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学东渐引进现代知识：大学堂兴办译学与留学事务

戊戌变法的开展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在“师夷长技”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因此翻译成为当时的重要学科。故而在戊戌变法启动时，除了筹办京师大学堂，另一项重要事务就是筹办译书局，培养通晓西学的翻译人才，最早的筹备者是梁启超。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在批准总理衙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的诏书中，命令将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同一天，举人梁启超被光绪赏给六品衔，专门办理译书局事务。[57]1902年，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决定将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年底，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将归并的同文馆改为翻译科，并在东安门内北河沿买了一些房屋以补充住房的不足。1903年3月，为造就外交人才，清廷又在京师大学堂附近购置民房，设立译学馆，将原翻译科与之合并，仍由京师大学堂代管。7月，大学堂译学馆发布招生告示。11月2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开学。[58]译学馆的开设延续了清末以来翻译教育的开展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并将译学教育包含于大学教育之中，这既是清末新政中的“政事所需”，也是近代外语教育的“大势所向”。[59]

译学馆旧址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此外，大学堂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选派学生留洋学习、学成归来后担任教习的培养办法。戊戌变法前，清廷也曾向外派遣留学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断断续续，且培养的人才极为有限。1903年12月21日，管学大臣张百熙上折，奏陈京师大学堂宜派学生出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在奏折中张百熙陈述了派遣留学生的理由：“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咨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60]清廷当天就批准了张百熙的奏折，要求大学堂“择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班派往游学”。[61]张百熙提交了47名留学生的名单，他们都是从师范速成科和译学馆的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其中31人派往日本，16人派往西洋各国，“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62]。

京师大学堂派遣留学生，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师资，逐步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因而留学生的学科分布面广，文理并重。留学生在日本主要是到早稻田大学和法政大学学习。派往欧洲的学生，也进了一些较好的学校，如伦敦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63]京师大学堂所派留学生毕业归国后，创立了中国最早的数、理、化、农学、法学等学科的现代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中国这些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并在民国初期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4]1909年后，留学生派遣工作从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学堂逐步扩展到从社会招生、录取、选派。[65]

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奏折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从1909年开始，为加强对外交流，大学堂开始正式接受外国留学生入校学习，最早一批外国留学生来自俄国。[66]除此之外，京师大学堂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例如，1910年10月20日，学部为参加意大利万国赛选机器及各等新法大会咨行大学堂总监督“转饬学生等研究、答覆”。[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