宋代日记研究》(49)将宋代日记分为宦游类、出使类、日常生活类、史事类，前两类即属于行记。该文详论宋代宦游、出使类日记数部，并将《吴船录》与《入蜀记》作了详细对比。顾静《周必大日记文研究》(50)将周必大《归庐陵日记》《泛舟游山录》《南归录》《奏事录》《闲居录》五部行记归为日记体游记，研究其内容及写作特点。认为周必大的日记平实、严谨，缺乏想象，只是景物、事件的实录，少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较为冷静客观。胡传志《论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51)以使金文人的语录、私人使行日记、使金途中创作的诗词作品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创作反映了直面故国的敏感心态和对沦陷区遗民的关注，表现了使金宋人面对北宋故国、遗民及异族文化时的屈辱而无奈、自卑又自尊的敏感心理。文章指出“使金语录和日记还是南宋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金日记不仅为后人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还为记体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成玮《百代之中：宋代行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52)认为至宋代，行记文体意识增强，叙事功能得以凸显，塑造了后人对行记文体的基本认识。李德辉较早地将行记作为一类文体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其在博士论文《唐代交通与文学》(53)中专辟《唐代交通与唐人行记》一节论述了先唐古行记、唐人行记的创作概况，并将唐人行记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外国传志，包括僧人西行记、唐官奉使西域南海记、外国僧人撰写的来华行记，以及国内僧人至五台山巡礼求法的行记；第二类为奉使交聘至周边民族政权的行记；第三类为专记唐人在国内巡幸、游幕、贬谪、奉使的作品。作者论述了唐代行记在形式、内容、思想上、艺术上的特点，认为唐代行记已经从先唐行记的专主叙事演变为文备众体，叙事纪行的功能也得到显著增强。此后，李德辉又撰《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54)《唐人使蕃行记叙论》(55)《六朝行记二体论》(56)等文对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观点加以引申阐发。此外李德辉对宋代行记也有所关注，有《论宋人使蕃行记》(57)一文论述宋人使蕃行记的概况、记叙内容以及著述体例。在《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58)一文中将行记定义为：“行记是对古人撰写的各种旅行记录的总称，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著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文类。”该文论述了从汉唐直至两宋行记的分类及演变，总结了不同时期行记的艺术特色，并提出对“行记”这类文体进行文学研究的必要性。《论宋代行记的新特点》(59)一文对宋人行记的著述情况、文体类别、文体特征作了整体的论述。
此外，还有对宋代某一种或两种行记进行研究的单篇论文，研究角度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单独论行记内容及艺术特色：如梅新林、崔小敬《张舜民〈郴行录〉考论》(60)揭示了《郴行录》的重要价值。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61)指出《入蜀记》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游记，其间包含了许多精丽的写景片段，融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沿途风景做了生动的叙述，为后代读者提供了宋代官差旅行和长江航运的丰富资料。此文还将陆游入蜀时期的诗歌与《入蜀记》相比较，探讨诗文之间的关系。刘珺珺《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62)论述了范成大的《揽辔录》《吴船录》《骖鸾录》三部行记作品，认为从文体类型上来说属于日记体行记，文体风格雅洁，诗与文之间既有印证又有补充关系。李贵《南宋行记中的身份、权力与风景——解读周必大〈泛舟游山录〉》(63)论述了《泛舟游山录》中体现的周必大的祠禄官的身份权力以及写景的特点。此外，还有郑继猛、马茂军《妙手作记，图画山水——范成大日记体游记研究》(64)，黄镇伟《“缕述风土，考订古迹”的佳制——评陆游的〈入蜀记〉》(65)，徐立《范成大纪游诗文简论》(66)，贾占平、殷连英《陆游〈入蜀记〉浅析》(67)，伍联群《试论陆游的〈入蜀记〉》(68)，刘小燕、欧明俊《吕祖谦〈入越录〉赏读》(69)等。二是将行记文字与诗对比解读：如吕肖奂的《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70)探讨两种书写形式的不同，以此分析陆游的诗文创作形态与观念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历程。三是将多部行记对比阅读：苏迅《文字因缘非偶然——从陆游的〈入蜀记〉到范成大的〈吴船录〉》(71)从邂逅地点、诗篇称引、行走路线等方面对两部行记之异同进行了比较。
国外学者研究宋代行记的主要文章有美国的何瞻（James M. Hargett）的《范成大与其纪游日录》(72)，他还著有《宋代游记文学》一书，引用了宋代欧阳修《于役志》、陆游《入蜀记》、范成大《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程卓《使金录》等行记。日本的大西阳子《范成大纪行诗与纪行文的关系》(73)一文主要论纪行诗的形式特点及与纪行文的联系。美国学者奚如谷（Stephen H. West）《遗宝：灵壁的奇石》（Discarded Treasure：The Wondrous Rocks of Lingbi）(74)以楼钥的《北行日录》中记载的从宿州至胙城间的一段路程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楼钥如何以地域为媒介来抒发乡愁、描述胡人。文章的方法及所用的理论启人心智。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尚无人对宋代行记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
根据上述研究情况可知，现有的研究还有不少薄弱之处：
大多数研究主要从历史、地理、旅游、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者采用行记中的相关材料佐证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与行记本身内容涉及广泛的特点息息相关，但这种各取所需似的研究显得散乱，缺乏对行记进行整体的观照。其实，宋代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旅行的场景，展现了行旅途中丰富多彩的旅行活动。我们阅读行记如同伴随宋人杖履前行、乘舟涉水，能真实地感受到宋人在旅途中灵魂的颤动。而目前为止，以旅行为切入点探讨宋人出行文化的文章还很少，据笔者所见，仅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和赵维平《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二文，这与行记中反映的多姿多彩的行旅生活是不相称的。
行记本身以记述行程为主，历史学、地理学价值显著，文学价值常被遮掩，不受人重视。以行记为对象进行文学层面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即使有学者将行记作为一类文体进行整体研究，也只是采用分类探讨的方式，概述每一类行记的创作情况、创作特色、著述体例。这种“文学史”式的框架式介绍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但也是最基础的层面。行记这种文学样式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学手法，其间所贯穿的宋人的人文精神都还有待探讨。个案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入蜀记》《吴船录》等名著，而对其他行记关注甚少。即使对于《入蜀记》《吴船录》等名家行记也多为介绍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多现象罗列，而缺乏深入分析。
要对行记进行文学、文化等层面的系统研究，文献整理是基础。现在对宋代行记的整理主要集中在部分奉使交聘类行记和极少数在后世享有盛誉的行记上，如《入蜀记》《吴船录》等，且主要以辑佚为主，对行记文献个案的考证还显得较为粗疏。如行记中同书异名而误作两书或异书同名而通作一书的现象，行记成书时间、成书过程以及行记作者是否冠以他人之名的署名问题，行记的存佚、卷次、版本、著述体例等情况，古代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行记的评述是否恰当等众多问题还值得关注。
（二）研究思路
宋代行记是一批相当有文学及文化价值的文献，本书希望在目前尚薄弱的领域有所推进，拟将宋代行记作为一类文体从文献、文学、文化层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梳理行记这一文体的源流演变。行记这一文体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两汉，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均有这类作品问世，宋前此类作品数量少且亡佚较多，全面梳理宋代以前的行记之存佚、类别及其行文特征有助于全面理解宋代行记演变情况以及审视宋代行记的地位。
第二，厘清宋代行记的文体内涵，全面梳理宋代行记的存佚状况。鉴于目前学界对行记界定混乱不清的现状，本书从叙写对象、创作内容、创作目的等方面进一步界定宋代行记的内涵，并将其与游记、地记进行比较，以明确其文体差异。同时考察每一部行记在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情况、书名、创作背景、行记内容、著述体例以及留存情况，并对其中有疑义的地方作适当地考辨，对前人和时贤的一些说法进行商榷。从而准确理解宋代行记的著述特点以及艺术特征。
第三，宋代行记以行程为线索，记载旅途见闻，真实地再现了宋人熙熙攘攘奔波于山川道里的生活图景，是记录宋人出行文化的重要文本，旅行中的交通方式、旅行的动机、旅行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本书在此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以探讨宋人的行旅生活。
第四，借助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旅行文化的视角研究行记中地—人—文三者之间的关系。阐释地理空间的位移是如何影响文人的创作、激发其创作欲望，文人在移动的空间中如何看待异域的他者，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地理空间之美，如何以文化精英的身份来观看、选择、再现景观，空间移动如何影响行旅中的情感体验，如何形塑地理空间以及空间中的景观、构建景观的文化记忆、将自然地理景观人文化等诸问题，揭示出人和地之间如何借助文学建立起一种亲密互动的关系，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行记的文学特色，并借以剖析宋人的文化心态。
三、形象、景观与旅行书写
人文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研究中心，联系两者的纽带是文化，各种不同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体。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讲，旅行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位移的转变，也是旅行者从一文化区进入另一文化区的文化空间的位移，文化的跨界会给旅行者带来强烈的情感触动和文化感知。如果能从跨文化旅行的角度来研究行记中人与地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探讨行记的书写特点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因子，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学术话题。郭绍棠的《旅行：跨文化想象》一书即是这方面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郭绍棠《旅行：跨文化想象》一书将旅行分为三个层次，即旅游、行游和神游。“旅游”指观光娱乐的旅行，“行游”指非观光娱乐的旅行，“神游”指精神旅行、想象旅行、网络旅行和生死之旅，他所说的“行游”与本书研究的行记所记载的行旅活动属于同一层面。他认为行游是一种文化认证的方式，行游者通过行游认证或确认自己的身份文化，并将文化认证分为优势文化认证和劣势文化认证。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行游者的游记、出使记录都大力渲染了异域的蛮荒之景，“借助这些独特的轶事（anecdote）记述，中原文化（汉文化）的优势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强化。凭借这种实际存在的或自以为是的优势，便形成了中原之对边夷需要怀柔，而边夷之对中原则要朝贡的不容置疑的观念。由于边夷弱势群体的长期存在，中原文化的优势可以不断地得到认证，天朝上国的文化心态一直岿然不动”(75)。他进一步揭示了在行游的优势文化认证中，文化想象所起的作用，“在行游的优势文化认证中，神话和想象起着极大的作用，建构了行游者的文化视域。这种视域把真实和虚幻搅成一团，构成一种文化想象（cultural imagery）”(76)。郭书深刻地论述了行旅活动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他所采用的跨文化旅行研究的视角为研究古代行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突破口。
行记不仅记录了跨越不同地理空间的过程，也记录了旅行者从一文化空间进入另一文化空间的情感体验，他们总是将自身主体文化与旅行地的客体文化相比较，特别是在旅行者跨越边界的行记创作中，更突出地强调了两者的文化差异。宋人记录出使至宋周边地区如高昌、辽、金、交阯等地的行记中往往塑造出异域蛮荒的形象，宋人凭着对“他者”的想象来考量自己的文化身份，中原汉族文化的优势不断得到加强。行记中对异域形象的描述正是宋代旅行者将本民族文化与所到之处的社会文化的差异比较下的产物。正如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所说：“形象惊人地具有语言所有的特性。……形象显然是一种次要语言，一种‘言语’。在一个社会支配的可用来自我表述和反思的言语中，在所有象征言语（想一想罗兰·巴尔特研究过的“时尚”）中，形象都是其中之一，它具有原初性，其功能在于说出跨人种、跨文化的关系。这些关系不是言说者（注视者）社会与被注视者社会间实际存在的，而是经过重新思索、被想象出来的关系。”(77)指出形象本身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反映出了言说者与被言说者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形象学研究领域，形象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是在“文学化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78)。形象学研究的先驱法国学者卡雷主张研究异国文学不要拘泥于考证，要注重探讨作家间的相互理解，人民间的相互看法，并将形象研究看作“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79)。形象研究的代表人物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在《从文化想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提出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他将形象定义为“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成了、宣传了）他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80)。异国形象传达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用巴柔教授的话说就是“‘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81)。透过对“他者”形象的描述，真实地展现了“自我”的形象，形象学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形象创造者一方是如何塑造和描述异国形象的。宋代行记中的异国形象是行记作者所在群体对“他者”的描述，行记的作者虽然亲赴异国，但他们总是以自身的文化语境来认识异国，记录的异国形象并非单纯地对异国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82)，由作者按照自身文化和意识形态再创造的形象，是对异域的文化想象。只有考察清楚行记文本中记录的异域形象与自我形象间的差异，才能达到深入阐释行记文本的目的。
在旅行活动的进展中，地理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频繁转换，空间中的景观成为与旅行者关系最密切的事物。“景观”一词最早是由美国风景园林师奥姆斯特德于1958年提出的，后来由德国学者帕萨格创立了“景观地理学”。美国伯克利学派创始人索尔在1925年出版的《地理景观形态》一书中提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自然景观是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少甚至没有人类痕迹的自然综合体；文化景观则是经过人为改造和创造的景观。他认为文化景观是由“自然景观通过文化群体的作用形成的。文化是动因，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83)。文化景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不同的文化集团各按自己的文化来构筑自己的文化产品，因此不同的文化集团就有不同的文化产品、不同的文化景观。(84)可以说，文化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就认为，“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85)。新文化地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也把文化景观列为人类储存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三大文本（text）之一。
在地理学家眼里，地理景观虽有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之分，但是行记文学作品中记录的景观都是经过行旅者注视后的景观，景观都被投射上主体的个人色彩，呈现出主体化的倾向，成为烙上人文印记的文化景观。行记中记录的以景观为主的行旅空间书写呈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景观的自然地理空间。作者以现实的眼光描写客观的地理景色，唤起对于现实地理空间的实体印象；二是景观的心理空间。旅行者通过景观抒写自己的情感体验，自然之景成为有“我”之景，自然地理空间融入了作家的个人情感，具有了主观心理的色彩；三是景观的想象空间。旅行者欣赏景观，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加于其上，借助已有的文化经验来想象眼前的景观，发掘景观中的含义，在观赏景观时早已有了一定的心理期待，正如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Gombrich）所言：“画家并非去野外绘制他们眼中所见，相反，他们眼中所见，乃是他们已知如何绘制的东西。”(86)旅行者叙写的景观亦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是他们以自己的经验世界、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对景观所作的主观阐释。景观的想象空间传达出旅行者或注视者的文化精神。宋代文人在行记中不仅记录了旅行途中的山川美景，也表达了空间位移给文人带来的情感体验，还展现了宋人以人文想象解读风景的模式，风景中注入了浓重的人文色彩，景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含义。
本书欲借鉴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宋代文人在跨越异域边界的空间移动中如何以自身的文化模式描述作为“他者”的异域形象，如何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展现地理空间之美，如何以文化精英的身份来观看、选择、再现景观，在不同空间的游历中如何以人文的眼光来阅读空间及空间中的景观，现实地理空间以及景观的改变带给宋代文人什么样的情感体验等问题。以形象和景观为突破口，展现空间移动与文学书写的关系，以便更加深刻地认识宋代行记作为旅行文学的书写特点，并借此一窥宋人的文化心态。
四、文体明辨：宋代行记、游记与地记
宋代的行记、游记与地记都以“记”为名，都是用散文文体写成的与方舆知识相关的作品。如不明其内容、体例上的本质区别，则很容易混淆三者的界限，其实三者是有显著差别的著述形式。
（一）宋代的行记与游记
有学者以是否侧重山水描写作为划分行记与游记的标准，认为“行记如果过多地描摹山水则为游记，游记如果淡化自然强化行踪则为行记”(87)。并将陆游的《入蜀记》、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归为地学游记或具有地学色彩的文学游记。这种说法认识到行记与游记通常有描摹山水的文字这一共同特点，亦认识到《入蜀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书记行踪不同于一般游记，但却将两种在内容、描述对象、功能上都各不相同的文体混为一谈。两类文体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内容上行记以行程为线索，以旅行活动本身为陈述对象，表现旅行者的一段行旅经历。主要记录旅行所经地区的道里行程、山川胜景、人文遗迹、民俗风情、经济贸易、军事礼仪制度、传闻轶事、友人会见以及行役任务的进展情况等。在宋代以及后代的公私目录学著作中，宋代行记常被著录在史部地理类、伪史类、杂史类、传记类。有时一部行记既归入地理类，又归入传记类，体现了行记内容的多样性，这一点可参见文后所附的《历代目录学著作著录宋代行记一览表》。宋代行记的文献形态既有单篇文章，亦有专书。单篇文章常收录于个人别集或总集中，限于目录学著作的著述体例无法得知对单篇文章的分类情况，故此表以独立成书的行记为研究对象，考察目录学著作对其著录的情况。宋代行记记录了旅行所经山川道里、风俗人情、地方物产、地名沿革等众多地学知识，归入地理类无需赘言。同时将行记归入传记类则体现了古人对行记这类文体的本质认识。他们将行记看作为一段旅行行程所作的传记，是对此人在此段旅行中的个人经历的描述。旅行中所观之景、所见之人、所遇之事皆可载入行记中，并因记录的旅行类型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如周必大的《泛舟游山录》记泛舟至宜兴省亲之行，途中历览浙江、江西等地的名山胜水，主要以写景为主。李正民的《己酉航海记》记建炎初年随高宗南逃越州、明州之行，记宋、金双方战事情形，主要以记事为主。蔡鞗、王若冲的《北狩行录》记徽宗北迁金地之经历，展现徽宗深怀亡国之恨、慈爱仁义的国君形象，主要以记人为主。还有众多的奉使类行记，如楼钥的《北行日录》、范成大的《揽辔录》、程卓的《使金录》、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录使辽、使金、使高丽的交通路线、交聘礼仪、饮宴朝会，以及异域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行记是以旅行者的目光来记叙社会景象，行记中是否写景以及景色的描写是否居于主要地位，完全取决于行记的创作目的和创作者的个人爱好，并非行记这类文体必写的内容。
游记则是以游踪为线索，以记录游山玩水的经历为主要内容，并抒发主体游览之感受的散文。(88)宋代游记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写途中之景为主，以移步换景的方式表现山水之美，模山范水是整篇游记着力渲染的部分。这与行记内容丰富、既写景又写人叙事自不相同。如朱熹的《百丈山记》依次记写百丈山险峻的石蹬、绿荫遮蔽的小涧、庵中卑痹的房屋、雄壮的瀑布以及日暮和清晨远近诸山之美景，全篇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山水胜景，间有议论、抒情。与此相似的还有王质的《游东林山水记》、曾巩的《游信州玉山小岩记》等。
第二类以抒情、说理为主，借景抒情或借景明理。如孙绚的《游五云泉记》记山势雄秀、泉水甘冽，然而却偏处一隅，不显于世，由此感叹“士之遇不遇，亦犹是已”(89)。又如唐庚的《游越王台记》由游越王台观其废而不毁之情形引发议论，认为“战国之士，大抵皆深于数，故知来事如此”(90)，并感叹物之兴废之理可由此观之、士之成败得丧之理亦可追溯其原由。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记与友人游褒禅山前后洞，因入之逾深、行之愈险，遂半途而废的经历，借此申发出一番感叹，认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91)，做学问、干事业需要志与力等主观意志以及客观的物质条件两相结合，方能达到目的。苏轼的《记游松风亭》记欲游松风亭，却苦于足力疲乏不知何时能到，即随处休息一事，由此悟出人生之道：如能随遇而安，即可不为尘世所累。游记中的景色并非描写重点，而是成为诱发作者抒发某种感叹、阐明某种道理的媒介。作者的目的在于借自然山水感悟人生或阐发哲理。这与行记以记载行程见闻为主的写实性文体相差甚远。
其次，两者的叙写对象不同，行记写“行”，游记写“游”，行与游也是有区别的。“行”一般指长途旅行，时间跨度大，多则数年，少则数十天。所行距离远，动辄数千上万里。所行区域跨越所居州县，远至异国绝域。所记行旅类型多样，或记奉使交聘宋朝周边民族、国家，如王延德的《西州使程记》、楼钥的《北行日录》；或记西行求法，如继业的《西域行程》；或记靖康之变帝王北狩，如蔡鞗、王若冲的《北狩行录》，曹勋的《北狩见闻录》；或记宋代官员公务出巡、制帅赴任，如王安石的《鄞县经游记》、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范成大的《吴船录》；或记官员贬官异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或记宋代士人应考、交游，如卢襄的《西征记》、吕祖谦的《入闽录》；或记宋代文人游览山川，如赵鼎臣的《游山录》、陈文蔚的《游山记》。文献形态上多以专书为主，长达数十卷，短则一二卷。“游”则为一二日的短途游览，所记都为游山玩水、娱情遣兴之事。内容单一、篇幅短小，且以单篇散文居多。
再次，行记与游记的创作目的亦有区别。宋人创作行记往往为了满足以下现实需求：
第一，作为言谈之助。张舜民自述作《甲戌使辽录》的原因，云：“出疆往来，经涉彼土，尝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记录，因著为《甲戌使辽录》。其始以备私居、宾友燕言之助，今偶尘圣选，辞不免行，因检括旧牍，此书尚在。其间所载山川、井邑、道路、风俗，至于主客之语言、龙庭之礼数，亦可以备清闲之览观。”(92)卢襄《西征记》记赴京应试之旅亦云：“今年求试春官，担簦裹粮，走数千里，虽风俗形势不出吴越、江淮之近，而山水之胜概、前贤之遗迹，亦已多矣，因谈笑之暇，姑记其所游之略。”(93)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并非人人都有长途跋涉至异国他乡的机会，远行所经历的风土人情必定是最吸引未曾出门旅行的人的目光，旅行者旅行归来，与亲朋好友讲述旅行中的见闻正是情理中事。因而宋人出行纷纷撰述行记以备日后观览闲聊之用。
第二，为后行者出行提供帮助。北宋王延德出使高昌，撰《西州使程记》云：“用书于编，以俟通道九夷八蛮将使指者，或取诸此焉。”(94)此书详记出使高昌的路线、里距以及各部落的民族风情，旨在帮助后使者熟悉出使道路之远近、山川险易，殊方风土。北宋太守张公作《江行录》，今已不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书“程期岸次、风云占候、时日吉凶，与夫港派滩碛矶洑，莫不具载。江行者赖之”(95)。用意在于撰书为江行者提供参考。古代交通落后，出行往往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前人出行留下关于此一行程的相关记录，可以帮助后人避险前行，顺利到达目的地，行记的实际指导作用可见一斑。
第三，以备觇国之需。早在周代，中国就有派遣使者至他国采集异国经见，并回国向帝王禀报他国国情的礼制。《周礼·秋官·小行人》记小行人之职为“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96)。小行人使四方，采集各地风土民情成五书以进献帝王，使皇帝“不窥牖户而知天下”(97)。宋代大量出使交聘类行记正是在继承觇国之风的传统下应运而生的。正如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序言中所说：“山川之夷险、远近、卑高、横从之殊，道途之涉降纡屈，南北之变，风俗、车服、名秩、政刑、兵民、货食、都邑、音译，觇察变故之详，集上之外，别为《图抄》二卷。转相补发，以备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谨条如右。”(98)记写辽地风土以备朝廷掌握异域情实。特别是在南宋半壁江山沦陷的情况下，即使朝廷没有制度明文规定使臣使还须上奏奉使经见，但觇国之识也成为使臣的内在心理意识。韩元吉《书朔行日记后》一文就指出自己因有感于中原沦陷，人情向背不可知，而使者不能秉承觇国之风的弊病，于是“自渡淮，凡所以觇敌者，日夜不敢忘，虽驻车乞浆，下马盥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之从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99)，作《朔行日记》以备使还后为南宋收复失地建言立策。
不出使外国，只在国内行役的人也将所经州县的风土人情记录下来，为朝廷的政治方针提供参考。如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序言称：“所过道里，则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100)记载陕西的人事物理，并希望朝廷“精选长吏，审择牧守，仍于三京量戍士夫，使之抚视凋瘵，修治关塞，于年岁间生养气血，与东西上下脉络流通，则天下平矣”(101)。
第四，为自己或后人提供一段旅行者的个人经历，保存一段私人生活的记录。行记以传记手法为一段旅程作记，能真实地再现旅行的过程，成为保存个人旅行经历的备忘录，正如宋人葛胜仲曰：“千里得行记，了了所见历。”(102)陈著亦云：“以行记吟囊，收拾光景。时一披阅，眼界万里，尽在是矣，岂不大快。”(103)李纲作《靖康行纪》记靖康元年九月至靖康二年四月初被贬，旋而复用，转徙于开封、扬州、江西、湖南等地间的经历，称“姑以自今以往所经历、所见闻、所施为、所会遇日著于篇，为《靖康行纪》，使将来有所考云”(104)。点明作行记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个人经历以备后人观览。如果个人历史地位重要，记载个人经历的行记则具有更大的价值。如徽宗北狩金地，则命王若冲作行记，云：“一自北迁，于今八年，所履风俗异事，不为不多。深欲记录，其未有人。询之蔡鞗，以为谓学问文采，无如卿者。高居东山，躬耕之余，为予记之，善恶必书，不可隐讳，将为后世之戒。”(105)记录北狩之事，警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所记涉及靖康之变以及宋金之间的重要史实，具有珍贵的价值。
综上所述，行记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体，而游记则以写景抒情为主，是作者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之作。《说文解字》解释“游”之本义为“旌旗之流也”，段玉裁注云：“流，宋刊本皆同，《集韵》《类编》乃作旒，俗字耳。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106)可知“游”本指旗帜随风飘荡、自由无拘束的状态，后来“游”又衍生出游览、游赏、宦游、巡游等各种义项，“游记”的“游”应取游览、游赏之义，并与“游”的初始义——自然无拘束的状态相关。游是以一种纯粹审美的方式观照山水景物，记录这一游玩经历的游记是不带现实功利性目的的。
（二）宋代行记与地记
宋代行记与地记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行记是对整个行程见闻历时的、线性的描述，随着时间和空间位移的变化，记叙内容也随之延展变化。从行记中可得知旅行的行程、旅行活动的进展情况。地记则是平面静态、客观地记录一地的山川风物、城池楼阁、地理沿革、先贤事迹、风俗民情，缺少时空的转换。即使有些地记也是旅行外出后的产物，但因著述体例不同，也只能算作地记。如《骖鸾录》和《桂海虞衡志》都是范成大因赴广南西路就知静江府任而创作的作品，《骖鸾录》记乾道八年十二月至乾道九年三月从吴郡至桂林的行程经见，故为行记。而《桂海虞衡志》则分为岩洞、金石、香、酒、器、禽、兽、虫鱼、花、果、草木、杂志、蛮等十三个门类记录了桂林地区的地貌地质构造、矿产、植物、动物、工技、风俗等情况，平面叙述一地的情形，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地描绘其风土人情，故只能算作地记。
其二，行记是记录亲身经历的见闻，非亲历不书是行记创作的一条惯例，如卢襄作《西征记》记其所游，并称“尚有遗赏未出于车轮马足之间者缺之，以藏诸楮中云”(107)。徐兢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亦云：“今取其人使道路所历，与夫斋祠游览，耳目所及者图之，其余不见制度，则略而不载。”(108)卢襄、徐兢在行记中都只记录了旅途中亲见亲闻之事。而地记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亦有可能是抄缀他书而成。如王象之《舆地纪胜》是宋代一部著名的地记，书前序自叙其成书经过云“宦游四方，颇知江、淮、荆、闽之事”“复听叔、兄自梁、益诸州回来所言及之事”“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诸郡图经，参订荟萃，每郡自为一编”(109)。可知《舆地纪胜》一书内容既有亲眼所见，亦有传闻所及，更多材料则来自于前代地理书。
（三）本书研究范围的界定
行记历来不受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对于这种著述形式的文体内涵仍相当模糊，即使在辨别清楚行记与游记、行记与地记的区别之后，在研究中仍容易把一些不属于行记的作品归入行记中，故需对本书的研究范围作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文中所记并非现实中的旅行，而只是虚构一段行旅经历并展开叙事的不算作行记。如无名氏所作《南渡录》记靖康之变，徽宗、钦宗二帝北狩之事，所记年号、所经行程多与历史事实不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本出一手所伪托，故所载全非事实……此必南北宋间乱臣贼子不得志于君父者，造此以泄其愤怨，断断乎非实录也”(110)。可知此书借北狩之事抒发内心怨恨，并非是对实际行旅的记录。
第二，宋代有若干名为行记，实则只是记录出行游览的时间、地点、出游人员，简略地记载游览经过，篇幅在几十或百余字之间，相当于“某某到此一游”的题名记，可起到备忘的作用。如黄庭坚的《南浦西山行记》、王十朋的《卧龙行记》、李纲的《游罗浮山行记》等。还有张
的《左丞侯蒙行记序》一文，是为左丞侯的行记所作的序，由序文可知此行记实为寺院法堂门壁上的题名记。这反映出宋代因行记一类文体兴盛一时，因而凡与游历相关的作品皆冠之以“行记”之名的情形，但此类题名记与真正记叙长途旅行见闻的行记相差甚远，本书不将此类作品视作行记。
第三，宋朝与辽、金交聘过程中，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关于使辽、使金见闻的记录，这些记录可分为两类：一为行记，主要记录出使行程、沿途风土人情。一为语录，主要记录使臣出使时应对酬答情况。两者同为外交出使活动的产物，内容上有交叉，因而常混为一类文体。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一文将两者统称为语录(111)。后有崔文印、赵永春等学者沿用此观点(112)。李德辉则将两类文体都视为行记(113)。王皓博士论文《宋代外交行记与语录研究》从创作动机、文本形式、文本内容、社会功能等方面厘清了宋代行记与语录的关系，认为两者是有明显差异的文体形式(114)。本书认同此观点，只将使辽、使金记录中，通过目录学著作记载或现存文本内容能确认为行记的作品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第四，本书以宋代行记为研究对象，时间断限自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开始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止。由五代入宋、由宋入元之人所撰行记，如可考之为入宋前或入元后所作，则不予研究。宋代遗民之作虽为宋灭亡之后所作，但按照以文从人的原则，仍视作宋人行记。与宋同时并存的辽金政权之行记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外国人入宋的行记因文化背景、创作内容、语言风格与宋人创作行记有较大差别，亦不纳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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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宋］徐兢撰，朴庆辉标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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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9) 周宏伟《南宋两种长江游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0) 吴其付《陆游宦游生涯的景观变迁》，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21) 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22) 赵维平《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3) 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
(24) 张劲《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宫苑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
(25) 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
(26) 黄凤歧《从宋人使辽行程录看辽朝的交通和经济生产概况》，《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27) 李玉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宋代的海外交通》，《中国航海》1997年第1期。
(28) 曹尔琴《张礼和〈游城南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
(29) 杨文秀《略谈唐宋时期长安南郊的园林景观——读张礼〈游城南记〉》，《唐都学刊》1990年第4期。
(30) 陆宇清《〈入蜀记〉之南宋民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1) 陈百华《范成大“三录”之南宋社会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32) 石光英《从〈奉使辽金行程录〉透析辽代社会生活》，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3) 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4) 赵永春《范成大与〈揽辔录〉》，《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35) 顾吉辰《王延德与〈西州使程记〉》，《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2期。
(36) 钱伯泉《〈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的笺证和研究》，《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37) 周立志《南宋与金交聘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38) 黄玲《宋代使金行记文献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9) 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40) 陈得芝《关于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41) 王家德《浅谈陆游〈入蜀记〉中三峡史料价值》，《四川文物》1996年第2期。
(42) 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
(43) 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
(44) 李伯齐《中国古代纪游文学史》，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
(45) 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6) 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47) 梅新林《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
(48) 王雨容《宋代日记体游记文体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49) 母忠华《宋代日记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50) 顾静《周必大日记文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51) 胡传志《论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52) 成玮《百代之中：宋代行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53) 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
(54) 李德辉《论中国古行记基本特征》，《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55) 李德辉《唐人使蕃行记叙论》，《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56) 李德辉《六朝行记二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57) 李德辉《论宋人使蕃行记》，《华夏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
(58) 李德辉《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
(59) 李德辉《论宋代行记的新特点》，《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60) 梅新林、崔小敬《张舜民〈郴行录〉考论》，《文献》2001年第1期。
(61) 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62) 刘珺珺《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63) 李贵《南宋行记中的身份、权力与风景——解读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复旦学报》2020年第1期。
(64) 郑继猛、马茂军《妙手作记，图画山水——范成大日记体游记研究》，《安康师专学报》2005年第6期。
(65) 黄镇伟《“缕述风土，考订古迹”的佳制——评陆游的〈入蜀记〉》，《九江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66) 徐立《范成大纪游诗文简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67) 贾占平、殷连英《陆游〈入蜀记〉浅析》，《商丘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68) 伍联群《试论陆游的〈入蜀记〉》，《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69) 刘小燕、欧明俊《吕祖谦〈入越录〉赏读》，《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4期。
(70) 吕肖奂《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71) 苏迅《文字因缘非偶然——从陆游的〈入蜀记〉到范成大的〈吴船录〉》，《江南论坛》2005年第3期。
(72) ［美］何瞻《范成大与其纪游日录》，《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73) ［日］大西阳子《范成大纪行诗与纪行文的关系》，《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
(74) ［美］奚如谷（Stephen H. West）《遗宝：灵壁的奇石》（Discarded Treasure：The Wondrous Rocks of Lingbi），见黄应贵、王瑗玲主编《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移动之文化诠释》，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9年。
(75) 郭绍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76) 郭绍棠《旅行：跨文化想象》，第133页。
(77)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想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78)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想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20页。
(79) ［法］卡雷、基亚《比较文学》，法国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6页，转引自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页。
(80)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想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21页。
(81)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57页。
(82) ［法］布吕奈尔《形象与人民心理学》，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13页。
(83) Carl O. Sauer,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1925: 46.
(84) 王恩涌、赵荣、张小林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85)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86) Bert O. States，Dreaming and Storytelling.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180.
(87) 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88) 对游记这一概念，在当今学者中，众说不一。谭家健认为：“所谓山水游记，应具有以下特征：一、以模山范水的再现型描写为基本内容；二、有具体的游踪记录或较明显的游览意图；三、包含作者的主观感觉与体验。凡符合这三条的，不论其为山水赋、山水诗序、山水书简，亦不论其或骈或散，皆可称之为山水游记。”（见谭家健《南朝山水游记初探》，《辽宁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朱德发认为：“应该把带有游记性质的诗歌、小说、词赋等都归入游记文学的范畴。”（见朱德发《试论中国古代文体散文的文体特征》，《菏泽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这样定义游记失之过宽，此处采用王立群对游记的界定，认为游记是运用散体写作的独立文体，包括游踪、景观、感情三大文体要素。（见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第9-18页）
(89) 彭作桢《完县新志》卷九，成文出版社，1934年铅印本。
(90) ［宋］唐庚《眉山集》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31页。
(91)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三，《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22年。
(92) ［宋］张舜民《画墁集》卷六，《丛书集成初编》第1948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9页。
(93) ［宋］卢襄《西征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7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39页。
(94)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中华书局，1961年，第39页。
(95)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4页。
(96)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3007页。
(97) ［汉］班固《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3页。
(98) 贾敬颜《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第122-124页。
(99) ［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六，《丛书集成初编》第1982册，第322页。
(100) ［宋］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7册，第545页。
(101) 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7册，第553页。
(102) ［宋］葛胜仲《跋胡德辉（珵）诗卷》，《丹阳集》卷一六，《丛书集成续编》第1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504页。
(103) ［宋］陈著《夏珪山水》，《本堂集》卷四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第229页。
(104) ［宋］李纲《靖康行纪序》，《梁谿集》卷一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第560页。
(105) ［宋］蔡鞗、王若冲《北狩行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1页。
(106) ［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11页。
(107) ［宋］卢襄《西征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7册，第539页。
(108)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一七，《丛书集成初编》3237册，第57页。
(109)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书前序，中华书局，1992年，第4页。
(11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471页。
(111) 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参见傅乐焕《辽史丛考》第5-7页。
(112) 参见崔文印《〈靖康稗史〉散论》，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13) 李德辉《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
(114) 王皓《宋代外交行记与语录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