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代序 解构传统中国治理的道德基础

近年来，治理创新或者治理现代化一直是政治学、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热度不减的话题。据理论界和学界的一般看法，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得以实现的关键便是治理的现代化。的确，实现治理现代化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件大事，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将近70年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这一话题，在我看来，这一话题不能不说有些沉重。

在直觉上，治理现代化无非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起现代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从而实现有效的现代治理。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似乎是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实践过程中，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社会学有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这一理论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生物有机体，构成社会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相互适应的。这么说来，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当我们致力于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同时，还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环境。这或许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治理创新，可是却没有太多实质性进步的原因。

那么，从传统治理走向现代治理何以如此之难？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传统中国的治理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发生的。虽然这个治理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我们无法对其做出详尽细致的描述。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以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与那个历史时代流行的道德哲学明显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那么，两汉以后始终占据政治上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是什么关系，儒家思想在怎样的程度上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本《中国古代的治理基础》所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

作者李锋曾跟随我学习过一段时间，主攻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难度最大的一部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政治哲学。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其有关朱熹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作者从两汉以后儒家思想哲理化的历史进程入手，就程朱学派的天理论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在常识上，宋代理学家的天理论或许更应该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至于它有什么政治的内涵，以往人们关注并不是很多，这是一个讨论起来很有意义的主题。

本书开宗明义的便是一个十分有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政治学界有一个说法，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时候，政治学开始与伦理学分离开来，因此才有了近代以来政治学的发展。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把政治学看作与道德哲学泾渭有别的独立学科，这肯定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据此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也与道德无涉，却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事物可以自己说明自己，任何东西的价值都需要依据一个相对客观的尺度来判断。如果此说不误，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肯定也不能自我证明的。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是不好的政治，需要我们于现实的政治过程之外建立一个标准来说明。虽然政治评价的标准是多元的，比如，我们可以用经济的观点来评价政治，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人民群众的日子是不是比以前好过了，等等，但在道德哲学家看来，在人们能够想到的诸多评价标准中，最为可靠的还是道德的标准。这是因为，使社会政治生活在道德上来得正当，是古往今来的人们一贯不改的追求。在古希腊，思想家关注的主题是“正义”，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传统儒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层面的关注便主要体现为历代思想家对道义问题的理解。

中国人对道义问题的关注始于春秋战国，起初，人们是把“道”与“义”这两个概念分别使用的，这两个概念的共同之处是都可以被理解为规则或者原则，而且也都可以当价值判断的标准。但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简单地说，“道”是一个更具客观必然性的概念，而“义”则更多地意味着在特定人际关系下人们的行为恰当或正当。到了战国后期，这两个概念才逐渐复合为一个概念。通过对道义概念的理解，先秦儒家形成了自己的道义理念。道义优先，重道义轻利是先秦儒家基本的价值导向。先秦儒家认为，道义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符合道义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这种社会生活状态可以概之为“天下有道”。符合道义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便是“王道”。先秦儒家的这些基本观念，为两汉以后的儒家继承了下来。然而，当汉魏儒家也像先秦儒家那样倡导道义原则的时候，他们却在有意无意间发现，先秦儒家并没有为道的概念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或者说，直到他们生活的时候，仍然没有弄清楚“道义”本身究竟是什么。

关于“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大体上有两种认识路径。道家学派注重对“道”的形而上学理解，他们把“道”看作宇宙的本原和普遍法则，《周易》大体上也是用形而上的方式来理解道的，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过，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倾向于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中去理解作为道德原则的“道”，在他们的认识中，“道”就是“先王之道”，是先王留下来的治国原则和治国经验。先秦儒家把道归结为“先王之道”，本意是要借用先王的神圣来证明道义原则的神圣，并由此使得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也能自觉地遵守道义原则。先秦儒家并不知道，他们极力推崇的“先王之道”，即使这种东西在历史上真实地存在过，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帝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先王之道”并不足以为万世效法。所以，两汉以后的历代儒家被赋予了一个重要任务，他们需要在先秦儒家所说的“先王之道”以外，为“道义原则”找到一个更为可靠的来处，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理论上说明，他们所倡导的道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法则。于是，如何在普遍必然性的意义上对道义原则做出阐释，便成为儒家道义理念得以进步的关键环节。

汉魏以后的历代儒家对于道义原则理解，主要是围绕“道”的概念展开的。这主要是因为“道”与“义”在最初是被分别使用的，而“道”相对于“义”是一个更具客观必然属性的概念。从西汉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中经唐代韩愈的道统学说，再到朱熹的天理论，是一个逻辑的思想进程，这一思想进程实际上就是儒家在观念世界里把“道”与“先王之道”相分离，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和把握“道”的过程，也就是把普遍的必然性赋予“道”的概念的过程。在儒家学派内部，只是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那里，“道”才被理解为宇宙的本原和世间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专制国家的治理原则、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政治善恶，都通过“道”或者“天理”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这是传统儒家为中国古代治理所能提供的最为有力的理论支持。作者在讨论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朱熹的政治哲学上，这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治理过程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孙晓春

2018年8月15日

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