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记忆视角下的非遗建档保护

一 选题背景

1.社会记忆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不断被各学科移植并应用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在他的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到的概念，此后其又在著作中阐述了这个颇具启发性的概念。集体记忆从最初的提及到不断的发展，其内涵逐渐得到丰富，在当前的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成为各学科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近年来，不同学科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挖掘集体记忆的理论内涵，深入探讨集体记忆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产生的理论价值。古朗说，现代人建立社会记忆已成为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勒高夫，2010）。孙德忠（2006）从哲学的视角阐释社会记忆研究的意义，他表示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如果缺乏对社会记忆的研究，那么它对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社会形态的共同基础和民族特征的理解，以及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多种选择性说服中将缺乏新鲜内容。与此同时，档案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也开启了以社会记忆理论思考学科问题的理论自觉。一方面，在做好留存记录、保存过去记忆的同时，为了明天建构新的记忆提供可以回忆和参照的记忆。另一方面，用档案记录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的历史，发挥载体和工具的功用。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布劳因（2001）认为，档案正在成为理解、恢复和表达社会记忆的核心，他表示档案的社会功能将近乎从历史的角度建构过去，基于社会记忆把档案变成一种广义的概念建构过去。在这个阶段，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其概念的阐释不尽相同，但主流趋于一致，社会（集体）记忆用来指不同的群体，如家庭、族群、民族、国家等所拥有的自身记忆，经过多年沉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群体特征等。本书将“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视为同一概念，这里不做区分。

2.“世界记忆”工程下的档案学理论与实践蓬勃发展

随着国际上兴起“世界记忆”工程以及我国各地纷纷出现“城市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企业记忆等社会实践活动，各地档案馆用摄影等手段对城市的面貌进行全面的记录，对城市的旧貌进行抢救性的留存和保护，这也成为新时期档案馆的主要工作。档案学逐步加入社会记忆研究，遵循档案与记忆的联系，档案成为人体记忆器官的外化，行使社会共同体的信息存储职能。档案馆也从保管场所发展为记忆库，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指出档案在集体记忆建构中具有解释与建构功能。美国地理学家肯尼斯·富特指出：“档案馆可以被视为一种延展人类交流时空范围的重要手段，与其他交流手段（如口头表达和传统仪式）一起，帮助信息系统，从而维持记忆的世代相传。”（冯惠玲，2012）档案记忆观在我国逐渐兴起，且不断被提及并对其开展了相关研究，这也成为新时期档案学新的研究范式，为档案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理论动力。在档案实践工作中，档案的载体类型也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变得多种多样，如音频、视频、数据库、网页等，档案信息资源正在从官方建设向社会共建方向发展，呈现开放型拓展态势，与世界档案资源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且，在全世界共同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的目标下，档案家族成员逐渐增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少数民族口述档案、非遗传承人档案等是新时期档案工作的重要任务和社会记忆建构的主要方向。同时在大数据背景下，大档案观在我国正在兴起，档案学在当下社会发展中不断拓展自身的研究边界，逐渐与社会发展相融合。

3.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记忆在新时代共同诠释民族文化的底蕴

档案是经过社会发展和历史凝练而形成的凝固的历史信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活态遗迹，二者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目睹并将继续见证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历史，它们承担着维系国家文化连续性的重任，二者成为社会发展与传承过程中重要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总是通过文字性或非文字性的客观外化物来发挥作用。档案是文字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仪式和节日庆典等非文字形式传播和传承特定群体的民族传统和习俗。在集体记忆的众多表现形式中，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最主要的两种形式。中国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发展进程同样构成了民族文化资源的信息库，也是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因素，是民族得以延续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文化因子，共同构成了民族的集体记忆。但部分少数民族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一部分少数民族甚至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这种先天性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文化难以被传承和保护，一些民族文化将随着老人的离世而消失，少数民族面临记忆断层的困局。为此，必须守护民族记忆。在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资源的现实背景下，更应该努力做好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留存好民族记忆。保护民族文化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

4.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成为档案学、文献遗产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个民族生活习俗、仪式传统、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乃至意识形态的跨越时空的活化传承，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底蕴，是一种非物质文化财富，也是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科技与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不断累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巨大冲击，甚至濒临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自身独有的资源优势，使得其成为档案学和文献遗产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又因为它承载着民族重要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因此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课题。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每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以各种形式强调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其中，既有基于法律、法规的制度文明建设方式，也有依赖大众传媒推行的对社会公众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规约。从2006年起，我国将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联合国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表明，非遗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力的措施，包括对该遗产所有方面的识别、记录和研究、保护、宣传、推广、传承和振兴。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同时，周和平在2006年曾指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以各种形式保护非遗档案，利用文字、图像、多媒体等手段保护和传播非遗文化。这里不断强调用建档的方式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文献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也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以便后人全面地了解祖先的生活状态。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逐渐被社会各界所认可并重视，也逐渐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 研究目的

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保护与传承文化资源，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非遗作为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组成不断被提及，需要切实加强非遗保护和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本研究旨在“世界记忆”工程的大背景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人类重要的社会记忆去保护，同时，在档案记忆观的引领下，挖掘档案记忆属性、载体性和建构记忆的功能，通过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工作的开展。通过普查、记录、建档、数字化保护等形式开展非遗抢救性保护、利用、共享与传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工作具体程序包括普查—记录—建档—存储—开发与利用—共享与传播，以此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传承的过程，使活化易逝的文化记忆附着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之上，便于留存和永续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并没有完成非遗保护工作，而是刚刚开始，需要我们从非遗资源整体观出发，继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将来源分散、结构复杂的非遗信息资源进行存储、组织、检索、利用和传播。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语义网、知识本体等方法和手段，构建一个集成的非遗本体库，实现分类和语义检索，构建基于本体的非遗信息资源组织和检索研究框架。应用本体的结构模型，实现对非遗记忆的社会认知和普及，从而达到保护、利用和传播非遗的目的。

三 研究意义

1.将人文社科其他领域的理论思想和学术资源引入档案学，共同构成档案学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开启档案学的新人文主义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学、社会学、文化遗产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学科共同的研究课题，不同的学科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视角，较好地阐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和价值，也为本书开展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本书拟在社会学社会记忆理论关照下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问题，研究切入点即从中介切入式角度研究档案记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记忆保护中的作用。通过梳理前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档案记忆”“档案的价值和功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探讨档案在非遗社会记忆保护和传承中的作用，丰富和完善档案记忆观的理论内涵。本书以记忆和文化为研究基点，在此基础上厘清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的特性，以及这两个代表性的社会记忆形式之间紧密的联系，并且探讨档案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间的功能互动关系。同时在论述档案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社会功用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实践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借助档案学理论和方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使活化易逝的记忆得到固态化的留存，达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最终实现建构民族集体记忆、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学术旨趣。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档案学专业也应具有广阔视野和专业精神，不断根据社会与时代的变化，更好地关注社会发展，增强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互动，从而开启档案学人文主义研究的新思路。

2.增加新的学术资源和丰富档案学理论内涵

本研究引入社会学，将社会记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探讨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以及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承载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过程中的解释与建构作用。从以社会记忆视角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质性和特点入手，探讨其独特的价值和保护的意义。将活化易逝的非遗记忆固化留存、传承，为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的方式保护民族记忆。本书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文献遗产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档案学的学科角度去探讨对其的保护方法，旨在阐释档案学的社会价值和新的理论方向。以文化和记忆作为逻辑起点，将档案、社会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者有机融合为一体，为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也丰富了档案学理论内涵。让档案资源从静态的信息变为具有解释和建构性质的社会记忆，让档案从存储载体升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媒介。可以说，社会记忆理论的引入，无疑为档案学增加了新的学术元素，开拓了档案学研究的边界，也为档案学带来了新的理论生机与活力。

3.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觉

随着世界的迅速变化和发展，文化同质化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受现代城镇化进程的制约，面临消亡的危险。而作为民族文化深层次结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生命载体，保持了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性，它让人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以及存在的意义。目前处于现代化背景下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对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正日益激发各民族对文化认同和保护的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被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4.为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工作提供指导

从社会记忆理论出发，分析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记忆传承、建构中的作用和价值，思考非遗建档各环节同民族集体记忆建构的内在关系，为档案记忆的继承和保护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思考。探索档案部门如何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更好地实现其专业使命和专业价值，有意识地参与和融入社会记忆的继承和保护。在记忆构筑中发挥积极作用。本研究选取中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非遗建档保护现状作为个案，分析我国非遗保护及传承的现状，并且构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本体知识库，这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的信息，固化为可以触及的固态信息，为现实的民族非遗建档式保护提供参考。

5.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包括55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中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特的文化特点和文化内涵，保护与传承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保护我国文化资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对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大意义，缺少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发展来说都将是重大损失。我国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少数民族作为中华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珍贵的文化资源。我们更应关注其民族的发展和永续传承，守护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使它们在大家庭的发展中得到认可、得到尊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整个地球将成为一个村庄，知识共享、共用将是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本研究以非遗数字化记忆保护——赫哲族非遗资源本体库构建为个案，旨在通过个案研究，激发同人共同为构建起“中国记忆”而努力。

6.非遗本体知识库构建为非遗数字化保护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研究中非遗本体知识库构建以知识组织本体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探讨本体理论的内涵、国内外应用状况来分析本体理论的适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知识内容，只有被揭示、共享、利用，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知识资源若要更好地实现价值就需要建立知识体系、知识与知识间的相互关系。知识组织是一种有效的知识管理和知识组织的方式，其核心功用就是实现有效描述、处理和表示知识与知识间的关联，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本体理论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已经体现了该范式在组建概念群和语义表达方面的优势，在揭示和组织民族非遗保护资源方面，其同样拥有极强的阐释能力。因此，本书通过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将赫哲族非遗资源作为领域本体，通过对赫哲族非遗本体核心元素、概念集的确立，最终建立赫哲族非遗本体知识库，达到数字化存储与建档保护的目的。同时，本书通过分析影响非遗建档的客观因素，从而建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保障机制，这些无疑为实践工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四 研究视角与框架结构

本书研究社会记忆视角下非遗建档保护问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语义分析方法、实证等研究方法，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客观分析非遗建档保护的实践经验，立足于档案学科，跨学科地将社会记忆理论、本体理论等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依据档案记忆观等档案学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建档式”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并进行相关综述与阐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问题——社会记忆视角研究的科学依据和具体可行性，利用档案学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构建非遗档案建档的具体流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保护——知识组织本体构建，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档保护的机制与保障。最后以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例，验证所提出方法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从“世界记忆”工程的国际现实大背景出发，以国内外积极响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为契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研究的对象，最终将“建立档案”的方式作为留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记忆的重要方法，从社会学的社会记忆视角去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和方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人类重要的社会记忆（体化记忆），档案则作为一种刻写记忆。基于档案自身的特性、价值和功能，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的方式方法。

以档案学理论为专业基础，客观分析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有的研究成果，避开了现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的普遍做法，例如立法保护的方式，即学者倡议在社会实践中要求各国以逐层级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方法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用撰写文学作品的方式去宣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力求留存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本书立足于档案学科，依据档案自身的特点和档案解释与建构的社会功用，采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方式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记忆理论为本书提供了研究思路即什么是社会记忆、如何保护社会记忆、保护社会记忆的传承机制是什么。立足档案学理论，利用档案的中介作用给出解决的方案，较好地回答了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论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记忆，用建立档案的方式去保护它，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方法去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社会记忆）的构建，并达到保护社会记忆和传承社会记忆的目的。本书在社会记忆理论和档案记忆观等理论的指导下，很好地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理想框架，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事物从社会记忆角度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用建档的方式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新时代重新定义和审视了档案的功能和价值，对档案的社会功用有了全新的认识，改变了过去一谈档案就必谈“凭证”和“情报”价值，一说档案就想到它是一种存储信息的物质载体的片面认识。而档案记忆观理论指导下的档案被看作一种社会记忆，档案不仅仅是承载信息的物质载体，还成为传承社会记忆的中介。另外，档案还具有解释和建构的功能，能够在原有的档案基础上根据新的社会需求形成新的社会解释；能够根据现实需要建构新的档案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多数就是在社会保护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新的档案资源。这无疑丰富了档案的种类，也拓宽了档案学的理论研究视野，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提升档案的社会功用，挖掘档案新的价值增长点。

本书拟按照“理论—视角—方法—实证”的技术路线逐步展开，其中主体部分从社会记忆理论基本问题出发统筹本书的框架结构，遵循“什么是社会记忆、如何保护社会记忆、社会记忆的传承机制是什么”的研究思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研究。首先，本书系统归纳、梳理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的理论基础进行重点阐释和研究，在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的概念、目标的基础上，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属性和特征出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的社会学学理、研究视角进行阐释和分析，指出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和记忆属性以及档案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间的功能互动关系。其次，利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物化保护，从而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固化和留存。同时，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使分散、异构、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超越时空限制，从而被广泛宣传和利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的保障机制。最后，以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为例，构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从而构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知识本体实例。本书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

图1-1 本书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