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24年重大风险
基于当前全球形势的特征与变化，2024年值得关注的全球重大风险主要包括如下十个方面。
（一）美国大选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美国大选将贯穿2024年全年，两党候选人已开展一系列竞选活动，拜登和特朗普在各自党内的支持率领先幅度较大，两人再次交锋的可能性较大。截至2023年12月中旬，拜登在党内获得68%的支持率，远超其他参选的民主党人，特朗普则以62%的支持率保持着党内初选领先优势。但是，考虑到特朗普面临多重刑事和民事指控、拜登政府执政满意度不佳、拜登本人身体状况和家庭丑闻等多重影响因素，美国大选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对地区热点问题和中美关系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在地区热点问题方面，美国大选或将影响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重大地区安全问题的走势。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已就国会是否应该继续援助乌克兰产生分歧，拜登政府新一轮援乌资金申请也因共和党要求捆绑边境移民问题而未能实现。近来美国民众对援乌的支持率持续下降，4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援乌方面做得太多，相比三个月前增加了17个百分点，加上特朗普提出的“一日结束俄乌冲突”的论调，拜登政府的对乌政策面临较大压力，因而不排除大幅调整的可能性，并可能诱发东欧地区出现新的不稳定。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拜登政府面临两难抉择：既要在国际上坚定支持以色列以防开罪国内犹太保守势力金主，又怕因此得罪摇摆州需要拉拢的穆斯林等关键少数族裔。当前拜登政府明里力挺以色列所谓“自卫权”、暗里向其施压尽快结束加沙战事的策略恐难长久，并造成其民主党内支持度持续下滑。长期看，政党分裂与政治极化都将持续影响美国对热点地区政策的稳定性。
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大选不会改变美国对华基本战略定位，但可能会在中短期内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波动。美国两党对中国作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这一定位已有共识，因此无论大选结果如何，在政治、经济、技术、贸易、军事、安全等领域美国对华竞争态势不会发生质变。如果共和党上台，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对华单边遏制打压。大选进入两党激烈竞争阶段前，拜登政府希望在保持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同时寻求对华关系稳定，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从而彰显其对华关系掌控能力并为其解决国内问题和巴以冲突营造空间。大选进入两党激烈竞争阶段后，美国政客将会炒作“中国威胁”，并通过指责诋毁中国、对华强硬表态、通过反华法案等方式争取选票，反华鹰派甚至可能试图突破中国底线，从而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动荡因素。拜登政府也有可能为了拉升民意支持率显示对华强硬，美国对华政策或将进一步被美国选举政治所绑架。
（二）全球经济出现大幅下滑
虽然目前看全球通胀问题特别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但其货币当局面对的是一组顾此失彼的目标。为治理本轮一度高达9.1%的通胀率，美联储已把政策利率抬升至历史平均水平之上，联邦基金利率高达5.25%～5.5%。紧缩的货币政策虽取得明显效果，美国CPI截至2023年10月降至3.2%，但离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值尚有距离，即使暂停加息且通胀不出现反弹，如此高水平利率所带来的紧缩效应也将逐步释放和蔓延。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持续高利率环境会恶化居民与企业融资条件，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进而使整个金融系统的承受力与稳定性受到挑战。美联储和欧央行看上去拥有了较大的货币政策运用空间，但这一空间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受到通胀反弹压力的掣肘。2024年美联储和欧央行进退维谷的境遇本身也可能内含巨大政策风险。对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面临的金融条件甚至更加严酷，可能导致有些国家及企业出现违约。
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进一步下行的短期和长期因素的单子很长，其中有些已成顽疾。世界贸易正在经历保护主义的强力侵蚀，资源民族主义依然盛行，基于经济学逻辑的全球分工开始被歧视性的地区主义或排他性集团经济所替代，已经被武器化了的货币金融工具在地缘经济博弈中正在被变本加厉地使用，大国博弈进一步转向使各方受损的负和博弈。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众多突破性进展，在为经济增长创造崭新空间的同时也为经济稳定注入了诸多不确定性。在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炙热的年份之后，能源转型遭遇去碳成本过高带来的强大逆风。围绕“碳关税”的争议还在进行中，两年前提出的极端气候“新常态”正因为极端气候愈演愈烈而成为过时概念，以至于2024年扰断全球供应链的元凶之一便可能是极端气候。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久拖不决甚至大幅度升级，极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引爆新的地缘政治冲突，进而严重削弱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增大政府协调经济政策难度。上述种种因素交织演化，意味着不能排除全球经济增长失速的可能性。
（三）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冲击粮食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全球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与之相伴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高发且呈持续上升趋势。2023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将“自然灾害与极端天气事件”列为未来两年全球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并将减缓气候变化失败明确列为未来十年的首要风险。全球气候变暖是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大背景。我国国家气候中心认为，2023年已经形成了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持续性影响将蔓延至2024年初。厄尔尼诺现象改变的远不只是气温，还会带来高强度降水、干旱和林火等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
气变问题还会带来一系列外溢风险，粮食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挑战。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减产，促使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日益焦虑的重点议题之一。《中国气象报》综合外媒数据报道指出，受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2023年阿根廷玉米较2022年减产约25%，突尼斯小麦收成同比减少60%，西班牙小麦产量预计比5年平均水平低38%，全球大米产量受极端天气影响也可能在2023年创20年来的新低。此外，随着极端气候成为新常态，自然灾害频发再度增加了供应链受阻乃至断裂的可能性。伴随着飓风、海啸、山火、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生产采购、道路运输、电力供应、港口运行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及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将遭受冲击。
“集体行动难题”掣肘大国合作，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之间的叠加效应将深刻影响全球气变治理的现实进程。伴随着气变问题风险的加剧，世界各国推动应对气变问题的步伐却有所减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显示，“世界适应气候变化的进展非但没有加快，反而在停滞不前”。该署《2023年生产差距报告》指出，与削减化石燃料产量的承诺相反，各国政策将使化石燃料产量在2030年翻上一番；此外，气变问题的现实性和长期性风险，加之各国应对进程中具有政策摇摆性与反复性，或将掣肘全球气变治理进程的有序推进。
（四）全球债务危机风险加剧
全球债务重回加杠杆轨道。2021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历史性去杠杆过程。全球杠杆率（全球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自2021年一季度开始快速下降，于2023年一季度降至333%，较2021年的历史峰值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本轮去杠杆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超预期的高通胀降低了债务人所需要承担的实际偿债压力，二是相对强劲的经济复苏意味着各部门还款能力提高，三是高通胀压力下不断提高的全球利率水平抑制了新增债务的扩张。
2024年全球杠杆率将重新开始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胀变化趋于下行，超预期的高通胀对债务削减的贡献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10月预计，全球通胀率将从2022年的8.7%降至2023年的6.9%和2024年的5.8%。虽然高通胀仍有一定黏性，但整体变化趋于下行，市场的通胀预期也逐渐稳定，这将导致通胀的债务削减作用有所下降。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减弱，不利于各个经济体主动化解债务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4年全球GDP增速为2.9%，较2023年预测减少0.1个百分点。[22]在气候和地缘政治冲突等不利因素作用下，2024年的整体经济风险趋于下行。三是随着美联储退出加息，全球融资成本下降，新增债务发行将有所复苏。根据美联储的预测，2024年联邦基准利率将降至5.1%，较2023年减少0.5个百分点。利率的下行将减少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新增债务的复苏，进而导致杠杆率上升。[23]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加杠杆周期，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数量恐进一步上升。杠杆率高企或迅速上升将带来金融脆弱性，使经济更容易受到未来严重经济衰退或资产价格急剧调整的冲击。由于经济下行期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叠加政策高度不确定下的悲观市场预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偿债压力较其偿债能力上升更快，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上升。世界银行等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莫桑比克、赞比亚等十余个经济体已陷入债务困境，阿富汗、乍得、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等二十余个经济体面临高债务风险。[24]
（五）巴以冲突扩大化
在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均面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强大社会压力，美国推动的沙以关系正常化已遭沙特叫停，整个中东地区所谓的“阿以和解”也因此陷入前途未卜的境地。目前，以色列政府对外将本轮巴以冲突界定为针对哈马斯的反恐行动，而非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战争，试图以此控制冲突范围、防止战事升级。然而，为了彻底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组织网络和军事能力，以色列持续密集打击这一人口高度密集地区，实施了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以色列的酷烈战争手段背离了其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人民切割开来的说辞，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以浪潮。
当前巴以局势可能严重激化以色列的社会内部矛盾，损害其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使巴以冲突不断扩大蔓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深陷司法改革所引发的严重内斗，巴以冲突的极端式爆发更使其政权岌岌可危，仅因以全国处于战时紧急状态才得以勉强存续。为了延长执政时间、挽回政治声誉以及借机推行宗教右翼政治纲领，以右翼政治力量很可能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继续加码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策划暗杀旅居外国的哈马斯领导人。当前以方声称没有占领加沙和实施直接统治的意图，但是也表态不会将加沙归还给哈马斯，而是要长期维护加沙的所谓安全，因而不能排除以方在大规模地面行动后长期占据加沙的可能。巴以冲突可能在高烈度水平上长期化。
巴以冲突可能导致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更趋复杂，在多点引发对抗与冲突。在以方不断采取新的极端做法的情况下，美民主党左翼可能对拜登政府施加更多压力，美以关系或出现裂痕并不断扩大，美管控中东地区冲突的意愿可能因此下降；沙特或重新考虑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前景，进而给予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更多政治和资金支持，推动海湾和阿拉伯国家采取针对以色列的集体行动；伊朗也可能改变当前较为克制的态度，为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政治力量发起更大规模的对以打击“开绿灯”。面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更深孤立，以右翼政治力量或以此为由变本加厉，将地面冲突延伸至黎巴嫩和叙利亚，与伊朗等国形成更尖锐对立，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甚至全球动荡。
（六）俄乌冲突延宕升级
俄乌冲突不仅是俄乌之间的问题，还是冷战后世界基本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维护在原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以及实现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重新一体化是俄罗斯的基本国策。但是，美西方的战略目标是防止俄罗斯帝国或苏联的复燃，竭力保持苏联解体现状。为此，美西方不断加紧向独联体国家渗透，扶持乌克兰等国反俄力量，以分裂独联体并将俄势力遏制在其边界之内。从一定意义上看，俄罗斯与美西方在原苏联地区存在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俄乌冲突将是一场长期化的消耗战。
俄乌冲突久拖不决将推升俄罗斯国内风险。俄乌冲突爆发后，俄为确保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包括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和以防范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普京希望“三位一体”的政权安全体系可以维护俄稳定局面，但2023年瓦格纳事件反映了俄国内存在重重矛盾：一是战略上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之间的关系——地缘安全高于发展战略；二是政治上的政权安全与文化主权之间的关系——俄将政权安全视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但其根基文化主权被西方打压；三是经济上的短期韧性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俄虽扛过了美西方制裁，但也可能出现长期增长动力不足。
在安全、稳定与发展方面，三种威胁相互关联。发展威胁尚未解决，安全威胁又迫在眉睫，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增加。当前三种威胁叠加的情形在俄历史上实属少见。各种风险和冲击的累积效应已影响到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随着战期不断拉长以及美西方制裁的负面效应不断凸显，俄普通民众生活受到的干扰日益增大，民众焦虑感也不断上升，俄国内发展或进入高风险期。
（七）全球暴恐袭击回潮
随着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持续抬头，在民族、宗教、种族、文化等认同问题上，全球范围内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意识不断增强，甚至逐渐趋于极端。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各种相关问题与矛盾随之激化，全球范围内的暴恐袭击可能因拥有新土壤和新空间而回潮。
热点地区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全球暴恐袭击回潮的主要动因。在中东地区，无论本轮巴以冲突走势如何，反以和反西方情绪都将趋于高涨，一些持极端立场的政治和宗教势力将进一步发展蔓延，各国政府在管控时将面临更大压力。冲突造成的大量巴方人员伤亡已激起强烈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情绪，跨国恐怖组织招募人员和募集资金的行动已趋于公开化。以色列本土、全球使领馆和其他官方派出机构将是暴恐袭击的主要目标，以海外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将成为高风险群体，美国和其他偏袒以方的西方国家可能在本土或海外遭遇暴恐袭击，部分对以相对温和的中东国家政府也面临暴恐风险。在东欧地区，俄乌冲突双方持续胶着，战场正面交锋短期内难以决出胜负，相关各方转而寻求以非对称方式袭击警示和削弱对手，甚至频频采取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暗杀和破坏行动以谋求战略优势。在西方媒体的刻意渲染下，这些做法可能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推动欧亚地区的暴恐袭击抬头。
全球治理赤字的加重让发展中国家更加脆弱，各种矛盾叠加极易诱发暴恐事件。在政变频发的萨赫勒地区，包括“博科圣地”在内的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将更加频繁。在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还将继续针对巴政府和中巴经济走廊发起恐怖袭击。部分国家的文化原教旨主义正在兴起，可能激化国内族群冲突，引发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暴力，甚至出现针对重要政治和宗教人物的袭击与暗杀。在印度，莫迪政府正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锡克教教徒等宗教、民族少数派的矛盾不断加剧。在大选期间，印度国内矛盾或集中爆发，可能发生包括候选人遇刺在内的重大暴恐袭击，严重冲击南亚地缘政治态势。
（八）网络安全形势日趋复杂
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新兴技术或诱发潜在风险。全球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速，5G、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日益发展，网络造福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红利充分释放。然而，与之相伴的是网络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各类由新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不断暴露。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使“量身定制”的“网络钓鱼”成为可能，破坏性大且打击难度高。例如，美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于9月专门发布一份网络安全信息表（CSI），聚焦应对“深度伪造”所带来的新威胁。此类网络犯罪使用“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的机器学习模型将某些图片或视频进行人工合成，并借助神经网络技术进行大样本学习，不断提高伪造的精细度和准确度，从而将个人的声音、动作和表情合成为完美“模拟真实”的虚假内容，并借此对受害者进行欺骗。
敏感基础设施被置于网络攻击威胁之下，或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物联网技术打通了物理世界和网络空间，使物理世界的能源、交通、金融、医疗、教育等重要基础设施可能演变为网络攻击的对象，曾经仅仅存在于虚拟空间的攻击可能造成真实的物理伤害。英国政府近期发布的《2023年国家风险登记报告》罗列了该国所面对的9大领域的89种风险，其中网络领域仅次于恐怖主义，被排于89种风险的第2位；报告还专门预警了英关键国家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攻击威胁。
网络攻击的对象不断泛化，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和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均面临安全威胁。恶意软件、网络钓鱼、MITM中间人攻击、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跨站点脚本攻击的技术门槛持续下降，为网络攻击的泛化与去中心化提供了“丰厚土壤”。网络攻击往往伴随大量的个人信息泄露，可能引发信息滥用、身份盗窃与诈骗等一系列安全风险。例如，印度火车票预订平台RailYatri遭受网络攻击，导致3100万用户信息流出。
新兴技术“加持”也加剧了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代理人战争”的风险。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可得性门槛低，网络恐怖组织呈现出基层化、去中心化的特征，这也为恐怖组织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带来了巨大便利；另一方面，带有“大国影子”的“网络代理人战争”频频发生。巴以冲突爆发后，诸多黑客组织针对以色列政府和媒体官网发动袭击，不同国家的黑客组织纷纷站队。较之现实世界的战争风险，虚拟的网络空间内同样是“硝烟四起”。
（九）中国周边出现地缘政治冲突
在外部势力的干扰和国际舆论的渲染下，台湾问题成为广受关注的所谓地缘政治热点，有可能改变中国周边态势，破坏中国总体外部环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和稳固格局不会改变。
在南海问题上，意外冲突导致危机升级的概率不可低估。在西方国家的有意偏袒下，菲律宾马科斯政府势必继续推行当前的反华外交路线，强化在仁爱礁的所谓“坐滩”，并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海上军事安全合作。如果中方持续挫败菲方改变南海问题现状的图谋，弱化其在仁爱礁的所谓“存在”，则菲方可能在西方国家鼓动下采取更激进做法，引发包括双方船只相互冲撞在内的严重冲突事件，美国则可能借机加强海军介入，形成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对峙。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核危机或者军事冲突的概率趋于上升。尽管当前俄罗斯和西方均在乌克兰有大量资源消耗，但西方在短期内不会显著减弱对乌资源投入。这将迫使俄继续寻求一切可能的外部支持，朝鲜在俄外交中的地位或将得到增强。韩国和日本则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朝、对俄政策，加强美日韩三方勾连，从而导致半岛形势螺旋式恶化，甚至引发核危机。朝韩之间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美借紧张气氛在韩增加部署反导系统的概率也将增大。
中国周边其他地区也存在安全局势大幅恶化并产生明显外溢效应的风险。阿富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基地”组织的渗透还在继续，发生严重内部暴力冲突的可能性难以排除。印巴关系持续紧张，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和大选的临近，两国有可能在边界地带发生冲突。缅北冲突如扩大和持久化，将冲击中国边境安全和发展，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十）全球重大传染病再次暴发
传染病大流行再次席卷人类的“隐患”从未被排除，新病毒还可能会出现并带来毁灭性后果。虽然新冠疫情大流行已“告一段落”，但全球传染病多点散发乃至集聚式暴发的风险不容忽视。2023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历时3年余、造成全球近700万人死亡的大流行似乎“告一段落”。但是，新冠疫情的遏控并不意味着全球传染病形势的好转，事实上，在多重危机叠加影响下，全球传染病防治一直处于极为严峻态势。世界卫生组织官网突发事件专栏显示，仅在2023年下半年，就有白喉、登革热、猴痘、军团菌病、吉兰—巴雷综合征、志贺菌病在秘鲁、印度、波兰、巴西、玻利维亚、尼日利亚、刚果等地暴发，疑似及确诊病例数量普遍在百人以上，严重的在千人以上。
国际社会亟须弥合巨大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鸿沟”，提高对相关疫情风险的监控、预警与应对能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缺位严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搭便车”需求不断攀升。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世卫组织兑现“三个十亿”目标的进展也远落后于规划，许多南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债务负担严重，在医疗卫生领域高度依赖外部援助，独立应对各类流行病的防线颇为薄弱。加之，一些西方国家把抗击疫情当成政治工具，将传染病问题政治化，甩锅推责、挑起分歧、破坏团结，主要大国之间的不团结导致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赤字加剧，给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带来可乘之机。整体而言，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仍显薄弱，不排除未就未来再次暴发相关疫情做好应对准备的可能。许多国家甚至未能建立起体系健全、运转有效的公共卫生防控与医疗服务体系，传染病频繁发生于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并快速向外扩散、蔓延全球。
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危机叠加爆发，再次推高传染病流行风险。在爆发武装冲突的苏丹地区，其本就脆弱的医疗系统趋于崩溃。除麻疹、风疹、疟疾和登革热外，三个州还宣布暴发霍乱疫情。在医院大量关停的加沙地区，传染病流行风险“悄然升高”。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15日，加沙已有近72000例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44000例腹泻病例，808例水痘病例和近14200例皮肤病（疥疮和虱子）病例，甚至现在已经发现一些甲型肝炎病例。此外，气候变化对传染病防治的影响也广泛而深刻，疟疾已蔓延到原本温度偏低的非洲高原地区，飓风、洪水等则致使疟疾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明确表示，未来的气候风险更需警惕，在气变背景下，任何人都可能属于脆弱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