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理论·政治·法律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性认识探析[1]
洪刚[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就需要从根本上认识新时代对海洋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中国海洋发展历史和价值传统，科学地确立海洋发展的目标方向，在对外海洋对话交流中既确切地表达中国和平发展海洋事业的愿望又确保国家海洋文化安全。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深入地开展海洋文化理论研究来做出回答，需要通过从历史自觉、价值自觉和主体自觉等维度开展理论分析，探索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新认识、新定位、新方略，通过历史视角、价值取向、体用观念创新，实现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建设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成为世界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将对这一理论工程的基础性认识问题进行探析，解析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目的意义和思路方法。
一 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反思来不断审视人与其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核心语汇，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从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角度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一个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呈现出爆炸式、碎片化的研究态势，自从泰勒（Edward Burnett）第一个提出现代性的文化定义，对文化的思考可谓百家争鸣、精彩纷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cism）；从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的“文化认同论”（cultural identity），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从理性主义文化认知到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伯明翰学派多元并举的文化争鸣等，文化研究在微观批判视域和宏观理论建构等方面，以后浪推前浪的波澜壮阔之势展开争鸣，以实现社会发展的价值追寻和文化坐标的现世规范。
海洋经济发展带来的显性成就与海洋争端引发的现实隐忧挤占了对海洋文化的思考空间，现代消费社会与无止境的物质需求深深异化了生态可持续的人海关系，文化的反思与约束力被大大地消解，世人的海洋文化心理结构在现代与传统、利我与排他、封闭与对话的矛盾中不断被扭曲撕扯，海洋文化的交流与对话陷于失范与无序境地，共识性的海洋文化理念亟需形成。
随着“蓝色浪潮”不断兴起，波及全球的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军事较量相继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不仅是提升个人生命品质的力量之源，更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种显性硬实力激烈竞争的背后，海洋意识、海洋理念等海洋文化问题越发显得至关重要。海洋文化在海洋发展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尤其是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各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不仅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竞争，更包括民族文化、思想观念、意识情感等软实力的竞争。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国家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中国拥有悠久的海洋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在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的同时，也积累了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这些都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财富。自15世纪以来，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西方海洋“发迹”的“现实”，而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认识也出现了偏差，出现了对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不自信。近代一个多世纪以来，本土文化受到挑战，在文化理念上不断引进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中心论”，从而出现了对自身文化本体本位认识的诸多问题。伴随全球性海洋时代的到来，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思潮相互荡涤，多元文化的交织与碰撞造成了文化秩序规范失位，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日益消解造成了价值信仰迷失，形成了社会集体文化焦虑，进而出现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传统认识出现误区，其价值意蕴受到遮蔽。
当前，面对我国和世界海洋发展的种种困境与认识误区，在世界海洋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背景下，中国有必要有责任，找到一条人海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3]，而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就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在“一带一路”发展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实现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价值资源提升与转化，使海洋发展走上和平、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既是关乎中国海洋发展的重要问题，也必然会对世界海洋发展模式提供理论资源，发挥借鉴和启示作用。
从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环境来看，海洋文化是文化整体图谱在海洋研究领域的映射，中国的文化研究是在与西方文化研究的相互对照与自身传统内在省思双重维度下展开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洋务运动的器物革新，到戊戌变法的制度之变，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追问，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界苦苦求索，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守持与拓新的文化视域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别，从新角度探索时代之中国文化的价值与意蕴，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研究图景。中国人文社会各个领域的传统与价值思考几乎全在此广阔的图景中展开，海洋文化研究同样深深植根于这一文化研究的土壤之中，具体地反映着这一文化研究的理论格局与理论流变。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看，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发展要求和共建“21世纪海洋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成为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现实背景。现代化进程中所蕴含的文化理性精神、文化转化机制和文化创造性实践构成了当前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
当前，从整体上看，海洋文化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引起各个领域的足够重视，海洋文化仍是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发展的注释与补充；在文化研究领域，海洋文化研究尽管已在具体内容和历史考察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没有形成主题学科领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中国海洋文化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竞争力和影响力还不强。因此，深入挖掘我国海洋文化的历史与内涵，是推动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强国民海洋意识，实现我国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开展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就是要增强海洋文化理论对中国当前蓬勃开展的海洋建设事业的理论解释力与现实针对性，进而凸显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二 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目的
在全球海洋发展中，中国如何走自己的路，如何为国民谋求更多福祉，如何为人类海洋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需要首先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适宜海洋发展的文化观问题。文化观即是关于人类、人生、世界、国家、民族的人文思想、文化观念，这个理想、观念决定国家、民族的意志、决策与行动”[4]。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认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伴随着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勃兴，人们在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发展、价值取向等方面一直存在着认识的误区。因而，有必要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出发，从历时性的视野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从共时性视野洞察中国海洋文化独特的价值意蕴，以探索中国海洋文化的现实价值取向。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扮演什么角色，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如何看待西方海洋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中国海洋文化发展要确立什么样的目标和战略？选择怎样的手段和方式？有什么样的理念支撑和逻辑演绎？说到底，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离不开对我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与现实的认识。中国海洋文化具有鲜明的和平性和开放性，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和平发展海洋事业的传统，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文化共同体，即所谓的“中华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中国环海疆域也带有海洋文明的性质，这种传统不应成为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负担，而应成为中国走上海洋强国的强大动力，成为推动中国海洋文化建设的的重要力量。因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的确立，必须建立在正确把握中国的海洋国情、正确认识中国海洋历史、正确认同我们的文化传统包括海洋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
第二，实现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价值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当代的海洋文化建设，要从多元、和谐、和平的文化理念上强调海洋文化的全部内涵、整体功能和民族特色，逐渐确立中国海洋文化的话语体系，开拓创新中国新时代海洋文化理论体系，为我国参与世界多元海洋文明交流对话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向。提升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素质，实现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价值资源的现代转化，服务于海洋强国和文化强国战略，更好地与世界多元海洋文明对话，为世界海洋和平永续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面对海洋文化建设，人们总会想到为什么做和怎样做。怎样做涉及的是方法、手段和技术问题；为什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则是理念、认识和文化问题。多年来，人们在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中技术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和改进，而对海洋事业发展的理念和认识则亟需明确和提升。一方面，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当前进行海洋文化研究的主要诉求，其理论资源既包括其他海洋强国的经验借鉴，也包括中国海洋发展过程中的传统资源与价值。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问题做进一步探讨，正确认识并总结中华海洋文化发展的传统资源及其价值，为我国海洋软实力提升提供历史资源与启示，以增强我国当前海洋发展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最终实现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海洋竞争日益激烈，“蓝色圈地运动”并未停歇，由此带来的环境破坏、海洋争端连续不断，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安全受到威胁。而中国海洋文化中所体现的和平利用海洋，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传统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将表现出巨大的历史价值，将为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与参考，这也是中国海洋文化对世界海洋发展的巨大贡献。
第三，彰显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内容丰富，主题庞杂，尤其是近些年来，与海洋文化相关的论文和著作数目越来越庞大，但是这些成果意指的内容差别较大，海洋文化到底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历史上怎么样、需要如何看待、要如何发展等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在当前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时代背景下，亟待深化海洋发展认识的整体观照和价值分析，而不仅仅是某一具体问题的重复性的论断，这就需要对已有的研究加以梳理和提炼，集中阐明主要论域，揭示主要论争焦点，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和阐释，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奠定基础。
中国有着悠久的海洋交往史，但由于受到长期的陆主海从的大陆观念影响，中华海洋文化的光辉被长久地遮蔽了。近些年来，随着海洋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伴随海洋权益争端愈演愈烈，海洋军事和海洋法律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相关领域一时成为显学。但是，作为一种软能力量，海洋文化及其理论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还没有进入中国主流学术界，海洋文化研究长期处于交叉研究地带，分散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边缘。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洋文化研究成果已然有大幅度提升，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研究机构，但总体上讲，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强，对海洋事业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还有待提升。
通过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回归，可以改变西方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的一维模式，在海洋文化的历史认识、评价标准、宏观评价和海洋文化发展战略建构等方面，从中国海洋历史传统价值中汲取营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进行基于自身海洋历史和传统的文化建构、文化选择和文化思考，增强对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传统尤其是海洋文化传统的信心。
三 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意义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海洋文化传统，增强我国海洋软实力，是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因而，努力发掘我国历史传统中的海洋历史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实现我国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的主体自觉。主体自觉就是指海洋文化研究中的本体本位意识，即是海洋文化研究的身份问题，而身份问题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大航海时代以来，由海洋连通的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海洋经济为主要内涵的海洋全球化与以之为载体的多元海洋文化之间矛盾不断凸显。海洋的全球化发展打破了原来以海洋区域发展为核心的海洋文化割据态势，异质性的多元海洋文化交流与对话越来越深入，各个海洋文化主体与他者的交流与碰撞日益显现。
伴随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海洋经济全球发展的波澜壮阔之势，其所承载的西方海洋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价值理念也表现出明显的单向度态势，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么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挤压被动地接受了异质的他者海洋文化，要么基于现实追赶的实用主义原则和便利方式，主动地接受了这种文化殖民而忽略了自身的海洋文化传统，在此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海洋发展道路。
中国海洋发展历史资源丰富，同时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又有许多独特的“中国问题”，因而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通过长时期以来向西方的学习，当前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建立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海洋人文研究，建立海洋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彰显中国风格，不能一再依赖西方语境下的抽象理论，要以扎根海洋中国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诠释中国海洋文化。从主体自觉出发，以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考察海洋文化的传统与变迁，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可以在以西方海洋文化为主导的海洋文化格局中更好地展示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中国海洋文化风格和中国海洋文化价值。在此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海洋文化主体自觉，不仅关涉如何面对本民族的海洋文化传统，同时也可以回答在世界多元海洋文化对话与海洋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处理世界海洋文化共性和本民族海洋文化个性的文化张力，为其他国家的海洋文化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第二，丰富充实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当前的海洋文化理论研究还没能完全克服欧洲中心史观，学者万明对于这一点如此评论：“当前海洋史的话语体系，仍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的话语体系，许多研究流于表层，缺乏深入研究；名为建构理论体系，却是把中国的成说填入到现成的西方话语框架当中。”[5]因此，当前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全面客观地认识我国海洋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现实形态，用基于文化哲学角度的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是对海洋发展中“古之中国”和“外之古今”的海洋文化形态与理论进行历史和理论分析之后，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国海洋发展现状进行创造性的结合，探索既反映时代合理性又反映历史必然性的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以发挥其理论解释力和现实针对性，为中国海洋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近些年国内学术界针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已经蓬勃开展，形成了海洋历史专题研究、海洋基础理论研究和海洋当代问题研究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著名的海洋文化研究学者从不同的专业背景和学术角度开辟了宏大的研究视野，建构出体现时代精神的论证框架，与此同时，也在呼唤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海洋文化整体研究进行整合梳理，对其进行哲学层面的宏观考量与价值分析，以建构扎实的学理体系和规范的研究范式，以提升海洋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影响，形成更加完整周延的研究图谱。
第三，为开展海洋国民教育提供理论资源。海洋事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海洋强国建设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海洋发展的硬实力背后，海洋文化、海洋意识等海洋软实力问题越发显得重要。提升海洋软实力已成为我国海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提升，有两大理论资源可以借鉴：一是西方海洋强国的历史经验，二是我国海洋发展历史中宝贵的传统资源。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受到挑战，在文化理念上不断引进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中心论”，出现了对中国海洋发展本体本位认识的诸多问题；15世纪以来，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西方海洋“发迹”的“现实”，而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认识出现了偏差，出现了对中国海洋建设与发展的不自信。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传统资源，正确认识并总结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传统资源及其价值，可以为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更好地指导海洋发展实践。因此，深入挖掘我国海洋文化传统资源的价值与内涵，是推动我国海洋软实力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强国民海洋意识、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需要。在实践上，将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海洋意识和全球意识，在战略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将这种海洋意识和理论成果转变为自觉的实践行动。
第四，助力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服务海洋文化建设实践，为海洋发展提供人文保障。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推进，海洋文化建设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沿海地方政府、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世界海洋竞争日益激烈和文化软实力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和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方面和海洋强国的理论支撑，继承和创新我国海洋文化优秀传统，实现我国新时代海洋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面临的艰巨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资源价值研究与转化正是以我国海洋强国、文化强国发展战略为现实目标，以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以繁荣文化学术研究、促进国民海洋素质提升和海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己任，通过理论研究，面对海洋发展的社会实践，反映海洋文化建设的基本状况，考察分析目前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通过理论思考提出发展对策和建议，为我国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提供实践和决策参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现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海洋文化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形式下，如何传承、弘扬和培育中华海洋文化传统，提高海洋发展的软实力，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四 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思路方法
弘扬中华优秀海洋文化传统，加强我国海洋文化建设，亟待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包括：“海洋文化”是什么？与其他学科和范畴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中国有没有“海洋文化”？中西方海洋文化相对比有什么不同特点，是什么决定的，对历史有什么不同的影响？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说“中国尽管濒临海洋却没有海洋文化”的依据是什么？在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评价和认识？又该如何认识中西海洋文化理念和模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我们该如何面对中国海洋文化传统资源？又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思考路径。
当前，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国海洋文化，挖掘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海洋文化传统资源及价值，从而提升我国海洋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需要对“海洋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探索，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诠释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研究，对“中国海洋文化”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范畴进行梳理；从海洋文化哲学视角对海洋文化的概念进行修正和重构。
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中国海洋文化认识误区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正确认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海洋发展陆海兼具的历史事实；明确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以形成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认识自觉。
分析中国海洋文化的内在逻辑，讨论中国海洋文化价值理念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根源；明确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形成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自觉。
分析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实践背景和实践环境；探讨在海洋强国背景下，中国海洋文化中的传统资源价值及其转化途径；解析培育中国海洋文化过程中新的现实依据和思想资源；探讨增强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和策略，以形成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主体实践自觉。落实和展拓以上研究思路，就需要对中国海洋文化理论进行严格而科学的内涵界定和方法论指导，深入分析当前海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倾向及其原因，进而实现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可以说，包括海洋文化在内的文化理论研究，如果想获得持久的理论生命，都需要吸收本土的传统学术资源。毫无疑问，同样作为财富，“黄金”的价值有目共睹，但“点金术”或许比“黄金”更具有吸引力。在海洋文化理论研究中，作为“点金术”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相对于结论来说更有启发性和建设性意义。
目前，我们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表现出两种认识倾向，具体反映到海洋文化研究领域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种是以所谓西方的范式或话语的“标准模式”和“学术规范”对中国海洋历史资源和价值进行“剪裁式”的梳理和探究，以西方海洋发展模式作为参照标准，得出或同于规律或异于规律的结论，再一厢情愿地照此改造和形塑当前中国海洋发展；另一种是通过“寻章摘句”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思想通过富于主观色彩的组合并加以诠释，得出主观设定的结论，并以此设定的结论作为注脚。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存在，使我们无法全面本原地反映传统文化资源，同时，这种情形越是突出，越加表明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并能自觉地运用是多么地必要。
那么，这两种情况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社科院霍桂桓先生从文化哲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第一种情况的存在是因为，长久以来，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以自然界物质对象为主所构成的“物事”为研究对象，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因袭而来，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是客观化、平面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的，而作为“人事”的包括海洋文化在内的社会科学和文化现象却是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的，其重要特征是以人的主观性的情感因素和社会因素为主要内容的。这样一来，自然科学以“物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我国学者以拿来主义平移的方式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以此研究模式探讨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以社会生活为主的“人事”，因而表现为研究模式和研究对象的错位。说得远一些，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使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世界，也在全世界广泛影响开来；不仅影响着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表现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领域，事实上也包括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使得从那时起的各领域的学术研究都留有以物事研究为对象的唯理智主义研究模式的深深的烙印。如果再说得远一些，这个影响不仅是学术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作为事实描述而非价值评价，这也是西方文明和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大行其道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模式下研究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及新时代海洋文化建设，其结论必然是与其设定的价值坐标偏离的，是缺少时代价值意义的。
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无论研究者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模式，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的突出问题就是忽视了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在时间空间的差异，以“穿越”的方式直接“代入”，而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就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来说，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海洋发展及其文化现象是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王朝制度安排、地缘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诸多背景之中的，重要的是就中国海洋历史来说，其存在的空间还表现出突出的王朝海事和民间海事的二元结构，而这一点在农耕历史和文化中却没那么明显。因而这种直接的“代入”会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容易造成对过往海洋历史的错解错读，偏离原始语境而主观地演绎发挥。
相比于自然科学领域“物事”研究的方法论，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方法论显得困难重重，但也天地广阔。困难越是突出，困难的解决就越有必要和价值。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准备。一是如实采用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必须真正面向现实的和不断生成发展的海洋文化现象。二是如实呈现研究者本身的历史坐标。研究者作为社会个体中的一员，其视角与诉求也是现实社会个人在各种社会互动过程和生成过程中的客观反应，是造成海洋文化中“人事”不同于地“物事”的重要因素，其个体坐标是现实的、鲜活的，而不是符号化、凝固化的。三是充分重视研究对象的动态发展和生成变化。要自觉地重视海洋文化历时性动态发展维度，在有效性限度内使用唯理智主义方法，将海洋文化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动态特点与共时性静态特点有机结合起来。四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启示作用。西方哲学传统的唯理智主义模式不仅主导了自然科学研究，也深刻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在西方学界大行其道，也左右了中国学界的方法论选择，即使在海洋文化这样的人文研究领域也受到了唯理智主义的影响，这对于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的中国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相反，中国传统思想体现出重生成、重体验、重描述、重综合、重内心修养的基本特征，这正是研究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的宝贵理论资源和优势，理应为研究者所重视。
那么，连通海洋文化研究对象与理论认识之间的“中间环节”是什么呢？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基于方法论自觉和价值认识自觉基础上，真正面对现实的和持续生成发展变迁的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历史实践，探讨当代中国人海关系互动的基本内容和特征走向，探究由社会个体以及由因此而体现的海洋社会“人事”特征，最终从根本上认识海洋人文世界的本质内容和特征。
以科学合理的模式对传统资源进行提炼和转化，这种自觉表现在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而努力实现当前海洋文化研究的本体本位的自觉。本体与本位分别针对以上两种研究倾向，既着眼于海洋历史文化的共时性维度，从横向社会结构及形态的视角，看到其在“彼时”静态的文化表现（这正是目前很多学者在从事的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又着眼于海洋历史文化的历时性维度，从纵向社会结构及形态的视角，考察其在“现时”动态的发展中含义的重大变化，从而实现方法论的自觉。
这种方法论自觉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对“现时”海洋文化理论研究上，同时对“彼时”的海洋文化也意义重大。因为这种方法论下的研究对于过往的那一特定历史时空的海洋文化的研究反映了彼时横向社会结构中人与海的互动过程，也时刻折射着现时的研究者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自身的反思与批判。其共通的价值体现就是都体现了与自然海洋的客观研究对象不同的本质，即作为“人事”的“人海关系”这一海洋文化主题与作为“物事”自然海洋的本质差异。因为有着深深的“人事”烙印的海洋文化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包括着在场的人的价值与意义。不管是历史的存在，还是现实存在，能够将二者真正连接起来的，反映社会结构和人海互动的“鲜活”的“生命气息”，而不是穿越时空的直接“代入”，不是破碎的、经主观拣选加以拼凑的“躯壳”，那充其量是可以隐约捕捉历史影子的作为考古学对象的“木乃伊”，如果这样，研究者对于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思想资源的追寻和探讨也就降格成为只涉及这些文化传统的共时性的复述和表达，不能真实恰当地把握其本质和灵魂，因为没有这方面方法论的自觉，海洋文化理论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被大大地消解了。
[1] 本文发表于《中国海洋经济》2018年第2期。
[2] 洪刚，大连海洋大学。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8日。
[4] 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观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 万明：《海洋史研究的五大热点》，《国家航海》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