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工业化的新挑战

二战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打破了殖民枷锁，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工业化是实现后发赶超的必由之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功摸索出一条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工业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早期的工业化成功并不代表可以顺利完成工业化。1990年以来，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遭遇了新的重大挫折，相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挫折提出了工业化深化的紧迫命题，这是现有工业化理论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

一 全球性过早去工业化威胁

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持续加剧。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4275美元，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分别为8869美元和2242美元，低收入国家为840美元，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近5倍、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的15倍、低收入经济体的53倍。

是否充分实现了工业化是造成全球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基于对近代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提出了被称为卡尔多定律（Kaldor’s Law）的经济增长的三大规律：一是GDP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二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三是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Kaldor，1966）。卡尔多定律表明，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是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实现跨越的必经环节。

就在卡尔多定律提出后不久，西方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结构中开始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美国和英国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从25%和30%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0%，整个欧盟制造业就业岗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减少了1/3（罗德里克，2013）[1]。迄今为止，这些国家依然保持着持续增长，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后工业化国家已经走完了工业化全程，资本深化程度深、劳动生产率高，维持同样产出水平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大大减少；二是高国民收入产生了大量高端服务业需求，导致工业比重下降；三是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以信息通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不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低生产率部门，一定程度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工业部门的依赖。但即便如此，那些去工业化过快过猛的发达国家也逐步感受到过度去工业化的种种弊端，除了引发严重社会失业和贫富分化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它很可能会腐蚀国家创新能力，逐步削弱一国的可持续增长潜力。这是因为现代科技创新是实验室研发和生产制造紧密合作的产物，失去了制造业这个基石，科技研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于这个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国家近年来纷纷推出了“再工业化”举措（王展祥，2019）。

如果说西方国家遇到的是过度去工业化问题，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则是过早去工业化问题。过早去工业化是在一国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技术水平和国民财富积累程度尚不充分的背景下发生的（Dasgupta and Singh，200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过早去工业化像一种快速扩散的病毒，出现在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Dasgupta and Singh，2007；Castillo and Martins，2016；Rodrik，2017）。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出比重通常在达到GDP的20%后才开始下降。进入21世纪后，下降拐点提前到14%（Newfarmer et al.，2018）。金砖五国是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全球明日之星，但过早去工业化让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蒙上阴云。1980年南非工业产出占GDP比重曾高达45.3%，到2018年仅为25.9%；1989年巴西工业占GDP比重攀升到了42.3%的历史最高点，到2018年只剩下了18%；俄罗斯从1989年的46.6%下降到2018年的31.1%；印度2009年工业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点31.1%，随后一路下降到2018年的26.7%。即便坚持工业立国的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受国内人口红利耗尽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冲击，工业产出比重也从42%的峰值下降到2018年的32.7%。

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过早去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危害较后工业化社会过度去工业化更加严重和直接。为充分理解这种现象及其危害，我们挑选了四类国家，对比它们从1970～2018年半个世纪的工业化与增长表现：第一类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第二类是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第三类是以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经济体；第四类是以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其中中国和巴西分别同时出现在两类组别中，一共得到12个国家样本。各国的工业化趋势用工业产出比重的变动反映，经济增长表现用人均GDP增长衡量。[2]为了便于进行跨期比较，将各国各期的人均收入统一换算成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结果如图1-1所示，横轴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以2010年美元不变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GNI）[3]，纵轴是工业产出占GDP比重（以下简称“工业产出比重”）。

从图1-1来看，12个样本按照人均收入高低分别位于图的两侧，中间存在大区间的空白，直观显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只有韩国跨越了图形中部空白区，初步实现了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结合纵坐标的工业产出比重变化，不难发现长期增长与工业产出比重变化存在直接的关系，由此可以划分出三种长期增长路径。

图1-1 工业产出比重与人均GNI：12个代表性国家的长期演进路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数据库。

路径一：高收入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增长（下斜线形“\”）

图1-1中四个高收入经济体都呈现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下降和国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发展形态，其工业产出比重—国民收入关系走势可以拟合为一条右下倾斜线。这似乎意味着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体可以在去工业化的同时保持长期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由于在长期走势中，一般商品价格是上升的，而工业品价格是下降的，不考虑这种价格变动效应测算出来的工业产出比重实际上低估了国民经济中的真实工业产出比重。罗德里克发现，由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用真实价格衡量的工业产出比重在过去半个世纪实际上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去工业化主要表现在就业上（Rodrik，2016）。

路径二：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停滞（“I”字形）

在图1-1中对应着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南非五个样本，前四者人均国民收入均超过了1万美元，南非也有7000美元（2010年美元不变价），都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历史上，这5个国家的工业产出比重也都曾经处于高位，但随即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工业产出比重—国民收入的走势线近乎垂直，类似于字母“I”的形状。罗德里克发现，即便用考虑了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工业品价格衡量，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出比重也出现了严重的真实下降（Rodrik，2016）。

路径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工业化深化赶超（“一”字形）

韩国是图1-1所描述时间段中唯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发展赶超的国家。在图1-1中，虽然韩国的工业产出比重超过35%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下滑幅度非常小，属于从工业化早期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生的正常结构调整，不属于过早去工业化。如果把时间窗口放宽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国家。虽然限于数据可得性，图1-1没有反映出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工业产出比重变化情况，但根据1970年日本在高收入阶段工业产出占比仍高达42.4%的情况，可以合理推断出日本也是通过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实现发展赶超的。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论述，中国经济特区走出了一条类似的工业化深化赶超路径。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工业化深化概念，需要结合对过早去工业化的成因分析来理解这个概念。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之所以会普遍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原因在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全球竞争的可贸易部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工业部门往往既无力应对低收入经济体的成本竞争，也无法应对高收入经济体的质量竞争。国际市场竞争失败促使资本从工业部门流出，转移到生产率较低但无须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本土服务业部门（Rodrik，2016；白雪洁、于庆瑞，2019；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因此，过早去工业化直接导致生产率改善步伐停滞乃至倒退，进而导致增长停滞。与过早去工业化相对应，工业化深化的目标是加快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以此增强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盛朝迅，2019；史丹、白骏骄，2019）。

最后，还有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路径尚待观察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是从低收入起步。由于中国的工业产出比重远远高于印度，长期增长表现也远远好于印度。1995年，中国人均GDP为1208美元（2010年美元价），印度为667美元（2010年美元价），中国是印度的1.8倍。此时中国工业产出比重高达40.8%，印度只有28.6%。到201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723美元（2010年美元价），和印度的差距拉大到3.7倍，已经迈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的靠前位置。而印度人均GDP只有2079美元（2010年美元价），工业产出比重停留在26.7%，依旧处于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位置。过去几年来，印度开始有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不能进一步加快工业化步伐，这种增速是否能够持续，非常值得怀疑。从图中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发展路径二和发展路径三的分岔口位置，人均收入水平已经逼近其他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以工业产出比重衡量，中国2018年是32.7%，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处于高位。但从趋势来看，自2007年开始中国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下降，过早去工业化警报并没有解除（黄群慧、黄阳华、贺俊，2017）。按照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能否推动工业化深化，避免重蹈其他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覆辙。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两个基本结论：一是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存在过快过度去工业化风险，损害了就业基础和创新潜力，客观提出了再工业化的需要；二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收入增长，面临着过早去工业化威胁，需要把工业化深化提上议事日程。

由此看来，卡尔多关于工业化是长期增长基石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推动工业化深化，是其继工业化启动后必须面临的第二轮关键挑战。只有成功应对这个挑战，一国才能取得工业化的最终胜利。

二 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取得“三高”成就

大致来看，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内向型和外向型的两轮工业化，目前正处于第三轮的工业化深化阶段。第一轮工业化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30年，除了早期获得来自苏联的技术援助外，走的是封闭式计划经济发展道路。第二轮始于改革开放，走的是外向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有效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经济特区是为探索改革开放道路而设立的，也是最早启动第二轮外向型工业化的地区。实践证明，发挥比较优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城市。1980年经济特区成立之初，除厦门外，其他三个经济特区几乎完全没有工业基础，深圳和珠海完全是南海边疆的偏僻渔村，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通过参与全球分工，经济特区很快发展出“产业构成以工业为主、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外销为主”的三来一补式工业结构，完成了工业化启动，经济发展水平快速跃居全国前列。图1-2显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和全国整体2000～2018年的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变化趋势，纵轴是第二产业比重，横轴是人均GDP。2000年，全国平均人均GDP为7942元人民币，第二产业比重为45.5%。深圳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2800元，第二产业比重为50.6%。珠海人均GDP为27770元，第二产业比重为52.5%。汕头人均GDP为9741元，第二产业比重为48.3%。厦门人均GDP为24481元，第二产业比重为50.6%。总体来看，四个经济特区收入水平和工业比重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收入水平，除汕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外，其他三个经济特区的收入水平都在全国平均水平3倍以上，深圳经济特区更是达到了全国收入水平的4倍以上。

图1-2 2000～2018年中国四个经济特区城市以及全国人均GDP及第二产业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但是，由于高度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缺乏技术含量，中国经济特区依靠“三来一补”发展外向型工业的做法在当时也引发了极大争议。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连续两个事件对中国外向型工业化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是中国人口红利消退带动工资成本快速上涨。从2006年开始，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快速上升，极大地冲击了基于低成本优势的工业部门。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外需市场萎缩，对高度出口导向的工业部门产生了巨大冲击。受供需两端冲击影响，自2006年以来，中国第二产业占比开始逐步下降[4]，从2006年的45.5%下降到2018年的39.7%，平均每年下降0.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工业部门比重，下降幅度更大，从2007年的42%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32%，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特区同样也经历了这两个冲击，而且由于经济特区人力成本更高、经济的外向度更高，理论上受到的冲击应该更大。不仅如此，经济特区优惠政策逐步取消，经济特区丧失了在招商引资中原本相对其他城市而言更为占优的种种优惠政策。但是，尽管出现了三重叠加冲击，经济特区（除汕头外）依然维持了高增长势头。2018年，深圳人均GDP达到189568元，按当年美元价折算接近2.9万美元，是全国人均GDP的2.87倍；珠海人均GDP达到159428元，按当年美元价折算为2.4万美元，是全国人均GDP的2.42倍；厦门人均GDP达到118015元，折当年美元价1.79万美元，是全国人均GDP的1.79倍。中国经济特区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成功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基础上的。2018年，深圳经济特区工业部门比重保持在41%，珠海为49%，厦门为41%，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在高人均GDP的发展阶段，成功避免了过早去工业化，关键在于经济特区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功推动了工业化深化。表1-1显示了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规上工业中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情况。可以看到，除汕头这两类部门在整个工业部门中占比较低外，珠海和深圳的这两类产业部门都在规上工业中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其中深圳尤为突出，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达到了67.3%。

由此看来，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启动的工业化，已经成功摆脱了“三来一补”的低成本发展模式，进入“人均GDP高、工业部门占比高、高科技产业占比高”的工业化深化阶段。

表1-1 三个经济特区城市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

三 工业化深化的理论问题

在中国经济特区成功推动工业化深化的背后，是经济特区工业增长动力逐步从低成本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如何加速提升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难点在于，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越高，对科技投入和高端生产要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的要求越高。但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发展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拥有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高端生产要素，激烈的国际竞争也不可能再留给发展中国家足够时间去重复西方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才完成的技术积累和禀赋提升路径。因此，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深化难题的核心，是创新的紧迫需求与高端要素供给滞后的禀赋结构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思路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隔绝国际竞争，然后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进行滚动积累。但是经济发展史已经用无数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20世纪50～70年代，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试图依靠贸易保护政策隔绝国际竞争，完全依靠自身的滚动积累完成工业化深化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例如，拉美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政策，试图走出一条停止进口国外制成品，先进口外国资本品（机器设备）由本国企业生产制成品、最终过渡到本国企业完全掌握技术，可以本地制造资本品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深化思路导致本土企业对政策保护和财政补贴的严重依赖，生产效率长期得不到改进，政府背负沉重的财务包袱，最终宣告失败。

另一种思路是，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来克服本土高端要素供给短缺，从基于低成本的专业化逐渐升级为创新的专业化。表1-2是哥特·达斯特和约翰·哈哥多对1980～1995年国际战略技术联盟的数据统计。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建立的战略技术联盟中，早期的技术含量非常有限，主要是集中于本地化生产和市场开发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联盟中的研发导向越来越明显，所涉及的产业部门也逐渐集中到高科技领域。1980～1984年，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联盟，只有24%是研发导向的，其余76%是以产品和市场开发为导向的。1990～1995年，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联盟中研发导向比例上升为72.9%。在产业门类上，1985～1989年所建立的技术联盟中只有43%属于高科技领域，到1990～1994年，电脑、微电子、软件、通信等几个领域技术联盟占了所有联盟总数的56%，生物技术联盟占比达到12.3%，新材料以及空天技术占到7%。这种技术合作是高度互利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开展跨国合作有利于分摊巨大科技研发投入的风险，充分发挥不同国家在各自领域的知识优势（例如基于全球分工的专业化知识、对本地市场需求的了解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开展跨国创新合作有利于克服知识储备和要素结构的短板，实现快速技术进步。因此，诸多创新文献都将参与全球创新合作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赶超的必由之路（埃德奎斯特、赫曼，2012；刘志彪，2012）。

表1-2 国际战略技术联盟的研发导向（1980～1995年）

参与全球创新分工推动工业化深化已经在韩国、中国经济特区等少数东亚经济体得到验证。韩国的工业化进程被归纳为一条“从模仿到创新”的发展道路（金麟洙，1998），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则得益于高水平的“引进来、走出去”。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经济特区企业，都在全球建立了广泛的研发合作网络，通过联合攻关、建立技术联盟等方式，实现了知识生产的互通有无，共担研发风险，共享科创成果，最大程度弥补了本土技术储备不足和高端要素禀赋供给滞后的短板。但是今天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深入参与全球分工，其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仅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能够成长为全球创新网络重要节点。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实施了比东亚更加自由、激进的对外开放，相比于东亚地区，其历史、地理、语言文化也与西方国家更接近，有更好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创新合作联系。但在现实中，全球大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创新合作，都是以东亚地区为对象的，很少看到拉美国家的身影。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创新竞合中取得成功？工业化理论必须对此问题给予回答，并提出解决方案。一些基于东亚经验的研究文献给出的答案是，东亚政府和企业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在引进外来技术开展生产的同时，长期坚持投资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研发，建立了一条从引进到模仿再到创新的技术进步通道。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国就可以忽视高端生产要素供给滞后的禀赋结构限制，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工业化战略呢？现有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客观上提出了发展工业化深化理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