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史料概况及其价值

本书力求在对10～13世纪古格史料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的研究。一方面，在中国各民族中，藏族是较早拥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之一，因此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宗教对西藏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到后弘期以来西藏历史写作的方方面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后弘期佛教在西藏的复兴和发展就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佛教史家成为西藏历史的主要书写者。因此，传统西藏政治史发展的主线，主要是由藏传佛教高僧所书写的教法史、王统记和高僧传记来建构的。虽然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史可以对西藏政治史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但是作为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能被宗教史的叙述逻辑牵着鼻子走。显然必须对后弘期以来由佛教意识形态所主导而形成的西藏政治史史料，保持清醒的认识：它并不等同于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录。因此，分析西藏政治史史料的形成过程，弄清这些历史书写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认清传统藏文史籍的文本叙事可能造成的对真实历史的遮蔽，从而趋近历史的实相，应是现代学术研究者特别是藏学工作者在面对藏文史籍时所努力的方向。因此有必要对本书所使用的基本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史学特点略做说明。

本书把所使用的藏文史籍按其叙事内容和形成过程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诸如《青史》《红史》《新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布顿佛教史》《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等佛教高僧的名著，目前大多已被译为汉文而被藏学界广泛利用，这些著作既是藏族传统史学成熟的标志性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藏文历史书写的最高水平，并且被现代研究者普遍采用，而成为藏学研究中构建西藏历史的主干史料。因此，这一类型可以称为后弘期以来所形成的“经典藏文史著”。

然而如果仅仅依靠这一类型的史料研究古格史会有巨大的困难。尽管这些堪称经典的史著各有其优点，如《青史》以其严密而精准的历史年代记载见长、《贤者喜宴》以其丰富的内容为世所称等，但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其着眼点都在藏族地区全局而非某个特定的地方，属于区域性政权的古格王国的历史，也就不在这些史著的法眼之内。利用这些经典史著中的零星史料，很难构建起清晰、完整的古格历史。此外，有关古格的历史记载在这些史著中，不但真正可资利用的史料十分稀少，而且史料的同质化程度极高。由于古格政权在后弘期初期特别是上路弘法中的巨大贡献，该时期的古格佛教史也就成为西藏佛教史的关键内容。而关于古格历史的叙事，基本上都集中出现在这些史著中叙述后弘期上路弘法兴起的阶段。同时伴随着的问题还有，这些史书的形成过程也使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因为后弘期以来佛教文化的强势地位，宗教史成为这些经典史著的核心内容，属于世俗政权的古格历史，不在后弘期大多数高僧的关心范围之内，因此他们对古格历史的叙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古格僻处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长期游离于卫藏文化中心之外，有关古格的原始史料很难被历史书写者掌握，因此当卫藏高僧们在书写古格历史时，其叙事过程中就有在因袭前人的基础上大量自我发挥的空间。比如《汉藏史集》记述拉喇嘛益西沃出家事迹的情况，“后半生时，看到先辈们的文书，心生悔悟，发愿按照祖先的例规弘扬佛法。由于没有出家所需的堪布，遂在佛像前自己领受戒律，并改名为拉喇嘛益西沃”。[44]事实上，这样的描写并没有任何史料根据。而《汉藏史集》中所描述的益西沃的出家方式，恰与释迦牟尼的出家方式如出一辙。据说释迦牟尼出家时，因为父亲净饭王下令禁止王子出家，找不到为他主持出家仪式的堪布和上师，所以只能在清净塔前用自己的剑削去头发，穿上袈裟，完成了出家仪式。[45]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叙事，大概是因为后弘期卫藏地区的高僧们事实上很难见到真正的古格史料。但益西沃在后弘期上路弘法中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因此他们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极有可能凭着一贯的佛教史传统加以想象，创造出一些看似生动的故事情节，事实上这些叙事的细节大多可以从常见的佛传故事中找到原型。因此如果完全依靠“经典藏文史著”这一类型的史料来建构古格史的基本面貌，是既困难又相当危险的。

因此较长时期内，古格史研究的困境，便是文献资料的不足。不过，如果将史料的考察跳出“经典藏文史著”之外，去关注一些在后弘期历史上影响较小的地方性史著的话，则有关古格的历史信息将会大大的增加。这一“地方性史著”类型在实际研究中非常重要，但存在利用上的巨大困难。由于地方性史著在传播的过程中影响小、存世量不大，学界对这一类型的史料的关注热情不高，一个藏族史学史研究中很显著的特点是，当代关于西藏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学者们的兴趣大多集中于那些叙述整个西藏的古代史籍。以孙林研究藏族史学史的专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一书为例，该书对藏族地方史著作的关注很少，全书只对《安多政教史》和《木里政教史》的情况有简略的介绍，而对阿里地区一些重要的地方史籍，比如《拉达克王统记》《阿里王统记》等则基本上没有涉及。不过同一时期另外一位从事藏族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王璞已开始对过去所谓的“被遗忘的藏区史”，即西藏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在其专著中他通过维他利的研究而对《阿里王统记》有所介绍。[46]

事实上，与经典藏文史著为藏学界所熟知相反，学界对地方性史著的了解和获取都相当有限，因此在此有必要对本书研究所依赖的几种主要的地方性史著的概况和价值略做讨论。

《大译师仁钦桑波传》。仁钦桑波（958～1055）是古格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佛教高僧，他的生平与古格早期政治和宗教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幸运的是，在藏文传世典籍中有一部署名为他的弟子吉塘巴·益西贝撰著的仁钦桑波传记，目前这部传记有至少四个抄本和刻本传世，四种版本的内容除了个别字句和叙述上的差异以外，基本上是相同的。此书的底本应完成于11世纪后半期，可以说它是迄今能看到的最早的古格时代的第一手史料，因此历来都为藏学界所注意。近年来该传已有两种汉译本，一为苏发祥等所译，该译本依据图齐发现的写本进行翻译；二为张长虹所译，该译本在翻译时比勘了多种版本的仁钦桑波传，可谓目前最好的译本。[47]

《拉喇嘛益西沃广传》（，以下简称《广传》）。益西沃是西藏后弘期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国王，也是最有声誉的高僧，经典藏文史著书写了许多他的精彩故事。但关于他生平的真正史实在经典藏史中非常少，如他的生卒、即位、出家等重大事件的历史年代，即便像《青史》这样以年代学见称的名著也未提到，显然，卫藏地区的佛教高僧们手上只有口耳相传的精彩故事，而没有早期古格王室的档案史料可资参用。《广传》成书较晚，据作者古格班智达扎巴坚赞所述，此书于铁鼠年（1480）在托林寺中的著名金殿完成。此书存世量很少，过去一直未被学界注意，直到近年来学者们才发现一部该书的抄本，为40叶的无头体手抄本，藏于哲蚌寺的十明拉康书库中，2013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

扎巴坚赞（1415～1498）为15世纪出生于古格本地的高僧，其弟子绛央南喀丹巴在土猴年（1509）为其师所撰写的传记显示，[48]扎巴坚赞出生于古格洛堆地区的达巴，其族系属于象雄五族之一。其父仁增多吉为达布噶举派的信徒，从小就给他传授达布噶举的灌顶教授。此外，扎巴坚赞听受了许多教法，可谓自小就深受佛法的熏陶。1425年，他被父母送到普兰细德，承事法主南喀坚赞，在仲巴南喀孜摩等11名僧人的见证下，正式出家。此后在南喀孜摩和南喀坚赞身边听受各种佛法。1435年，古格王室决定迎请当时声势正旺的萨迦派密教大师、俄尔支派（）的创始人俄尔钦·贡噶桑波（，1382～1456）前来传法，于是派遣南喀孜摩率团出使，前往俄尔钦的驻地珞哦拜访俄尔钦。扎巴坚赞作为南喀孜摩的侍从跟随南喀孜摩抵达珞哦，得以拜见俄尔钦大师，并在查嘎尔寺获得萨迦派的秘密灌顶，之后迎请俄尔钦回到普兰，俄尔钦在科迦寺主持了古格国王的出家仪式，并在普兰举行了大法会。[49]随后扎巴坚赞跟随俄尔钦东返，前后承事俄尔钦17年，其间还向当时萨迦派的另一位大师绒敦·释迦坚赞请益各种显密教法，成为精通五明的大学者，因此获得古格班智达的称号。之后他回到普兰和古格，成为当时古格本地萨迦派的著名高僧。晚年他驻锡于托林寺，因此可以看到许多其他卫藏学者看不到的古格早期档案，故而其所写的益西沃传的内容非常翔实。

扎巴坚赞与后弘期以来的经典藏史的作者们不同，他可以接触到古格王室的第一手资料，其书中引用了一些不知名的资料，如“虚空旧卷”（），可能就是藏于托林寺的古格王室早期档案。因此，他的书中记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早期古格历史的内容。比如益西沃的生卒年代，在后弘期的经典藏文史著中都没有记载，只有此书详细而清楚地记录了下来。不过由于此书完成于15世纪晚期，离益西沃时代已有400多年，作者虽然可能看到了一些早期古格史的第一手资料，但也不免受晚出的描写佛教高僧的习惯手法或当时观念的影响，因此书中的叙事存在大量的神话内容，难免出现一些不太可靠甚至前后抵牾的记载。如虽然作者明确地记载了益西沃的生卒年代，但全书在叙事中涉及这些年代时，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版本，造成这些年代在行文中前后矛盾。然而即使是这些“错误”的记载，其实也有着某些独特的价值，是我们观察后弘期中期藏族文化形成后藏文史著的时代特色的宝贵窗口，不但可以窥见历史人物的社会心态，还折射出那个时代佛教史家们对于政治家和宗教家的集体想象。

《阿里王统记》（）。此书为研究古格史的基本史料，记载了10～15世纪古格王国及其附属的普兰政权的历史情况，其中许多细节为他书所不载，涉及大量世所不知的历史细节。由于长期以来以抄本传世，所以此书只在小范围内流传，以前是很难获得的藏文古籍珍本。直到1996年纪念托林寺建寺1000周年时，由举办方将此书刊行出版，方才有了现代铅印本行世。这个版本后来按原样收录在维他利的专著《古格普兰王国》的正文之前。由于古格王国是吐蕃王朝的直系后裔所建立的政权，该书在写作体例上受吐蕃王朝正统观念的影响特别明显。该书的现代排印本有85页，竟然用去了差不多50页的篇幅来追述吐蕃王朝的历史，然后才转入古格史的叙述上来，全书在结构上以古格史为主，兼及普兰政权的情况，古格、普兰部分是该书的精华，其中许多内容是一般的教法史所没有的。[50]

“王统记”（）是藏文古典史著的三大体裁之一，拥有悠久的写作传统。王统记这种体裁起源很早，在吐蕃时代就已出现，后弘期以来的王统记与吐蕃时代专记王朝历史的王统记不同，渐渐受到教法史的影响，在记述王统史的同时也关注佛教发展在王朝中的作用和意义。[51]目前传世的王统记数量在藏文史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通史性的王统记著作，比如扎巴坚赞的《吐蕃王统记》和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等。而记述某一地方割据政权王系的王统记也有不少，而且这些地方政权的王统世系史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丰富我们对西藏历史的认知。[52]《阿里王统记》的作者为15世纪出生于古格地区的格鲁派高僧、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阿旺扎巴。阿旺扎巴出生于古格的噶林地方，后到卫藏跟随宗喀巴大师学习佛法，然后回到阿里地区传播格鲁派教法。由于得到古格王室的支持，他本人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不但担任王室上师，还成为古格最重要的两座寺院——托林寺和洛当寺的法台。得到王室的长期敬信和供奉，他有机会看到大量后来失传了的珍贵的古格王室文献，所以其书的史料价值远远高于后弘期以来的经典藏文史著。

《阿里王统记》的成书时间大约为1497年，考虑到阿旺扎巴曾经在宗喀巴门下学习的事实，这一时间使得阿旺扎巴长寿得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维他利先生认为不排除此书有他的弟子参与续写的可能。[53]显然，《阿里王统记》的成书年代差不多与《广传》同时，只是略晚一些而已，并且两者在叙述益西沃时代的古格普兰历史时，在内容和情节上基本上具有一致性，可以说扎巴坚赞和阿旺扎巴所用的史料是大致相同的，只是阿旺扎巴在写作时对于古格早期史料做了更大幅度的裁减，以适应王统记的体例。

《拉达克王统记》（）。此书是一部专门记叙阿里王朝的分支政权拉达克王国历史的藏文古籍，是研究拉达克古代史的基本史料，与《阿里王统记》配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整个阿里三围历史的重构工作。学术界对此书的发现和利用都比较早。此书大约最终成书于19世纪前期，与《阿里王统记》出于名家之手不同，《拉达克王统记》是一部长期积累成于众手的作品。1856年德国人Hermann v. Sohlagintweit在列城游历时从当时已经被废黜的拉达克前国王济美南杰手中获得了一部《拉达克王统记》的抄本，这就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一个版本。此后又有几个新的版本出现，这些版本后来由莫拉维亚传教会士K. Marx在1891～1902年公之于世。以上所有这些版本后来又经过弗兰克的整理和编排形成了目前通行的《拉达克王统记》的定本，此一版本后来收入弗兰克的代表作《印藏古物》第二卷中，成为国际藏学界广泛利用的重要史料之一。[54]这一版本在1987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以《拉达克史》为名单独印行，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通行的版本。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采用的也是这一版本。《拉达克王统记》在撰述体例上跟《阿里王统记》一样，在正式记述拉达克历史之前，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追述吐蕃王朝的王统世系，充分体现了拉达克史家的正统意识和政治认同。[55]

《冈底斯山志》（）。该书全称为《略说古代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的历史——水晶明镜》（），成书于1896年，作者贡觉旦增，全名贡觉旦增却吉洛追陈列（），是止贡派的主寺止贡寺的第三十四任住持。尽管此书写作是为了宗教朝圣之用，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珍贵的阿里历史资料。此书的价值近年来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56]对本书而言，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第五章，记述了止贡派在冈底斯山的传法活动和历代止贡派在西部地区的宗教首领多吉增巴的详细传承情况。该书作者为止贡派的教主，其所利用的相关史料较之其他教法史更为丰富和可靠。该书的史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阿里王统记》和《拉达克王统记》记载的真实性，并补充了许多其他史书中所没有的政教关系互动的内容。其第五章的主体内容曾由义道译为汉文发表过，但取了个跟内容本身不太一致的题目《简述支贡噶举的起源与传承》。[57]此书的藏文版长期以来一直以手抄本流传，学界不易获得，伯戴克、维他利等人在研究中使用的就是这些手抄本。1992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整理后以《冈底斯山志》为名予以出版，这一版本在个别字句上与国外行用的手抄本略有出入，但主要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使用的就是西藏人民出版社整理的这个现代铅印本。[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