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
《纺织时报》视野中的五卅运动[1]
提要 《纺织时报》是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创办的一份行业性报纸，它对五卅运动做了全程报道。检视报道内容，其对事件的反应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在同时期其他报刊中或多或少也有体现，但因各类报纸报道的立足点不同，在报道的面向和细节方面都存在差异。比较同时期的商业性报纸、党派机关报以及其他行业性报纸，从报道风格和倾向性文字方面可以窥见，无论《纺织时报》的报道如何变化，其维护华商纱厂利益的立足点是不变的。《纺织时报》对于五卅运动的全程报道，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纺织行业资方群体在事件中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纺织时报》 华商纱厂联合会 五卅运动
一 关于《纺织时报》和五卅运动的相关研究
《纺织时报》由华商纱厂联合会于1923年4月16日创办，终刊于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是近代上海第一份报道内容较为全面的纺织行业报纸，也是中国近代唯一的纺织行业报纸。[4]就该报功能而言，它是当时国内外纺织界人士沟通纺织行业消息、发表业界舆论的平台，因此也成为今天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纺织行业业态及纺织行业华商群体状况的重要资料。
目前学界关于《纺织时报》的专门文本研究尚付阙如，《纺织时报》如何报道五卅运动也未见多少探讨。较为多见的是，在对民国社会经济和行业经济研究的论著中，大量引用《纺织时报》报道作为一些观点的佐证。此方面论著有两类：劳资关系研究和中外纱厂关系研究。关于劳资关系研究，代表性文章如田彤的《1933年纱厂减工风潮中的劳资对抗》和《宝成三八制与劳资关系》。前篇引用《纺织时报》关于华商纱厂减工的报道，考察劳资双方的对抗关系；后篇引用《纺织时报》关于宝成三八制改革的内容，探讨劳资双方的复杂关系。[5]在关于华商纱厂和外国纱厂以及华商纱厂与外国纱厂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引用《纺织时报》分析华商染织厂如何私下利用中日纱厂关系和华商纱厂内部关系应对细纱交易困境、国际环境下华商纱厂的发展状况、日英纱厂的复杂博弈关系等。[6]
关于五卅运动的研究论著不计其数，利用报刊研究五卅运动也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包含报刊中的五卅运动和五卅运动中的报刊两种研究路径。前者主要利用报刊研究五卅运动，如《福尔摩斯》报中的“五卅惨案”家属抚恤金问题，《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与反思，《向导》周报中的五卅运动，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等。[7]后者主要从报刊本身出发，看五卅运动中报刊的特点、价值、发展变化等，如五卅运动中《申报》的媒介批评与史料价值，《热血日报》的创办，五卅运动中的《东方杂志》，五卅运动中《民众文艺周刊》的转型等。[8]新闻学界多从事件看报刊发展史，历史学界大多将报刊作为一种史料，而并非研究主体本身。这些研究都大大拓展了五卅运动的研究。但从纺织行业的行业报纸《纺织时报》来研究五卅运动，探讨纺织行业的资本集团如何看待五卅运动，尚有相当的研究空间。
二 《纺织时报》对五卅运动的报道
考察五卅运动爆发前、五卅运动前期和五卅运动后期这三个时段，《纺织时报》的反应和报道并不相同，这样的变化背后始终存在一个不变的基点，即华商纱厂的利益，这是这份行业报的根本立足点。
五卅运动爆发前，《纺织时报》已开始关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发生历时三周，涉及上海日商纱厂35000余名工人的同盟大罢工，被称为五卅运动的预演。[9]2月12日，《纺织时报》首次报道内外纱厂罢工风潮。至5月15日顾正红案发生，《纺织时报》关于工潮的报道和评论共29篇。[10]其主要内容是转载外文报纸相关报道，秉持中日纱厂应当维持友好合作关系的立场，主要可归类为三个方面。
其一，转引外文报纸，美化日商纱厂是其主要报道倾向。2月19日，《纺织时报》转引《字林西报》关于内外棉株式会社总理对二月罢工的评论，表示该会社没有料到会发生罢工风潮，因为内外棉纱厂的华工待遇很好，“吾人对于待遇华工之事件，固常常设法增进，务求若辈能得安宁”。具体表现为工作时间短，工资高，房租低，有受教育机会。“本会社之工作时间，较之上海其他各纱厂，实较为减少，每一星期中，更可得完全之休息。而工资又较其他各纱厂为优厚。吾人又预备低价之房屋，给若辈居住，房屋约有二千间之多，每一所二层楼之房屋，每月只收租金四元，一层楼者收二元。更设立免费之学校，给若辈之子女读书，且依从中国之教法。总之，对于华工之待遇法，均合于人道。”[11]
其二，附和外文报纸，认为工潮是由中共引起。《纺织时报》转引日本公使的抗议文字，称此次事件不是单纯的工人罢工问题，中共才是工潮的“罪魁祸首”，“此种外力之煽惑，固不仅此次罢工为然，即年来东西各国之罢工风潮，几无不含蕴多少此种的实味。彼等之动作，表面似为协助劳工，实则从中取利，故其结果，工人方面之大牺牲，适以制成若辈之幸运”。[12]4月30日，《纺织时报》编者对于前此风潮受中共“煽惑”感叹道：“果尔则劳工供人利用，不独为资本家之不幸，亦非劳动家之福。记者深望所传。”[13]
其三，宣传中日亲善，加强与日本合作。4月，《纺织时报》发表内外棉纱厂社长对罢工风潮意见书，为日本纱厂辩护，宣传中日纱厂亲善。中日纱厂是利益共同体。日本纱厂资本增加则中国纱厂和农民得利，“日厂之增加，中国棉产由二百万包一跃而几千万包，农民之利益亦不少”，“华厂之因利导与刺激而获有形无形之利益者亦复不少”；如果日厂不用华棉，华棉产量过剩，华农利益受损，“设无日厂，中国工业或当反形退步亦在意料中”。[14]同月，日华厂经理喜多氏来沪赴宴，宴会上喜多氏和矢田总领事发表关于中日必须亲善的演说。矢田总领事称：“中日亲善已为现在之流行语，然实际上中日关系颇深，非亲善不可。日华纱厂在中国经营，发达颇速，多得中国各界之协助，实深欣幸。”华厂大丰纱厂徐庆云同意喜多氏和矢田总领事的看法，称“中国纱厂同人，颇希望贵国纺绩［织］界诸君能携手共进。日本纱厂界之盛衰，中国纱厂界亦有间接影响。故能力所及，无不予以援助”。[15]
《纺织时报》美化日商纱厂、丑化中共、宣传中日亲善的文字，反映了此时该报反对罢工、谋求中日纱厂“友好合作”的态度和意图。
总之，在五卅运动爆发前，工人运动尚在酝酿之中，社会各界反日舆论尚未形成规模。而“我国棉花出口十分之八运往日本”；1913年日本输至中国之棉纺织品，占中国进口棉纺织品的29.81%，1929年占63.85%。[16]这些数据表明中日纺织企业利益休戚相关，因此《纺织时报》无视酝酿中的工人运动，坚持美化日厂、宣传中日纱厂亲善。
五卅运动前期。1925年5月15日，顾正红案发生，至6月底7月初工部局停止电力供应，《纺织时报》每日使用大半个版面追踪报道，计约刊出30篇文章。此时这些报道不再转载外文报纸，改转《民国日报》，报道立场也部分转向反帝爱国，痛陈日厂暴行，同情纱厂工人，宣传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但不主张全体罢工。如5月18日发表《内外纱厂三次罢工酿成惨剧》，至6月1日发表《内外棉厂罢工酿成惨剧案五志》，计有5篇相关报道和评论，详细揭露顾正红案发生经过。这些报道不再转发美化日厂的外文报刊，而改转发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派机关报，当时为左派所掌握。转载文章是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份通电，严重抗议日本纱厂杀人举动：“上海日本纱厂日人，无故枪杀华工三人，重伤数十人，阅之不胜愤慨。本党对于日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枪杀中国人民之暴举，表示严重抗议。对于困苦无告之工人的经济要求，认为绝对正当。并议设法予以援助。更有进者，外人枪杀华人之暴举，须根本取缔。故尤须人民一致奋起，废除外人借以作恶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如领事裁判权等。”[17]认为上海日本纱厂日人无故枪杀华工，必须受法律制裁。显然报道立场部分转向爱国制日。
此时的报道还主张限制使用童工，揭露日厂暴行。纱厂童工工作不算轻，工资却很低，一天只有两角多，而且因年纪小、经验少，最容易挨打，工厂非法使用童工一直为社会所诟病。[18]1925年3月9日至6月1日，《纺织时报》连续报道限制童工案。4月13日发表《纱厂家赞成限制童工》，并于6月1日儿童节这一天发表同情童工的社评，称童工因生计所迫入厂工作，不但牺牲身体，还无法接受教育；主张限制使用童工，仅允许童工从事一部分“轻易无危险之工作”，同时普设义务公学，“使不入工厂及受伤工厂之儿童，均得受普通教育”。[19]《纺织时报》不但在使用童工一案上转变立场，还揭露青岛日厂武力解决罢工工人的诸种惨状。5月29日夜间，日军开火猛攻罢工工人，“工人有爬入地沟者，日人乘间用破棉麻袋等物塞住地沟两端之口，所有爬入该沟之工人十余名，均因空气不通，闷死沟中。前日阴雨，恐阻水道，始将尸首拖出葬埋”。还有十四五名工人潜伏在厂内棉窖中，“日人佯为不知，用锁封闭经过五日，始启其门，未成年之工人饿毙三名，其余均已昏倒，尚无性命之忧”。该厂被围之后，“有一工人思逾垣墙逃命，正在墙顶骑坐，突被陆战队瞥见，用力猛刺其胫及其臀，致伤四五处，该工人于痛苦难忍之际，遂急向内下，终以墙高坠地而死”。总计不下20名工人死于非命。[20]
为表达对逝世工人的悲悯之情，《纺织时报》在这年端午节停刊了一次。“近有定于端阳节为全国总罢业志哀者，昔屈大夫以伤时不遇，自沈阳罹。此次国人感于异族凌虐，怀愤蹈海，亦不乏其人，身世悲伤，志士同慨，矧当外患如棘，内侮未已，奋厉之士，以身为效，亦岂得已哉。本报次期谨停刊一次，以致哀感。”[21]这与五卅运动爆发之前宣传中日亲善、反对工人罢工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抵制外货的浪潮日益扩大，《纺织时报》编辑呼吁中国实业界应当利用时机，力求振作，以争国货之光。此次抵货对象主要是日本和英国棉货，这对中国纺织业来说，既是重大责任，也是机遇，“数年来困苦敝疲之纺织业，转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22]申新纱厂总理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凡在本公司范围以内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苟能持以恒心，守以毅力，庶舶来品绝跻市场，而国货得以推行尽利”。[23]华商纱厂联合会重新修订中国纱厂一览表，区别外货与国货，“现当提倡国货之际会，各界欲知我国自办纺织厂现状者尤多。本会因拟以最速时期，刊行新表，以资宣传”。[24]经过这一宣传，崇信纱厂、三新纱厂、永安纱厂等纷纷加入华商纱厂联合会，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华厂身份。崇信纱厂本为华商所开，因挂英商牌号，由法兴洋行经理，五卅运动发生后，该厂立即取消英商牌号，各股东凑集捐款3000元，天祥股东独出1000元，各工友募集1000元，各职员伙友端午节宴资100元，一并捐助上海总工会。[25]三新纱厂很早由武进盛氏独资创立，民国后挂名英商，未加入华商纱厂联合会，五卅运动后，抵制风潮日甚，国人多有误会，因此由会员聂潞生先生介绍加入本会，与永安入会并案通过。[26]
尽管《纺织时报》痛陈日厂暴行，同情纱厂工人及工人运动，但并不主张工人全体罢工。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纺织时报》连续报道纺织界相关新闻，共11篇。该报编辑悲叹“以枪杀一工人之故，竟至浸成大流血惨剧，震动全埠，增恶中外情感，孰非日人一念之差恃强行凶致之哉”。[27]最初“华商除恒丰停工外，他家尚无消息”。[28]不久“约有溥益第一厂、申新第二第五、纬通、厚生、永安第一、三新、振华、华丰、及统益一部分，至罢业工人中”。[29]该报编辑对华厂罢工行为表示“在国人同情上固不能厚非，然就消极抵制之目的而言，实无一致停工必要。凡属华商实业工厂均应有此观念，故认清界限尤为此次对外要着，否则徒事牺牲，无益实际，识者不为也”，[30]认为全体罢工劳民伤财，徒事牺牲，实在没有必要，应该理性罢工。
综上观之，五卅运动爆发后，《纺织时报》意识到反日运动势在必行，且有不断扩大之趋势，故不再转引日文报纸中鼓吹中日亲善的报道，摒弃反对工人运动的言论，转而揭露日厂暴行，同情纱厂工人及工人运动，鼓励抵制外货，提倡使用国货。这一时期，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基本一致，支持工人运动既刺激了国货的生产与消费，实现国难时期发展实业的目标，又维护了国家、民族利益，为华商纱厂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五卅运动后期。1925年6月底，工部局停止电力供应。上海工部局掌控着当时中国最大的发电厂，上海各工厂用电，特别是纱厂用电，均仰赖于此。[31]停止电力供应后，华商纱厂遭受严重损失。这一时期，《纺织时报》谅解中日纱厂暗中贸易的行为，强调华商纱厂在罢工运动中损失惨重，对五卅运动持消极态度。
随着抵制日货运动日益高涨，中国棉纱尤其是细纱市场供不应求，《纺织时报》中出现同情华商纱厂暗进日英棉纱的言论，对日货改换商标以充国产之事也表示谅解。该报编辑指出，因国人抵制外货，日英棉纱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致使中国棉纱供不应求，纱价高昂。如此，华纱与日纱价格相差太大，“则暗进日纱或改换商标以充国产之事，又必不免”。[32]华商纱厂在细纱生产方面技术严重落后，中国对高支纱[33]的需求，“几完全仰给于日英之输入”，日英制品优良，价格低廉，“则不能禁布厂之不用外货”。[34]实质上是希望工人停止罢工，以维持华商纱厂正常运转。工会强制工人罢工，致使华厂迟迟不能开工，损失惨重。《纺织时报》编辑转载《字林西报》有关中国方面的损失概况，称：“甚愿好言爱国者勿复以仇视华厂，徒为渔人之利，自斩其脉于不觉为能事也。”[35]鉴于此，部分华商纱厂实行开工，但开工结果并不乐观，工人罢工运动依然高涨。该报认为工人本身是不愿罢工的，恒丰纱厂对待工人“待遇之优，感情之洽”胜于他厂，劳资关系很融洽，开工系“工人切愿工作”。[36]但因工会唆使工人坚持罢工，纱厂迟迟不能开工，损失严重，“工人之结势把持，无理取闹，凡有所不利，动辄暴发，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开会立誓，解囊相助，势非要求满足不可”。[37]各厂工人极愿上工，但“为工会所牵制，到厂者寥寥无几，致仍不能开工”。该报指责工会原以工人之意为意，今乃反其意而劫持之，批判工会以对外手段对内，“不恤以国内实业供其牺牲”。[38]
归纳而言，《纺织时报》在五卅运动爆发前、运动前期、运动后期都有不同表现。五卅运动爆发前，反日舆论尚未形成规模，该报反对工人运动，继续宣传中日纱厂友好亲善。五卅运动前期，民众反对英日的爱国情绪高涨，该报开始变更报道立场，部分转向反帝爱国，并借机宣传使用国货，力图使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达成统一。罢工运动持续发展，以致工部局停止电力供应，华商纱厂利益遭到严重损失，《纺织时报》开始将矛头指向工会，认为工会不惜以国家实业为代价，唆使工人开展罢工运动，希望停止罢工。
三 比较其他报纸报道的差异
不同的报刊由于主办方和投资方不同，立足点会有差别，也决定了它们对于信息的选择性原则会有不同。如此，在报道同一重大事件时，报道的面相和描述方式都会表现出明显差异。《申报》是当时上海发行量很大的商业报纸；《民国日报》是重要的党派机关报；《银行周报》由上海银行公会创办，是近代中国发行最早的金融行业刊物。它们在报道五卅运动时，与《纺织时报》的话语表述迥然不同，将它们做一比较，可以窥见《纺织时报》维护华商纱厂资本集团利益的基本立场。
五卅运动前后的《申报》由史量才执掌。他的办报理念不同于商人，较注重报纸改变社会、服务社会的功能。另外，由于《申报》与租界及上海外文报刊具有密切复杂的关联，[39]因此一定程度上受限于租界的压力。在五卅运动期间，《申报》报业史上发生过一次“诚言”风波。五卅惨案发生后，英租界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自编自印了一份街头小报——《诚言》。《诚言》是英租界密谋以第三者面目编印的报刊，在内容编排上，文字刻意追求浅显，纸张粗劣，既无编辑名字，又无出版发行机构名称，貌似出自中国人之手。工部局派人到《新闻报》[40]和《申报》为《诚言》刊登广告。[41]1925年7月11日，《申报》在广告栏刊登《诚言》，称此次惨案近因是“日本工厂罢工，杀死华工”，远因是中国“每况愈下，民不聊生，举国不宁，以是人心浮动”。[42]该报一方面深知这是租界的意思，得罪不起；另一方面利用广告刊登该报道，客户出钱，报馆出让报纸版面，内容不代表报馆的观点，拿了钱又不必负责任。[43]《诚言》一出，立刻遭到上海民众的反对，《申报》的最大读者是工商业者和市民，亦得罪不起。史量才等人感到在这次事件中《申报》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便在17日发表《辟诚言》，以示道歉。文中指出外国资本家造成外商工厂中华工的不平等地位，从而激起工人运动，否认张伯伦指认此次爱国运动为排外运动，有攻击捕房嚷打嚷杀之事的错误言论。[44]“诚言”风波揭露了商业报纸经营目标与公共性目标的冲突。传媒的经济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广告收益；二是信息产品的销售收益。这意味着传媒面对的市场压力同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广告主和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但是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对立关系，受众的利益与广告主的利益并不是一回事。[45]租界方面利用《申报》在广告栏宣传租界报刊，向公众灌输不当言论，《申报》既可以攫取广告收益，又不用对该言论负责，本是租界办报者的商业运作和经营策略，但这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感情，不符合史量才服务社会的公共性目标。最后，《申报》对“诚言”事件做出了应有的表态，说明商业报纸需兼顾经营目标和公共性目标来维持生存。
显然在对五卅运动的报道中，《申报》是迫于报纸本身的营销目的而完成政治转向，而《纺织时报》是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创办的行业报纸，是基于维护行业利益而变更舆论立场。《纺织时报》受众主要是纺织界人士及关心斯界人士，经费主要来源于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员会费。该会会员均为实力雄厚的华商纱厂，如申新纱厂、德大纱厂、厚生纱厂、振新纱厂、恒昌纱厂、裕通纱厂、广勤纱厂、恒丰纱厂、同昌纱厂、振华纱厂、杭州鼎新纱厂、太仓济泰纱厂、宁波和丰纱厂、苏州苏伦纱厂、浙江萧山通惠公纱厂、湖北武昌纱布局楚兴公司等。[46]《纺织时报》不同于《申报》，《申报》是以营利和服务社会大众为目的而直接迎合社会大众，《纺织时报》更注重沟通纺织业界消息及维护华商纱厂利益。因此，在“诚言”事件中，《申报》从对外国妥协到坚决反帝爱国的立场转向，主要是迫于公众舆论压力、实现报纸本身营销而完成的。而《纺织时报》在五卅运动中不断变更舆论立场：五卅运动爆发之前，反对工人运动，希望与日厂合作，以获取纺织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支持；五卅运动前期，看到民众反对英日的爱国情绪高涨，立场部分转向反帝爱国，借机宣传使用国货、振兴实业；工部局停止电力供应后，华商纱厂受损惨重，希望停止罢工。其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话语表述主要基于维护华商纱厂利益。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派机关报，它在报道五卅运动时比《纺织时报》更具政治倾向性。当时的《民国日报》为左派所掌握，对罢工表示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该报副刊《觉悟》（有共产党人参加编辑）的态度更为鲜明。[47]对于二月罢工期间“赤化”舆论，《民国日报》十分愤恨：“在万层压迫底下的中国人民，稍稍有点自卫而反抗的动作，便推想到赤化，便加以赤化的名目。可惜中国人并无资格承受这个尊号。半生半死的国民于苦痛中呻吟一二声，已算大胆极了，那里敢谈到‘赤化’！”[48]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民国日报》翌日发表星无的《流血记》，又于6月4日发表吴雨仓的《被捕者的一个报告》，报道了二人在五卅惨案中的亲身经历，呼吁“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极具感染力和震撼性，易激发劳苦大众的共鸣和愤怒。[49]6月15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悼念五卅烈士的诗歌，由岂凡编写，歌名《悼五卅诸烈士歌》，歌词如下：“昂首问天，满天惨淡，无一回言；低头问地，满地含愁，静不作声。吁——何天之漠漠？吁——何地之沉沉？热血沸腾，良心未灭，勉哉吾侪！仗烈士之威灵，作锄奸之后起。扫荡强邻，呜呼烈士志竟成，呜呼烈士目可暝。山苍苍，水泱泱！钟毓此人杰，辉映乎先烈！呜呼！烈士！”[50]字里行间透露着共产党人憎恶帝国主义、同情五卅惨案中遇难工人，以及鼓动民众起来反抗的激进情绪。外国列强肆意侵略中国，中国社会竟冷漠无言，唯有五卅烈士敢于流血牺牲，他们的英灵指引社会各界有良心的人士起来反抗。
显然，《民国日报》作为左派掌握的党派机关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治立场十分坚定，言论激进有力。而《纺织时报》立足于沟通行业信息、维护华商纱厂利益，其政治倾向性不强，对一些政治事件往往发表中立言论，在民族、国家利益与行业利益基本一致时，往往采取灵活变通的报道策略。
同为行业报刊的《银行周报》在报道五卅运动时，与《纺织时报》也有所不同。《银行周报》报道五卅运动相对滞后，对五卅运动早期事态鲜有报道，直到后期抵制英日货运动达到高潮之际，才对抵货和提倡国货运动发表评论。《银行周报》总结历次抵货运动失败原因在于国力不振，建议发展金融业和教育业，为小工商业提供资本和人才。它期望西方国家废除不平等条约，但不反对外国在华开展贸易，甚至希望加强中外贸易，从中可见其维护金融行业利益的办刊宗旨。五卅运动前期，当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掀起三罢斗争、抵制英日货之际，《银行周报》在最初半个月内一连两期均未做公开反应，直到6月16日，《银行周报》才开始连续六期报道五卅运动相关新闻评论。当然，这也与周报时效性不强有关。但是，与《纺织时报》2月就已关注罢工运动相比，《银行周报》确实相对滞后。就报道内容来说，《银行周报》倾向于维护银行业利益。该报从增强中国经济实力，讲到培养人才和增强资本，再讲到发展教育事业和小工商业，加强中外贸易，层层推进，最终旨在促进金融行业发展。该报基本支持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但认为抵货运动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是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抵货运动具有合理性，“经济绝交之呼声，洋溢中国，亦理有固然也”。[51]但政府态度强硬和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才能从根本上与西方国家竞争。历次抵货运动基本上是日人侵略行为所致，政府往往忍辱负重，“惟有借抵货运动”才能暂时“微创对方”。抵货运动后外国物美价廉产品无法进入中国，但是中国工业又不发达，制品粗劣，不能满足人们对日用品的需求，就会滋生部分奸商暗中与外商的合作，致使抵货运动不能长久进行。应认清抵货运动“为一时示威的方策”，不是“抵御外侮之唯一利器”，最重要的是发展本国经济实力。[52]发展本国经济实力，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和资本的增强。反观国内实业人才，往往借自外国。从事实业，“非巨资不可”，有创业之心，无集资之力，发展实业就是空谈。人才和资本的获得，唯有发展教育事业、金融事业以及小工商业，“金融界能供给资本于纯正事业，教育界能造就实业人才以开发事业”，发展小工商业可以规避中国资本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困难。[53]《银行周报》对在华外商态度相对理智。它不反对外人在中国经营业务，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国在华开展贸易，“以有易无，互享其益”，甚至希望“政治趋于正轨，交通臻于便利”，这样各国在华贸易就能大大增加。对于抵货运动，《银行周报》认为如果在华外商对中国不抱野心，放弃“昔日巧取豪夺而来之不当权利”，此种运动就不会发生。[54]由是可见，《银行周报》不反对外人在华贸易，中外贸易有利于商人互利共赢，若西方国家放弃不平等条约，抵货运动必能终止，外人在华贸易能够更加顺利开展。
同为行业报刊，《银行周报》和《纺织时报》所代表的行业不同，根本立足点也就不同，前者代表银行业利益，后者代表纺织行业利益。五卅运动对银行业来说，没有直接利益冲撞，因此，《银行周报》只在抵货运动达到高潮时，才借机提出通过发展金融业和教育事业来增强民族实业的建议。1925年7月6日工部局停止电力供应后，华商工厂尤其是华商纱厂损失惨重，导致纱市混乱，纱布交易所赔偿巨大，赔偿及停市损失，“总数在四十万两左右”，[55]此时银行业才真正体会到五卅运动给本行业带来的直接震撼。五卅运动与华商纱厂具有直接关联，五卅运动的“火苗”最初就是在一家纱厂中点燃，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火势最终蔓延至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华商纱厂。早在运动爆发之前，《纺织时报》开始关注上海纱厂工人运动，运动爆发后，《纺织时报》的报道贯穿始终。相对《银行周报》来说，《纺织时报》报道五卅运动较早，且具有持续性。当然，两份行业报刊报道风格也具有共性，那就是维护本行业利益。《银行周报》借抵货运动之机提出发展金融业和工商业，目的在于维护本行业经济利益。《纺织时报》在运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反应，运动前期支持工人运动，借工人抵货运动提倡国货，运动后期工人运动严重影响华商纱厂经营，《纺织时报》转为反对工人运动，目的也是维护本行业经济利益。因此，行业报刊的报道都具有维护本行业利益的特点。
综上，五卅运动研究已非新问题，各种视角的考察较为丰富，但从《纺织时报》报道入手，追踪五卅运动中重要的相关群体——纺织企业资方群体态度变化来认识五卅运动，尚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从纺织企业资方群体主办的《纺织时报》的报道内容，我们可以窥见纺织企业资方群体在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其观点和态度是在发生变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宗旨便是维护行业利益。纺织企业资方群体在五卅运动中的观点态度变化可通过两个面相观察获得：一是《纺织时报》自身对五卅运动的过程描述和报道；二是通过五卅运动期间其他各类报刊的报道比较。五卅运动是当时上海发生的一件大事，影响甚大，同时期的报刊也多有报道，选择不同类型的《申报》《民国日报》，以及同为行业报的《银行周报》做比较，可以窥见报刊报道背后的利益取向，同时能凸显《纺织时报》态度变化的原因。《申报》是迫于报纸本身营销完成政治转向，而《纺织时报》则基于维护行业利益变更报道立场，《民国日报》始终具有鲜明的支持工人运动的政治立场。《银行周报》与《纺织时报》同为行业报纸，但由于与事件关联度不同，五卅运动由纺织业而起，与《纺织时报》关系直接，因此《纺织时报》自始至终关注事件进展情况，并且随着事件的发展，报道立场发生较大变化；虽与金融行业也有关联，但在时间上金融行业相对纺织业要晚，冲击力度也相对较小，《银行周刊》的报道也较迟缓。比较而言，《纺织时报》党派倾向性不强，不具有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它的立场变化背后蕴含着华商纱厂利益和华商投资者的政治态度。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上海传统行业及行业群体研究”（17BZS137）阶段性成果。
[2] 高红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3] 刘盼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4] 这里所说的报纸不包括期刊，近代上海第一份纺织行业期刊是华商纱厂联合会于1919年创办的《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参见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中国纺织出版社，1996，第245页。
[5] 田彤：《1933年纱厂减工风潮中的劳资对抗》，《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田彤：《宝成三八制与劳资关系》，《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6] 参见赵伟《抗战前细纱交易困境及民族染织厂的应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1期；林刚《1928～1937年间民族棉纺织工业的运行状况和特征》（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林刚《1928～1937年间民族棉纺织工业的运行状况和特征》（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林刚《试论列强主导格局下的中国民族企业行为——以近代棉纺织工业企业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王小欧《中印棉业市场上的日英博弈》，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
[7] 参见洪煜《〈福尔摩斯〉报“五卅惨案”家属抚恤金问题报道札记》，《史林》2011年第2期；黄云龙《〈向导〉周报与五卅运动》，《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5期；谢志强《〈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与反思》，《近现代史与文物研究》2014年第1期；熊建华《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8] 胡正强、周红莉：《论媒介批评对传媒的政治规制——以〈申报〉“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为例》，《今传媒》2001年第2期；曾成贵：《从对五卅惨案的报道看〈申报〉的史料价值》，《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1期；陈绍康、朱少伟：《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中办〈热血日报〉》，《新闻记者》1985年第5期；赵志坚、李芬：《五卅运动中的〈东方杂志〉》，《编辑学刊》1997年第4期；袁先欣：《文化、运动与“民间”的形式——以“五卅”前后的〈民众文艺周刊〉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9]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第194～199页。
[10] 《纺织时报》1925年2月12日至1925年5月15日。
[11] 《日厂工潮愈见扩大》，《纺织时报》第186号，1925年2月19日，第1版。
[12] 《日厂工潮与赤化关系之异闻》，《纺织时报》第195号，1925年3月23日，第1版。
[13]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06号，1925年4月30日，第1版。
[14] 《内外棉纱厂社长发表对于前此罢工风潮之意见》，《纺织时报》第203号，1925年4月20日，第1版。
[15] 《欢迎日华厂喜多氏之宴会》，《纺织时报》第204号，1925年4月23日，第2版。
[16]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2011，第67、311页。
[17] 《内外棉厂罢工酿成惨剧案五志》，《纺织时报》第215号，1925年6月1日，第2版。
[18]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52页。
[19]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15号，1925年6月1日，第1版。
[20] 《青岛日厂武力解决后发现非命惨死多人之悲剧》，《纺织时报》第219号，1925年6月14日，第2版。
[21]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21号，1925年6月21日，第1版。
[22]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18号，1925年6月11日，第1版。
[23] 《申新厂主提倡国货》，《纺织时报》第219号，1925年6月14日，第2版。
[24] 《修订中国纱厂一览表广告》，《纺织时报》第218号，1925年6月11日，第1版。
[25] 《崇信纱厂罢工》，《纺织时报》第223号，1925年7月2日，第2版。
[26] 《三新纱厂入会》，《纺织时报》第238号，1925年8月24日，第2版。
[27]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16号，1925年6月4日，第1版。
[28] 《上海全市罢业中纺织界消息（一）》，《纺织时报》第216号，1925年6月4日，第1版。
[29] 《上海全市罢业中之纺织界消息（二）》，《纺织时报》第217号，1925年6月8日，第1版。
[30]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17号，1925年6月8日，第1版。
[31]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第24页。
[32]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20号，1925年6月18日，第1版。
[33] 高支纱，即细纱。
[34]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22号，1925年6月29日，第1版。
[35]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32号，1925年8月3日，第1版。
[36] 《恒丰聂君之声办书》，《纺织时报》第222号，1925年6月29日，第1版。
[37]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29号，1925年7月23日，第1版。
[38] 《编辑小谈》，《纺织时报》第243号，1925年9月10日，第1版。
[39] 〔美〕顾德曼：《上海报业文化的跨国性与区域性》，王儒年译，《史林》2003年第1期。
[40] 《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该报是1925年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41] 剑京：《英租界当局的谎言报——〈诚言〉》，《上海档案》1985年第3期；刑建榕：《满纸谎言的〈诚言〉》，《世纪》2005年第2期。
[42] 《诚言》，《申报》1925年7月11日，第18版。
[43] 胡正强、周红莉：《论媒介批评对传媒的政治规制——以〈申报〉“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为例》，《今传媒》2001年第2期；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第116页。
[44] 《辟诚言》，《申报》1925年7月17日，第7版。
[45] 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60页。
[46] 《华商纱厂联合会议事录（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民国六、七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S30-1-35。
[47]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422页。
[48] 《此次纱厂罢工工人是赤化了吗？》，《民国日报》（上海）第2卷第15期，1925年2月15日，第6版。
[49] 《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653～655页。
[50] 岂凡：《悼五卅诸烈士歌》，《民国日报》（上海）第6卷第15期，1925年6月15日，第6版。
[51] 静如：《历届经济运动失败之原因与国人今后应有之觉悟》，《银行周报》第9卷第23号，1925年6月23日，第18～20版。
[52] 裕孙：《抵货运动之悲观》，《银行周报》第9卷第24号，1925年6月30日，第17～19版。
[53] 静如：《历届经济运动失败之原因与国人今后应有之觉悟》，《银行周报》第9卷第23号，1925年6月23日，第18～20版；裕孙：《提倡国货与小商工业》，《银行周报》第9卷第26号，1925年7月14日，第11～12版。
[54] 裕孙：《抵货运动之悲观》，《银行周报》第9卷第24号，1925年6月30日，第17～19版。
[55] 裕孙：《工厂电力停止供给以后》，《银行周报》第9卷第27号，1925年7月21日，第11～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