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洪武初年建立“内敛型王朝国家”的深层根源

从以上论述可知，洪武初年明朝所倾向构建的，是一种以汉人为主体、疆域有限的“内敛型王朝国家”。洪武初年之所以倾向建立这种国家形态，“华夷之辨”只是浮在表层之上的一种政治舆论方面的原因，而内在支撑这种倾向的，是长期的历史大势、地缘政治与明朝的政权性格。明朝之所以推崇这一国家形态，首先缘于对北方族群的警惧感。中唐以后，北方族群不断南下，占领中原汉地，甚至统一全国，汉人从而长期形成对北方族群的警惧。明朝君臣由此在族群视野上，不复汉唐盛世之雄伟气魄，对于统治、融合北方族群缺乏信心。而在疆域视野上，基本限于近代宋朝故事，呈现出“复宋”的立场取向。

其次，这一观念的确立，与中唐以后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在北方地区形成“胡化”面貌，给汉人带来隔膜感有关。中唐以后，北方民族逐步占领了原由汉族王朝统治的边疆地带，历经吐蕃、辽、金、西夏、蒙元政权的长期统治，长城沿线边疆地区的社会进程已纳入北族政权的脉络，在语言、宗教、文化、服饰等方面都呈现出“胡化”的特点。明政权对新占领的西北地区存在疏远与隔膜，是十分正常的。以冯胜先后放弃的河州、甘肃为例。河州属河湟流域，是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区，汉唐皆在此设置郡县，直接统治。但由于中唐以后为吐蕃所占，此后又先后经历了西夏、蒙元之占领，在元时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是元朝统治甘青藏地区的政治中心，[297]元代包括河州在内的整个河湟地区是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元时的河湟地区是多民族的聚居区，除吐蕃、汉、蒙三大民族外，尚有来自中亚的色目人和少量的西夏人、金人。”[298]“藏化”“党项化”“蒙古化”的现象都较突出，在社会文化面貌上，与汉族已有很大的差别，是“胡化”的典型地区。河西走廊同样经历了吐蕃、西夏、蒙元之占领，在“藏化”“党项化”“蒙古化”之外，甚至还经历了“伊斯兰化”的洗礼，对于冯胜来讲，更有隔膜。

再次，洪武时期，明朝建都南京，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政治中心距离北部边疆，尤其是西北边疆最远的时代。明初的核心政治群体是朱元璋及他的老乡“濠梁旧雄”。朱元璋出生在淮南濠州钟离东乡，地处淮河以南，淮河的支流濠梁河在其东边流过。因此朱棣在给《明太祖实录》作序时，称朱元璋“龙飞濠梁”。[299]《皇朝本纪》便说朱元璋是“濠梁人”。[300]最早追随朱元璋、构成朱氏政权主体的政治群体，也基本出生在这一区域。吴元年（1367），朱元璋便自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301]有鉴于此，《皇朝本纪》将这一群体称作“濠梁旧雄”。[302]明朝建国之初，甚至在正式建国之前的吴王时期，便形成了朱氏皇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局面。朝廷要职，都由“濠梁旧雄”充任。而其他后来归附的武将、文官，都只能在政权的外围。朱元璋和“濠梁旧雄”们，由于距离北部边疆，尤其是西北边疆十分遥远，对其较为陌生，有隔膜，实在情理之中。比如作为“濠梁旧雄”重要成员的冯胜，便是代表。

最后，朱元璋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思想，也直接影响了明朝的族群观念与边疆经略。朱元璋出生于灾害不断、十分贫困的淮河地区，是中国古代开国君主中出身最为贫寒者，父母感染瘟疫而死，朱元璋兄弟在乡亲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将父母草草埋葬，这种幼年经历容易使其在性格上缺乏安全感，显得谨慎、敏感而孤僻。为生活所迫，朱元璋加入了红巾军。各红巾军政权之间不断攻伐，彼此挖人潜通的现象十分普遍，各支政权内部从而不断发生内讧、叛乱之事。朱元璋不仅设计剪除郭子兴余部邵荣，也曾遭遇部下谢再兴之叛。[303]在复杂动荡、风险巨大的政治生活中，朱元璋缺乏安全感的性格进一步滋长，他不仅处事谨慎而保守，而且猜忌他人，注重权力，以免遭到他人陷害。在这种性格缺陷影响下，朱元璋形成了十分谨慎、保守的政治思想，可称之“小农政治思想”，将确保政权的稳固，而非开拓经营，作为政治建设的首要目标。这一政治思想促使朱元璋在开国之初的族群管理与边疆经略中，呈现出保守、内敛的立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