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前，全球越来越多的媒体机构投身于建设性新闻实践。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用24个字来加以概括：积极踊跃，范围渐广，效果初显；名目各异，方法有别，宗旨一致。
所谓“积极踊跃，范围渐广，效果初显”，指的是这一潮流在全球发展的总体态势。在欧洲，在美洲，在非洲，哪儿有媒体，哪儿就有建设性新闻的实践。英国、丹麦、芬兰、瑞典、比利时等公共电视台都开设了建设性新闻栏目。美国主流媒体近年来也兴起一股报道“好新闻”、传播积极乐观精神的潮流。2012年，《纽约时报》的“解决”（FIXES）栏目记者在该栏目基础上创办了“解决之道新闻网”，专注于帮助读者和社区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西雅图时报》等多家媒体成为其合作伙伴。该网站进行的有关解决教育问题的系列报道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反响。2014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其网站上推出了“行动”（Take Action）板块，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治理。《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等也均有动作。不仅老牌的传统媒体如此，新媒体更是踊跃参与。2015年，《赫芬顿邮报》（HuffPost）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编辑方针的转变：报道那些能够激发人性、鼓舞人心的新闻。这股潮流迅速在互联网上蔓延。美国的Buzzfeed、Upworthy、ATTN：、Yes！，荷兰的De Correspondent，德国的Spiegelonline、Perspective Daily，英国的INKLINE，南非的South Africa：the Good News，法国的SparkNews、Reporters d'Espoirs和阿根廷的Noticias Positivas，等等，都宣称自己加入了建设性新闻实践的行列。我们可以看到，这股建设性新闻实践的热潮不仅参与的媒体数量在扩大，覆盖的人群也正从欧美延及亚非，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在显现。
所谓“名目各异，方法有别，宗旨一致”，指的是这一潮流的形式和本质。参与到这股潮流中的并非只有“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这一个名称，还有“解决之道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方案聚焦新闻”（Solutions-Focused Journalism）、“好新闻”（Good News）、“积极新闻”（Positive Journalism）、“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恢复性叙事”（Restorative Narrative）等多种旗号。在欧洲，建设性新闻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流派，其倡导者以丹麦广播电视台前新闻部总监乌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为代表。在美洲，“解决之道新闻”更为流行。这一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1998年4月，《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曾刊发一篇文章：《解决之道新闻正在兴起》[1]，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彼时这一实践尚处于零星状态，未成规模。及至21世纪头十年以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尝试，使得解决之道新闻再度火了起来，似有燎原之势。
有论者一一比照了这些概念间的差别；亦有论者以建设性新闻为主概念，囊括其他各子概念。美国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凯伦·麦金泰尔（Karen McIntyre）就认为，建设性新闻是运用了积极心理策略的一种新闻形式。她将建设性新闻分为解决方案新闻（及其分支解决问题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四个类别[2]。总体来看，这些概念在名目上大同小异，在具体实践方法上也各有千秋，但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是“建设性新闻”，还是“解决之道新闻”，抑或是其他什么名目的新闻，都是对传统媒体主流文化的一种纠正，其中蕴含的核心理念即强调积极向上，主张新闻报道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仅仅只是作为“第三者”揭露社会问题。较之于西方传统新闻学，建设性新闻强调的是从关注现象，到发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告知信息，到参与对话、推动社会发展；赋予新闻信息以社会意义和公共价值，从而提升新闻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影响力。
如前所述，当前全球，尤其是欧美一些国家的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正视这一新闻理念的变化，并着重与新媒体结合推进建设性新闻的发展。这也是本书着眼于欧美案例分析的原因。如英国《卫报》及其网站推出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报道系列，《纽约时报》《西雅图时报》等也在其合作的“解决之道”新闻网中持续聚焦于民生问题。一些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尤为重视建设性新闻的发展，以此重建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公共价值。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回应受众的吁求，推出了方案驱动新闻项目；丹麦广播电视台（DR）新闻部门将建设性新闻理念贯穿于各种新闻的报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广播电视台（Yle）将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与社交媒体相结合，发展出一套新的报道模式，迄今已经进行了400余个建设性新闻的报道实践。其议题多为热点社会问题及对多元人群的关注，如芬兰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是社会的重要议题，在其新闻杂志节目A Studio中有一个单元就是聚焦老年人护理问题的。节目组预先对老人们进行访谈，收集他们关于养老问题的观点及各自需求，在充分发动民众、专家参与的同时，将节目素材分成1～2分钟的片段，频道播出的同时，也通过Yle的社交媒体推出。整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连续报道，同时也是一次社会行动——媒体、政府、民众、专家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行动。瑞典电视台（SVT）也将建设性新闻报道作为新闻部门的重要宗旨。比利时公共电视台（VRT）新闻部门的非洲系列报道“另一个非洲”（The Other Africa），让人们看到了与想象中不一样的非洲，深受观众好评。其新闻部门负责人称：“建设性新闻让VRT新闻达到更高的新闻水平，这是更好的新闻，更深入的新闻，多层次的新闻，更吸引人的新闻。很多观众在社交媒体分享这些建设性报道。”[3] 荷兰《记者》新闻论坛则明确提出，不再跟风报道大多数媒体关注的24小时热点新闻，转而聚焦公众身边的话题，如“债务自由”“非洲难民”及“个人隐私”等问题。
与业界行动相伴，学界也开始了对这一新闻现象的关注和研究。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学大学设立了建设性新闻研究项目，强调建设性新闻与正面新闻的区别，认为建设性新闻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同时始终坚持新闻的社会监督功能。有研究认为，建设性新闻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提供了一个在新的传媒环境下重建新闻学的方式。研究发现，较之在新闻故事中体验了负面情绪的人，在阅读新闻故事中体验到正面情绪的人会感觉更良好，对所阅读的新闻故事更满意，并且有更强的意愿去参与到亲社会的行为中去。也有研究发现，对社会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新闻报道，会让读者感觉更好，并喜欢这条新闻。研究也为记者如何在新闻报道中扮演更活跃的角色，以向受众提供信息和赋权，提供了一些实用建议[4]。2014年的一项调查，比较分析了读者对于含有解决方案的新闻和只报道问题的新闻的反应。结果显示，阅读了有解决方案新闻报道的读者，更感到受鼓舞，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此类新闻，也更愿意了解更多相关新闻，同时感觉更乐观[5]。尼曼新闻实验室在2015年6月推出报告《解决之道新闻学是解决方案吗》，以《西雅图时报》的教育实验室等为案例，对当前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业务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6]。另外，多个关于建设性新闻的理论研讨会近年来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陆续举办。各大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7]，《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更在2018年推出了建设性新闻专刊[8]。讨论还在持续……
建设性新闻的发展，表层来看只是新闻实践的多元探索之一；深层来看，其中折射出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是新闻传播渠道的变化正在倒逼新闻报道理念的变化。传统的西方新闻媒体以“看门狗”自诩，奉行“坏事情就是好新闻”的报道理念，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暴力、恐怖和灾难性事件。但近年来，日益渗透进西方大众日常生活的社交媒体的信息主流，却与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大相径庭。在社交媒体上，人们更多地分享那些积极健康、催人奋进、打动心灵、感受亲情的信息。这一现实使得受众日益减少的传统媒体感受到了危机，不得不在新闻报道理念上有所调整。
二是在新媒体条件下人人可以参与传播的现实，促使传统媒体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报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报道是一个事件或一种观点得以进入大众视野的关键，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终端多样化，人人都可以传播，渠道太多导致信息泛滥，因而受众的注意力也就被分散了。在这种新的传播格局下，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不在于它一次覆盖了多少受众，而在于同一条信息的再传播率有多大。如果一则新闻报道没有吸引到足够受众的注意，并带来他们的再次传播与积极参与，这则报道的传播效力也就有限。因此，对受众信息再传播的价值和作用亟待被进一步重视。
三是媒体角色的变化。新闻媒体由单纯的旁观者、报道者转向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与活动者。西方新闻理论在传统上强调新闻媒体的独立与中立，形象的比喻如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媒体和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瞭望者说”隐含的意思是，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职责只在于报道事实，而不在于参与行动。即便是“社会责任论”，强调的也是“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而不是参与事件，解决问题。但是，从建设性新闻实践的潮流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媒体从以往单纯的报道转向以解决问题为诉求的建设性取向，重视并实际加强自己的社会参与角色。媒体不能只是观察问题和报道现象的旁观者，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有更积极的社会角色定位。
四是新闻受众心理传播的效度必然会带来新闻报道产制的变化。近年来，欧美的多项调查均显示，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新闻信息更受广大受众欢迎，在信息纷繁的新媒体时代受众需要积极的新闻信息去增加其社会资本。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正面新闻比负面新闻传播得更远，人们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更优秀，而在线分享正面新闻有助于此项愿望的达成。得克萨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较之于只报道问题的新闻，人们更喜欢有解决方案的新闻，也更愿意分享此类新闻。沃顿商学院针对《纽约时报》报道的相关调查也显示，积极的新闻比消极的新闻更受大众青睐，共享次数也更高。Twitter基于用户的数据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一些信息聚合类媒体如BuzzFeed也发现，最受欢迎的新闻多来自令人受到鼓舞的积极愉悦的新闻故事，其病毒传播指数中强调的也是分享和转发。
五是传播网络正日渐嵌入社会网络。传统媒体时代，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各自独立，互不相干。但是，新媒体时代，通过社交媒体的联系，传播网络正日益与社会网络相重合。线上的风吹草动瞬间就会影响到线下的喜怒哀乐，线下的家长里短很快就会在线上扩散，放大成公共事件。线上、线下的这种互动，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的交织，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汇聚民意的便利条件。集体智慧的发展、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都终将带来媒体权力的分散，顺应技术潮流引导民众参与，提升媒体的公共品质和社会价值迫在眉睫。
对中国来说，建设性新闻的基本理念从来都是我们所倡导的，以正面报道为主、激人奋进、催人向上也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报道方针，民生新闻、帮忙新闻乃至问政节目也经过了10余年的发展，这些都堪称是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路径。但是，处在媒体融合过程中的中国新闻界，应该如何推进传媒在当前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实践？如何增强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欧美建设性新闻实践的这一新动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研究。本书选取当前欧美建设性新闻发展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也是希望与中国的建设性新闻发展产生共振，提供思考和形成互鉴。
[1]Susan Benesch. The Rise of Solutions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36.6 Mar/Apr 1998， pp.36-39.
[2]Karen McIntyre and Cathrine Gyldensted，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2018， Vol.4， No.2.
[3]《建设性新闻研讨会影音》，2016年4月16日，https：//www.pts.org.tw/constructive_news/apply.html.
[4]McIntyre， Karen Elizabeth：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2015.
[5]Alexander L. Curry and Keith H. Hammonds， The Power of Solutions Journalism， Engaging News Project， http：//engagingnewsproject.org/enp_prod/wp-content/uploads/2014/06/ENP_SJN-report.pdf.
[6]John Dyer， Is Solutions Journalism the Solution？ Nieman reports. June 25， 2015.
[7]Dennis K. K. Leung ＆ Francis L. F. Lee， How Journalists Value Positive News：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Beliefs， Market Consideration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Journalism Studies， 2015， Volume 16， Issue 2， pp.289-304.
[8]Constructive Forms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Vol.12， No.6，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