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乡之别：1945～1949年浙北地区的公共卫生

（一）嘉兴

国民党浙江省嘉兴县党部在1946年4月5日的一份公函中提到一项题为“重申破除迷信并设乡镇指定医师以利贫病”的议案，该议案已为国民党党部第十八次全县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这项议案涉及破除迷信和在乡镇指定医师两方面的内容。在破除迷信方面，“函请县府晓谕民众，以后若遇疾病发生，宜请医师诊治，照方服药，切不可误信鬼神，以危生命，而糜无谓之费用。同时通饬各地警察分驻所，严行取缔巫婆待招等，对各寺院庙宇之仙方谶筒等，务须一律没收而毁弃之”。实际上，早在1913年10月16日，当时的内务部就公布一条《严禁巫术令》，[48]其内容与1946年通过的议案相同。战后嘉兴县政府推行了一些破除“迷信”的措施，尽管这种努力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原先盛行的“巫风”、医疗习惯以及其他传统思维，但最起码表明政府已经试图在改变这种情况了。在乡镇指定医师方面，通过五条具体措施，兹列如下：

1.每一乡镇设指定医师一人，其性质为义务职，由就地党部、乡镇公所介绍，县府指定之。若某一乡镇内无相当医师，则以另乡镇医师介绍指定之。

2.由县府筹购疟疾、痢疾、虎列拉、流行性感冒、天花等用之最普通药物，分配各乡镇公所。

3.乡镇公所凭医师所开用药纸条，发给就诊贫病者服用，随即用表格填录贫病者之姓名、住址以及药物品名、数量，等等，免生流弊。

4.贫病者经当地党员、公务员或公职人员之介绍，就指定医师诊视，不给药费，只须医费。

5.若遇疫疠发生，由指定医师将其详细情形呈报县府，设法扑灭。

经决议通过记录在卷，相应函请查之办理，见复为荷。[49]

该决议的核心内容是每一乡镇设立义务医师一人，由县府购置常见药物，由他们免费发给贫病者，并负责报告疫疠。这种制度在实际中究竟如何具体运作，以及起到何种作用，由于史料不详，无从得知。无论如何，政府此时已经在“关心”乡镇中的“贫病者”。

和以往相比，1946年前后的嘉兴基层国家政权建设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乡镇一级的政权建设完成，政权各部门组织确立，县府可凭借科层化的机构将政令下达到每一个乡镇。而在乡镇以下，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原有保甲体制下的保长、干事等极少数人变成完全忠实于自己意图的“公务员”，成为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工具，从而成功地控制了基层社会。政府此时控制保一级人员主要是出于战时需要，便于征兵和收税。在公共卫生这个问题上，嘉兴县政府的政令在县府以下的机构中究竟如何实施呢？这一时期该县自治档案记载了部分乡镇和保甲在这一方面的运作情况。

1946年，在嘉兴县塘汇镇镇务会议上通过一条“整饬市容，设置清道卫生”的议案，同年湘溪乡镇务会议通过“办理公共卫生，清除河流街道”的议案。[50]由于记载不详，具体如何执行无从得知。汉南乡例子可供参考。在汉南乡第三次乡务会议上，该乡代表提出了如下两条议案：“本乡代表会交办‘禁止死畜投河以重公共卫生’案。决议：一、由乡公所通告劝勉，二、由各保长负责宣导。”[51]乡务会议解决禁止死畜投河的措施在乡镇一级是由乡公所通知劝勉，并未采取实际措施。在保甲一级，则同样由保长“负责宣导”。尽管按照保甲法规定，保长负责“甲内户口稽查、清洁卫生、甲长任免、政令执行、甲内兴革事项”，[52]但乡公所只是让保长宣导，也并无具体的措施。由此可见，上述议案其实并未在实际中得到有效执行。

县政府向下推行的一些公共卫生政令，虽然有时并没有在乡村中得到有效执行，但是在市镇上，县府对卫生控制并不是无力的。乡镇设有警察所，警察所设有专门的卫生人员，负责该镇的卫生环境和其他卫生事宜。[53]如果卫生人员不负其责，县府派出的督导队也会对其进行督导处罚。1948年10月16日，《嘉兴商报》登载了新塍镇卫生行政的缺点；这年11月8日县督导队的一份公函称：“查本府宣导队出发宣导返县，目睹该镇街道污秽不堪，当地卫生人员平时辟居，深居简出，怠忽卫生行政，除将该卫生□□□□陈净予以记大过一次，应仰该所会同当地卫生分院、镇公所拟具整理环境卫生□□□□□□，保甲户各人自行打扫住宅、公共聚会场所，由清道夫打扫露天粪坑，应由警察□□□□，违反卫生住民，警察尽量科罚劳役，以重卫生。”[54]县政府用国家的强制力量令警察分所整饬环境卫生，而警察分所会同当地卫生分院和镇公所以同样的强制力量令各住民整顿环境卫生，否则“尽量科罚劳役”。

一方面国家通过科层化的机构用强制力量推行公共卫生，另一方面一些乡镇不满足于仅仅在县城和乡镇设立卫生警察，进而要求成立乡镇级的卫生分所或分院，以保障民众健康。1946年3月12日，嘉兴县卫生院向嘉兴县县长呈报一份公函，内云：“查凤桥区卫生分院于三十四年二月奉钧府民三字第五二七七号训令裁撤人员由该院调用等因，查该分院遵令裁撤人员，由本院调用在案。惟查该区距城区较远，人民患病无处求医，必须跋涉远道来城，故拟自三月十五日筹备恢复，人员仍调该分院服务，并请分令凤桥镇公所协助寻觅公有房屋，以充院舍。”[55]对于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市镇而言，建立卫生分所的愿望更加迫切。1946年5月3日，嘉兴卫生院给县长呈报了一份公函，请求在澄溪镇设立卫生分所，他说：

查本县澄溪镇地区位居中心，人烟稠密，市容繁盛，为交通要冲之处。际此夏令将届，疾病丛生，对于卫生事宜，亟须发展，以保人民健康。复由该镇联络邻乡廉让乡人民自愿筹募经费，创办卫生事业，保健人民健康起见，拟派医师张振华前往该区成立澄溪镇廉让乡联合乡卫生所。[56]

该镇联络廉让乡，自愿筹募经费，创办卫生事业，一方面反映出发达的市镇建立卫生机构，保障市镇发展和民众健康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卫生机构首先在这些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市镇出现。这从新塍镇又可得到证明，该镇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到三十七年（1948），镇上设立了防疫所，借座救济院房屋，收容病人，急诊抢救，医务人员由镇上中西医生义务参加，并推西医庄楚湘主持其事”。[57]实际上，早在1937年，据调查，新塍镇“卫生问题，镇公所都是自动办理的”。[58]

这一时期，镇上的清洁卫生有很大的进展。1946年9月30日，嘉兴县东栅镇第二次镇务会议提到该镇的街道清洁问题，据称：“本镇各弄巷垃圾堆积，有碍清洁，已由镇公所向地方热心人士募款，设置垃圾箱六只，每日饬清道夫每日挑除积污，以重卫生。”[59]1947年凤石镇第三次乡代表与保长联席会议上，讨论的议案其中一项涉及夏令卫生，讨论的事项及结果是：“拟将本镇七、八两个月茶碗乐助费，全数移充本镇夏令卫生经费，请公决案（镇公所提）。决议：—、原则通过；二、成立凤石镇夏令卫生委员会，即席推定顾秋声……九人为委员；三、定期召开委员会议，商定讨论设施计划。”[60]没有资料记载在此之后的具体做法，从已经落实经费，并成立夏令卫生委员会来看，采取具体措施是可以肯定的。需要指出的是，东栅镇和凤石镇环境卫生涉及的区域是市镇，又有专职的卫生警察，故而都得到落实。政府对城区的清洁问题更加注意，1946年1月23日，“查本县市区环境卫生，亟待整饬，故清洁队仍暂由警察局负责督促，以宏事效。唯为该院与警察局取得是项工作上之联系起见，已令饬准局指派卫生警长一人、警士一人驻院，并由该院增派卫生稽查人员，随时赴各街巷”。[61]

政府也对食品卫生进行管理。1946年7月，嘉兴县防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各有关饮食、商店、摊贩均得向本会申请卫生执照，始准营业。”这年至第二年10月，共发放卫生许可证1038张。1948年8月7日，县府令警察局：“冷饮样品送省检验，除鸿运牌棒冰及明星牌、金中牌、鸿运牌鲜桔水含菌最少准予出售外，其余均应严予取缔，以重卫生管理。”当时虽有上述条令，但“多属具文，成效不大”。[62]

防治传染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1945年10月15日，浙江省嘉兴卫生院呈报了一份防止霍乱的公函，内云：

查沪市日来真性霍乱流行，死亡甚众，本县地处沪杭交通中心，人烟稠密，极需防患，惟职院尚在筹办期内，器械均未设备，一切工作未能开展，而今由伪县卫生事务所移下霍乱疫苗一批，分发本县各私人医院诊所，委为积极尽义务免费注射。如有类似是项病人发生，必须在三小时内来院报告，并饬卫生稽查长等，每日往各戏院、旅（店）、菜馆、摊贩及有关卫生吃食店等，随时检查卫生。又登报广为宣传，张巾〔帖〕布告，周知大众，往各医院诊所注射，以免疫疠横行、生命涂炭。[63]

政府对于霍乱的防治相当重视，采取的措施也比较完备，包括预防注射、传染病报告、加强食品卫生检查和宣传等。由于各私人医院和诊所集中在城区和市镇，政府进行卫生检查的重点也主要分布在城区和市镇。因此政府防止霍乱的重点在于城区和主要市镇，这也是政府可以监测和控制的地方。

早在战前，嘉兴县就成为注重乡村建设的典型，在战后同样如此。战后嘉兴卫生院积极开展巡回医疗。1945年，嘉兴卫生院开展以春季种痘、夏季注射预防、秋季防疟、冬季灭虱为主的巡回医疗。1947年，卫生院组织五个巡回防疫队，开展预防注射、医疗救护，并指导处理污水污物。1948年，卫生院组织第一、第二医防队，赴各乡镇开展预防及督促、改善乡镇环境卫生工作。[64]1948年，县卫生院对儿童施行种痘：“嘉兴城内于同年2月18日起至3月上旬，儿童布种牛痘达3500余人，俟城内布种完毕后，县卫生院即派员赴乡间巡回布种。”[65]

对于嘉兴县一般的市镇和乡村而言，其公共卫生状况并不令人乐观。1946年，嘉兴县政府对该县曹普镇和龙南乡公共卫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1946年嘉兴县曹普镇和龙南乡公共卫生调查

表1 1946年嘉兴县曹普镇和龙南乡公共卫生调查-续表

表1中第1和第2项内容涉及的是医疗保健。曹普镇和龙南乡都无西医，中医人数也非常之少，反映出这两个地区的缺医少药。这两个地区接生婆均未参加现代化的接生训练，助产士这一新生事物并未在这一地区出现。第3和第4项内容涉及的是传染病的防治。儿童实行种痘是相当普遍的。在地方性传染病上，两乡镇都报告并无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和姜片虫等地方性传染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据1950年代调查，这两个地区都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66]这说明政府仍未将地方性传染病的防治纳入日程之中。第5、6、7项涉及的是环境卫生。龙南乡并无水井和公厕，而曹普镇并无此项内容。相对于龙南乡，曹普镇上的情况要好一些。最后一项是学校卫生，两乡镇的学校卫生都处于草创时期。由上可见，在医疗保健、地方性传染病的防治、环境卫生和学校卫生上，嘉兴县大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都存在着问题，值得肯定的是政府对于烈性传染病的防治是成功的。市镇和乡村有很大的不同，政府对市镇比较重视，对乡村则无暇顾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政府对于城区和市镇上的公共卫生的重视，然而政府并没有力量关注农村，这种情况直到1950年代才发生改变。

（二）吴兴

卫生医疗机构和设施对于公共卫生关系重大，兹将1945～1949年吴兴县的医疗机构列成表2，如下所示。

表2 1945～1949年吴兴县医疗卫生机构和设施

慈善性质的医疗机构，是为了救治贫病。全县的医事行政、保健和防疫等事项由吴兴县卫生院负责。和嘉兴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该县只有设在白雀乡瑶阶坝村的卫生分所一处。在其他市镇，如著名的乌镇，1949年前也无防疫机构之设立。[67]

民国时期，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膜炎、麻疹、伤寒和疟疾在这一地区经常性地暴发或流行，直到1945年之后仍然如此。防治这些传染病自然成为政府公共卫生的重点所在。1948年4月6日，吴兴县警察局乌青镇警察所代所长王承天向该县警察局局长呈报一份报告，请求县府派医生进行普遍的预防注射，以防止疫病的蔓延，内称：“查乌青两镇近日竟发现流行性脑炎，已殇六七岁之小孩二名（由西医师王松年证明），若不急施防治，其蔓延之祸将不堪设想。为防止危险计，恳请钧长迅予转请县卫生机关派医生莅临乌青普施防疫注射，以免流传而保民命。”[68]如果发现疫病，县府会如何处理呢？从一份题为“本县已发现传染病应如何广为防治案”的议案[69]中可知，普遍预防注射、卫生宣传、调查登记疫情、交通管制、整饬环境卫生等措施是防治传染病发生和蔓延最为重要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急性传染病一旦被发现，卫生机构会很快将其扑灭。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采取这些措施，但急性传染病仍时常发生，政府对于一些地方性传染病更无暇顾及。如练市“解放前，练市镇城乡居民，患血吸虫病很多，由于缺医少药，死亡率很高”。[70]不仅如此，政府的防疫措施有明显的城乡差别。1948年1～9月，为控制狂犬病，吴兴县政府拨款400万元，扑杀野犬，县警察局遵照《管理家犬暂行规则》，办理家犬登记，并要犬戴口罩以防噬人。[71]这年全县送交的申请书有109份，申请书中申请人住址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1948年1～9月吴兴县警察局家犬登记申请人住址

表3中“未知”系笔者无法判定申请人住址究竟属于城镇还是乡村，考虑其并不影响结论，姑且置之。据表3，申请者的住址集中在城区、市镇及“乡角”地区。按常理来说，乡村的家犬要比城区以及市镇多得多，而表3中乡村并没有住户申请。这说明政府并未对乡村进行家犬调查登记。从各区申请人的数量来看，城区最多，练市、菱湖和织里次之，和孚、千金、下昂和龙泉再次之，城镇发达程度与申请者人数适成正比例关系。可见，政府对传染病防治的关注程度在城区、主要市镇、一般市镇和乡村呈逐渐递减趋势。

环境卫生问题是这一时期公共卫生的另一重要内容。1947年2月22日，爱山镇第十保居民向县警察局请求取缔停泊在苕梁桥南堍的粪船暨垃圾船，他们的理由是：“窃查该南堍河埠为附近居民洗食冲衢，数达千余。值此天痘流行之疫，关于饮料尤须清洁，查该项有碍卫生之船只，历来有案指定停泊僻处……免碍民饮料之患，攸关公共卫生，为特备文呈请局迅将是项有碍公共卫生船只即于取缔，以维民生。”[72]天花流行与饮水卫生并无关系，无论爱山镇居民出于何种目的要求警局取缔粪船暨垃圾船只，他们已经懂得这些船只有碍公共卫生了。只是停泊在这一地点是由政府议定的，卫生警察所做的只是打击偷粪及违反粪便管理规定的居民。卫生警察对于在河流中洗刷粪桶十分重视，如1947年吴兴县警察审讯了挑粪夫陈阿根，警察问陈阿根：“你是不是用了粪桶挑水的？”陈阿根回答：“是的。”另一挑粪夫王阿二也受到审讯，警察问：“你今天粪桶在什么地方洗的？”王阿二回答说：“在河里洗的。”[73]惩治违反规定的挑粪行为，是卫生警察的另一职责。1947年，卫生警察审讯了潘金林等四人，警察问：“为什么不依规定时间挑便粪，什么时候挑粪？”他们回答说：“下午四时许。”警察又问：“你不知道挑粪的时间吗？”回答是：“是的。”[74]

政府对清洁街道相当重视。1945年10月9日，吴兴县警察局张贴了一份强调城区清洁卫生的公告，内称：“为布告事，查清洁街道，攸关卫生，在本所未分派清道夫以前，务宜由各店各户先就门前临街扫除垃圾，以归一致，注重卫生。除派警督促外，合至布告，仰民众一体遵照，急□实行。倘敢故违，一经查觉，立予严惩不贷，其各□遵，毋违此布。”[75]在未派清道夫之前，政府希望城区居民自行保持街道的清洁。但民众对于这种清洁街道事宜并不关心，故而1945年11月13日，吴兴县召开公共卫生座谈会，落实具体措施。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包括处理垃圾、整理厕所、卫生宣传和其他内容等。[76]这项决议是针对全县而言的，并非局限于城区和主要市镇。然而，在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并不小，其中的阻力不仅仅来自乡村，就是在城区和月河镇上，也遭遇冷漠对待。一份来自警察局的公函报告了其中的困难，据称：“自二十四日前之清洁周自应预筹遵办，惟案奉十一月十三日，卫生座谈会清洁会议记录遵就每五保派警士一名，督派出之壮丁年龄男子二人，将所有垃圾出清运至离城一里，但查本所警士每日除督率原有清道夫十三名外，逐日将□，无如各保应派之壮丁男子并无一人派出，虽经再三催促，而各保不理。并查月河镇之公所贴布告，内开垃圾向由警察出清等语。自此布告后，致受影响非动。况大检查为期在迩，如不再将垃圾设法出清，则所长难辞其咎。所惟清道夫现在人数无几，若欲出清全城许多之垃圾，事实上甚感困难。”[77]政府的决议在城区和月河镇遭遇如此冷漠，在乡村可想而知。

虽然政府注重环境卫生，但城厢环境卫生仍不容乐观。1947年1月8日，徐荣堂在一份公函中，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说：

县府核转派职服务以来，查城厢各街弄仍有污秽堆积，难以彻底清除，深感惶恐，实缘经费缺乏，工作人稀，月支工饷不敷维持枵腹，身□褴褛，困苦饥饿之状态，以致伤□之扫除，岂有尽力从工，故有如此之颓败。查职前先父负责办理城厢清道十余年，各街道何等清索，毫无污秽垃圾堆积，缘为经费充足，城厢工作名夫在卅名以上，工饷待遇较警察提增十分之五，月支生活工饷十元，按月□额□，县府均分二期预借。如遇雨雪照常负责工作，各发有雨具，以致设备完善，全赖每日饱腹之勇，生活稍可维持，岂不各自努力负责清除，岂无污秽之状态，以慰商民安居乐业，岂不成为健身健国之境。今后不妨效战前改善之设备，决不致有如此之颓败，事关城厢地方清洁而重卫生，故特备呈工作配备经费预算表一份。[78]

就是在一些主要的市镇，也是如此。如练市镇，“解放前，镇区东、南、西、中四条大街公共卫生，由镇公所雇用清道夫每天打扫，但街头巷尾露天粪坑较多，瓦砾场地垃圾成堆，小桥浜等处污秽积累。每到盛夏时节，蚊蝇成群，浜水发臭。由于不注意公共卫生，经常发生成流行天花、伤寒、痢疾、霍乱、疟疾等传染病”。[79]再如南浔镇，“解放前，全镇环境卫生差，如镇上仅有几只简陋公厕，还有30多只坐坑茅厕；垃圾无规定堆放之处；‘寸池潭’及洼地污水聚集，因而造成蚊蝇孽生，疟疾及肠道传染病患者不绝”。[80]

食品卫生关乎疾病，因而为当局所重视。1947年8月4日，吴兴县警察局卫生科收到一份公函，内称：“谨呈者：顷据敝厂棒冰转售贩来函，及杭州卫生局发给之清凉饮料许可证无三十六年份一事，实因杭州卫生局今年发出之许可证年份一项是用蓝印水盖章，故翻至照相上不甚明显，并非无年份者，特此备函申明，祈请钧科鉴核示遵，以利营业，实为德政。”[81]

（三）硖石镇

硖石是江南著名的米市，1931年和1937年全镇人口分别为18400人和23715人，1950年达到23133人。[82]

1945年之后，一些急性传染病仍时有发生，这对非疫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1947年2月，“江南萧绍一带，天花流行，曾由宁城渡江贩卖香烟者言，该区传播颇广，行人为之裹足”。[83]2月15日的《海宁民报》刊登了这一条消息，并提醒旅客加强防疫：“本县对于沿塘船支〔只〕旅客，宜加注意，亦须广种牛痘，以防传布。”

与该镇毗邻的乡镇也经常有传染病发生。如1946年1月28日的《海宁民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天花流行 快种牛痘》的报道，内云：“本县金石乡、斜桥镇等处发现天花，蔓延颇速，县卫生院巡回诊疗队已分队出发防治，并在该院及硖石、长安分院（星期休假照常）免费施种牛痘，时间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止，该院复为普遍起见，经委托本县各私人医师诊师，协助免费种痘，务希民众无论初种复种，均需接种牛痘，以保安全，而免传染云。”

除对其他乡镇发生的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报道外，政府还进行天花和霍乱的预防注射。1946年2月15日的《海宁民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本报讯）本年春季种痘时间将届，而各乡镇天花，亦逐渐流染。为防止天花、保障健康计，省府昨特令饬各县，务须先期自行购备大量痘苗，把握此一种痘时间，认真普遍推行，以资防范。”7月1日的《海宁民报》又有报道云：“县卫生院以时值夏令……盼未曾注射者，赶快至卫生院注射，免受传染云。”

在外来传染源没有办法断绝的情况下，疫病的发生难以避免。1946年7月1日的《海宁民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本报讯）本镇（硖石）上车街五四号有孟同治者，于昨日下午一时由杭州归来……至今晨送卫生院救治，经医师诊断结果，系患真性霍乱。”县卫生院发现后，“立急予以隔离救治，并严密消毒，以免传染”。这例霍乱病例的发现引起了市民的注意，7月4日的《海宁民报》刊登了一篇《再谈疫疠》的评论，评论者对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日前本炮手提出‘当心疫病’的口号后，不料可怕的‘真性霍乱’立刻闯入了本县，不信吗？请翻阅本报，硖石、长安、盐官等地，已先后发现了！据载卫生院已有免费防疫注射，然而要全县民众都自动跑到卫生院来注射，事实上，恐怕是不见得！我们希望当局能严密注意环境卫生之外，再来一次大规模的‘防疫宣传’，同时往各乡镇施行强迫防疫注射，使疫菌无法蔓延，‘亡羊补牢’未始晚也。”7月18日的《海宁民报》登载了一条名为《县防疫委员会昨召开筹备会》的消息，内云：“（本镇讯）……并将即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以便积极发动筹募经费及强制防疫注射云。”

硖石镇在1963年以前，镇内居民一直饮用河水和井水。当干旱季节河水断流的时候，唯有从几里外的塘河中担水饮用。在平时，污水和废水排入市河中，因而会污染市河。居民饮水问题大，因而肠道传染病发病率高。[84]有效防治这些疾病的办法就是加强对水源的管理控制。对于违反政府法规者，则由警察将其带进警局，进行罚款与教育。海宁市档案馆保留了大量1946～1947年的有关公共卫生的民事审讯笔录，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政府对镇内公共卫生的态度与措施。

1946年6月14日，警察对住在硖石镇九曲巷41号的池洪发进行了审讯，审讯笔录如下：“问：你今天怎么可以将粪桶倒在河里去呢？答：只有一只在河里洗过。问：河里的水人家都要吃的，你怎么可以洗呢？答：以后晓得了。问：你以前粪桶都放在河里洗的吗？答：茅桥□是第一次洗的。问：你以后不能洗的呢。答：晓得了。”[85]池洪发受到审讯并不是例外，同年6月，硖石镇河上巡查处警长郭宏全报告：“今晨奉命巡查河道，查获冲倒粪水入河者计有：（一）迪秀桥边杨中通、（二）横港桥畔沈宝珍、（三）南大桥30号沈金寿之妻、（四）徐关青、（五）朱子三、（六）尚秀文等六名前来报告。查冲倒粪水入河妨害公共卫生，已将一并带局，仰祈签核讯解。杨中通等六名冲倒粪水入河，有碍河水清洁，攸关公共卫生，业已传讯，供认不讳。”警察局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86]

垃圾倒入河中也在禁止之例。有鉴于各市镇街道垃圾堆积、河巷淤塞，饮水污秽不堪，亟须改善，县警察局特定垃圾倒入市河惩罚办法。1947年10月13日的《海宁民报》登载了警察局的规定。[87]警察局在实际中也是执行这一规定的，从以下这个案例中可以证明。据卫生警察报告，“本日上午六时，窃警等奉令出发，整理市容，督视清洁，行至北小街周家桥附近，瞥见女子将垃圾往周家桥上走去，警等即向前劝其倒入桥堍垃圾桶内，该女子不听劝道〔导〕，反将垃圾倒入河中。警等诘问该女家中，知在该处设有金华刷染店。警等因知是辈，不与计较。此为妨害公共卫生，且而□□河□，恳请钧座将该店主人传讯究办，以儆不法，实为公便”。[88]

政府不仅对于冲倒粪水、垃圾入河者进行管理与处罚，随地小便者也在管理之列。1946年7月2日，值日警长蒋宏禧在一份公函中提到：“王培良在该处随地小便，窃以有违警章，况今夏令期间，对卫生方面，更为注意，若不严重取缔，将来必引起传染等病，为害非浅。窃为确保本镇安生及卫生起见，所以将该妨害卫生犯王培良一名带局，为此理合备之呈报。”[89]警察局对该项卫生措施颇为重视，1947年11月7日，《海宁民报》称：“县警察局近日来对硖石环境卫生，殊为注意。昨日并通知严禁大街小巷随地便溺及倾倒垃圾，而连日查获随地小便者甚多，均处以罚金。闻警局于出示后，如有再犯，将处以一日以上七日以下拘留，决不宽贷云。”

整理市容为政府的一项职责。1946年1月，海宁县政府发布民字第4355号训令，内称：“查本府前以硖石镇街道龌龊不堪，有碍观瞻及公共卫生，经以民字第三七三三号训令，订颁商店住户自行轮流整洁办法一种，饬遵在案。唯为时已久，迄未照办，殊属非是。再另即遵照实施，不得再事拖延。又小菜摊贩应指定地点，不许沿街摆设，致碍交通。并仰切实遵办，具报为要等因，奉此，自应遵办。合行令仰该队于本月二十七日其专负整饬硖石市容暨整洁街道之责，期间暂定一周，务期于规定期限内切实遵办，彻底完成使命并将办理经过情形具报为要。”[90]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海宁县警察队长金善生呈报：“奉此，因当时适逢废历年关，奉钧长面示，俟过新年再行办理，故遵于二月六日开始，并拟定整饬硖石市容勤务进度表一种，送请督查处参考督导，并逐日按表实施在案。兹以一周期限已满，除取缔厕所须详慎计划、经常执行始能收效未曾办理外，对取缔摊贩、整饬街道清洁、禁止当街跨街晾晒衣服已稍见成效，理合将办理经过情形并检同进度表一份报请鉴核。”[91]

从保留至今的司法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警察的此项治理是有力的。如小贩吴顺德因违反公共卫生法令而被记录在案：“大街清洁街道，整理市容，兹有小贩吴顺德在街心售卖田螺，有碍交通，经警等屡劝不听，故将该吴顺德带局，将经过情形理合□文，报请核夺。”[92]

清洁问题是政府遇到的另一个问题。1947年2月27日，《海宁民报》登载了一条名为《公共卫生要紧 下东街丁家桥脏得不成话了》的评论，据称：“本镇——硖石的清洁问题，在过去，实在是太糟了，这不是我在瞎说，翻翻以前报上所载的，以及跑到外面去看看，已可明白一切了。记得本月十日的镇民代表会里，有‘由镇公所及镇商会联合组织清洁委员会，办理本镇清洁事宜’的决议案，那末今后的清洁成绩，当可拭目以待了！在这里，我得向清洁委员会说几句话：在下东街的丁家桥一带，实在脏得不成话了，垃圾堆积为山，河道为之淤塞，臭气四溢，行人掩鼻，如气候转暖，垃圾腐烂，为害之烈已不堪设想。”

对镇市进行清洁的一个办法就是进行清洁运动，[93]另一办法就是政府雇用清道夫进行清理，但这方面问题颇多。1947年1月，清道夫因待遇菲薄罢工，整个硖石街道变得污秽不堪。[94]只是清道夫的罢工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传统社会中的民众并无搞好环境卫生的自觉，故而硖石镇良好环境卫生的长久保持，全赖政府的重视程度。一旦政府对整治市容有所松懈，情况就出现了反弹。[95]1946年9月29日的《海宁民报》报道：

夏季已过去了，各种疫疠，已渐渐的销声匿迹，环境卫生，可讲则讲，否则，似乎也可置之不顾了？读者倘若不信，请看看硖石的大街小巷，以及每一个角落，垃圾如山，尿缸若林，把小小一个硖石镇，点缀得琳琅满目，像名胜古迹般的一直存在，细细地保持着！居民虽已在垃圾堆里，把身体的抵抗力锻炼得更强了。

第二天的报纸对此继续批评道：“试看连日秋雨以后，紊乱得更一团糟，早晨从东南河直至平桥头，沿街摊贩零乱，挤得水泄不通，其次大街小巷垃圾尿缸，到处皆是，肮脏遍地，臭气四溢，这种恶劣现象，我们不客气要归罪于负责者的人谋不臧！……为了硖石三万市民的健康，以及硖石市容的整洁，我们未敢稍存缄默，兹不厌其烦，提申意见三亘，以供负责当局之采纳。”[96]1947年10月19日，《海宁民报》再次登载了一位评论者的批评，只不过这一次提到了居民在其中的责任：

环境的卫生，会影响公众的健康，公共的清洁问题，自然也不是少数人的责任，因此，环境的清洁与否，这还需要大家的力量和大家行动来决定的！硖石的环境卫生，虽警局再三的整饬，然而，大部住民，都恶习相投，置公益于不顾，以致冷街辟巷，依然垃圾满地，臭气冲天，甚至仍将脏物倾入疏浚不久的市河。这一切，我们切盼大家稍稍顾全一下道德之外，还望当局加紧管理。

硖石由于经济繁荣，种种与工业卫生有关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凸显。如一份来自警察局的报告称：“据称正昌羊毛行素开本镇年久，系受上海锦美洋行历年委办出口。查私宰胎羊向干禁律，不独灭种生产，尤敢将已剥之胎羊肉逐日用绳捆缚巨石，抛弃河中，既碍水源，又阻水上交通。问其行主姓名，声称不知，足见刁玩（顽）。为遂将人证送局，拟请传该行主到案，并科罚办，惩一禁百，俾警效尤。理合报请钧长核夺施行。”[97]一些高污染的工厂危害甚大，记载最详的是硖石镇双山皮厂妨害卫生事件。1948年该厂妨害公共卫生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双山皮厂妨害卫生案件数

尽管双山皮厂违反公共卫生法令一次次被记录在案，但该厂一次次明知故犯，意味着政府对这种危害公共卫生的工厂处罚并不严厉，甚至有纵容默认的可能。

硖石作为江南著名的米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饮食业也相当发达。霍乱的发生与流行和饮食息息相关，因而政府对于饮食卫生相当之重视。1946年7月20日的《海宁民报》称：“（本镇讯）县警察局鉴于天气日趋炎热，各地霍乱流行，对于饮食卫生亟应随时注意，而近日种种不洁冷饮纷纷应时上市，为注意居民健康，警局特派员调查取缔，劝导经营别业，并为使饮水清洁起见，严禁居民在河道内倾倒垃圾云。”第二年的7月份，“警察局则负责检查各菜馆及冷饮店之清洁，并将由卫生院于日内注射防疫针云。（又讯）警察局于昨日下午作第一次特种营业夏令卫生清洁总检查，各旅社、茶店、水果店、摩发所、戏院、菜场、糕饼店、粮坊及其他有关饮食各店，均在被检查之列，各有关商店如有二次接连评定不清洁，即视情节轻重，予以惩罚云”。[98]

（四）小结

1945～1949年浙北三县的公共卫生，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有直接关系。国家通过乡镇公所与保甲机构，采用强制手段，来推行公共卫生。政府的这种强制力量，在城镇和乡村产生了不同的效力。

在医疗机构上，三县都成立了县卫生院，主管全县卫生、防疫与治疗事宜；在乡镇一级，警察所都设有卫生警察。三县在乡镇的卫生建设上有所不同：嘉兴县每一乡镇设立义务医师一人，一些市镇主动请求或自筹经费设立乡镇卫生所，一些乡镇成立了防疫所；海宁县在有些乡镇设立了乡镇卫生所，而吴兴只成立了卫生分所。三者的差异可能与这一时期乡镇自治程度高低有关。在传染病方面，无论是城区、主要市镇、次要市镇，还是农村，三县对于防治霍乱、天花、脑膜炎等急性传染病都十分重视，对于地方性传染病防治都没有纳入防治议程，对于预防注射也都只局限于霍乱、天花等有限的几种疾病上。在环境卫生上，三县城区和市镇都十分重视环境卫生，采取多种形式的大扫除、雇用清道夫清洁环境等种种措施来清洁城镇。由于居民的冷漠与传统习惯，政府只能采用强压手段推行；一旦这种压力消除，又恢复故态。与工业有关的卫生问题在这一时期发达的市镇中已经凸显，但政府对这种危害公共卫生的工厂处罚并不严厉。在乡村，环境卫生则并未波及。在食品卫生上，三县政府对于城镇食品卫生也比较重视，特别是在霍乱等传染病流行期间或者夏令卫生时期，但在乡村同样未暇顾及。

除了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外，在医疗机构与设施、环境卫生与食品卫生上，城乡差异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使得传染性疾病在城镇和乡村死因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有较大的差异。如在嘉定，据1951～1952年的统计，在城镇约为30%，而乡村则高达45%～51%。在传染病的死因构成上，城镇和乡村也有所不同。这与政府对于城镇和乡村的公共卫生措施效果不一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