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综述

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问题历来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各学科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为以后学者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本部分围绕劳动力就业和失业问题对当前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归纳。总体来讲，以往文献研究偏劳动力总量供给而轻技能结构配置，尤其是缺乏对当前劳动力技能不匹配问题的深入剖析。而当前我国亟须加强劳动力技能匹配的研究，提高技能配置效率，降低结构性失业风险。

一 经济发展与失业问题研究综述

有关经济发展中的失业问题研究，学界讨论时间最久、热度最高的一个议题是菲利普斯曲线及与之相关的讨论话题，因为长期以来该理论一直是政府制定宏观就业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58年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5]他发现，就业率高时，工资增长更快，人们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商品，从而商品的价格也会增长，进而导致通胀率提高。相反，失业率高时，人们可用于消费的钱变少，从而通胀率降低。进一步地，将失业的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与最优通货膨胀理论结合起来，他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用于刻画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联。政府甚至根据该曲线制定政策，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进而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同时，容忍通胀。但是，政府未注意到，工人也会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来调整策略。当失业率下降后，工人预期物价上涨并要求更高的工资，从而导致失业率回升。[6]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通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上升的原因。到20世纪90年代，失业率下降而通胀率保持低位的现象，无法利用菲利普斯曲线给予合理的解释。但菲利普斯曲线依然是当前大多数国家制定就业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然而，自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以来，其解释力就不断受到来自现实经济活动和后来者的挑战。

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的关联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提出“自然率假说”和“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否定了凯恩斯认定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并用“自然率假说”和“适应性预期”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得出经济政策短期有效而长期无效的结论。在政策上，弗里德曼主张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和主张自由市场机制与有限政府。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接受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一度成为各国政府的御用经济学，尤其是弗里德曼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更是作为各国政府行为的准则。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践行了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国家干预，激励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在英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显示出其理论主张的局限性。[7]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洲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长期奉行的以宽松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进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做法不再可行。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先后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转而将劳动力市场改革作为“促进就业”的主要手段。[8]其他国家的实践结果也显示出该理论的局限性。[9]

在我国，近年来经济面临增速放缓的下行压力，然而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均未出现显著上升，这个组合现象再次凸显奥肯定律在中国“水土不服”。[10]陈彦斌使用中国数据经验，提出了包含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四种因素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推广了Gordon的三角模型、Gali和Gertler的混合模型等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模型。[11]卢峰等学者基于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与劳动力市场转型关系的经验观察，提出适用于分析中国转型情况的广义奥肯定律。广义奥肯定律的具体适用形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仅包含失业率变量的标准奥肯模型，适用于已完成劳动力转移的发达国家；适用于更多转型经济体的广义奥肯定律，还应加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变量。[12]

关于我国的宏观就业政策，蔡昉认为，即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典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还处在形成的初期，就业则尚未成为政策的优先目标。但是，鉴于我国就业问题的特点，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进展，其足以取得扩大就业的效果。我国就业增长的整体趋势受到体制转型、人口转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促进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演进及其经验也是在人口转变、经济发展、结构变化、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进行的。[13]针对中国就业政策制定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蔡昉等有针对性地概述了劳动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最新发展，介绍了其他国家就业政策的相关经验，建议中国在借鉴有关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就业政策，并推动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14]

二 失业预警技术与预防研究综述

在劳动力的失业预测管理工作中，如果失业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就为预测失业风险并提前采取措施排除失业风险提供了可能，通过采取政府干预手段与社会行动，把社会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围绕失业预警系统开展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也是失业研究和治理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科学以及预测科学的快速发展，有专家团队已经可以做出较高精度的失业预警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城市失业预测和警情预防工作中。[15]莫荣等学者重点关注失业预警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对失业预警系统的总体框架、失业预警模型构建和预测技术以及部分地区失业预警实践都进行了研究、分析和总结。[16]莫荣和鲍春雷结合人社部失业预警试点实践，对我国失业预警系统尤其是模型研究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就如何加强失业预警体系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17]这对我国开展失业预警研究、实践和推广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三 劳动力技能结构配置研究综述

总体来讲，过去有关劳动力就业和失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宏观特征。这些研究从宏观层面，对就业面临的问题、失业形成的原因和预测方法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对近年来我国促进就业政策的制定、失业监测和预防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在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及劳动力技能不匹配问题日益突出的时期，目前的研究显然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失业问题，尤其是在对高风险失业人群的识别策略和治理策略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劳动者的技能能否适应新经济、新技术的要求，新常态下如何进行就业升级，都是亟待解答的问题。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失业的微观层面，开始对失业的结构特征、内在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索分析，并据此提出了一些更加细微的、有针对性的失业治理的对策建议。

张车伟和赵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工薪劳动者的比重已超过60% （ 城镇超过70%）。就业雇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技能供给与技能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18]辜胜阻等认为，打通正规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制度性障碍及相关教育制度改革，是解决就业结构矛盾的主要策略。[19]

窦争妍和高文书发现，当前的劳动者技能不足以应对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挑战，未来的发展需靠质量来代替数量。[20]据其测算，2014年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8年，建筑业是9.5年，制造业是10.7年。在人力资本需求方面，到2020年产业升级要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年（第一产业为8.3年），2025 年则为11.3年（第一产业为8.7年）。从提升速度来看，2001～2014年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提高了1.7年，这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并非一蹴而就，需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加强职业培训，为人力资本投资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21]

在2016年中国社科院—欧盟就业总司国际研讨会上，欧盟委员会就业总司的Sonia Peressini 女士从读写技能（Literacy Skills）、计算技能（Numeracy Skills）和数字信息技能（ Digital Skills）等方面，论述了欧盟的技能错配（Skill Mismatch）问题。根据2013年的欧洲企业调查数据，不少欧洲企业负责人反映很难招到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该比例在英国大约是28%，在丹麦大约是35%，在法国、保加利亚等国则超过了50%，在欧盟28国平均约为42%。对此，Sonia Peressini 认为，读写、计算、数字信息等基本技能低下是造成技能错配的一大原因，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教育、培训与市场条件的变化，包括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实现学校到工作的平稳转换、改进工作与技能匹配的在线支撑平台等。[22]

总体来讲，针对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问题，以往的文献研究偏劳动力总量供给而轻技能结构配置，尤其缺乏对当前我国劳动力技能不匹配问题的深入剖析。而当前我国亟须加强劳动力技能匹配的研究，提高技能配置效率，降低结构性失业风险。为此，本书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对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将企业家调查数据资料和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状况相结合对导致技能缺口的原因以及可行的解决对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期为解决当前我国劳动力的技能缺口问题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