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客观评述

作为中国特定管理情境下的特定概念范畴，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正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焦点，是一个颇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前沿研究领域，充满着活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从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领域的边界具有很强的漂移性和渗透性，是一块方兴未艾的热土。为了对研究主题有一个较好的理解和把握，本书围绕“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层面进行国内外文献的回顾，奠定相关的研究基础。

一、国外研究概况及述评

由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国外几乎没有学者有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逻辑起点，在于限制权力而非设定权力。针对这一问题，国外在权力制约监督、政府权责关系、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推进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参照、指导与借鉴。

（一）权力制约监督视角

行政权力的规范与约束作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内容的重点，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西方国家在权力的制约监督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主要形成了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法律制约权力、道德制约权力、社会制约权力五个主要范式。

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权力的分解使得各部门之间的权力相互平衡和制约，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凡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把权力用到极致，一旦没有对权力加以约束，那么权力便会膨胀失控，最后将会如洪水猛兽般侵害人类的权利。这一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分权、洛克（1690）的国家权力三分、孟德斯鸠（1748）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杰斐逊（1776）的纵向分权理论和汉密尔顿（1787）所主张的以削弱立法权为核心的三权分立理论等。以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观点为例，洛克（1690）指出，如果权力完全集中，可能产生诸多危害和带来不良影响，而通过权力的分化，对主要决策权进行切割以分配给不同部门，并保证不同部门间的相互独立和互不干涉，能够实现权力的内部抗衡与牵制。孟德斯鸠（1748）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决策权归属于某个人或者是某一机构，很有可能会发生滥用职权的情况，对国家公民拥有的自由权造成侵犯，因而要通过三权分立与制衡，防止权力的滥用，以保障政治自由，实现权力约束权力的目标。

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的让渡，要受公民权利的监督制约。洛克（1690）认为，国家的权利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将人民作为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人民对政府的服从是有条件的，一旦政府谋求自己的私利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人民就可以不再服从于它。卢梭（1762）主张主权在民，认为人民主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根本原则，国家是在基于共同契约基础上而产生的。他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认为政府不该只是着眼于社会少数人财富和权力的保护，而是应该注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平等。林肯（1863）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揭幕式上发表的演讲中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That this nation，under God，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最后一句可以直译为：（政府）来源于人民、由人民控制、为人民服务；马克思（1884）认为，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且属于人民，只有在人民的全面监督下方可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而脱离了人民的监督，则最终无法探寻到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罗伯特·达尔（1968）著名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则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

三是以法律制约权力，通过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使公权力的运行程序化和透明化。西方行政法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控权”，它明确一定要以法律控制国家行政权力。当前许多国家所采取的便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这也成为现代法制文明的标志。对权力的制约与控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其宪法中都有迹可循。西方法律制约权力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首次系统而又明确地提出了完整的法治理论，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英国思想家洛克（1690）把自由与权力的结合当成法治的目标，明确提出政治权力必须借助公开的、已定的、有用的法律来行使。上述观点都为法治政府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我国权力制约监督理论提供了重要思路，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制定、执行以及评价提供了借鉴。

四是以道德制约权力，该范式的立足点是道德修养，其核心强调的是执政者通过价值的洗礼和道德的升华，拔出执政者心中的“恶念”，为权力的正当性提供道德依据。霍布斯（1651）认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是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律。斯宾诺莎（1670）提出，受理性指导的人具有一定的自利性，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就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卢梭（1762）的政治思想中，其最显著的表现是政治不应当与道德脱离，当一个国家主体做不到以道德感化民众，那么它就无法发挥其本身该有的功能，也无法构建国家主体对民众的威望。康德（1781）的“道德律”是最著名的三定律之一，主张道德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认为出于功利目的而采取的行动不能算是道德的行为，他主张真实纯粹的道德行为是基于真正的义务而采取的行为，判断某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原本动机。罗尔斯（1971）则试图建构一种统合性的道德学说，克服功利主义等理论缺陷。

五是以社会制约权力。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公民社会的理论，强调了公民在国家权力制约中的重要性，任何国家或政体只有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才能建立或者得到长久的发展，法律的权威性离不开民众的认可和服从，“人类的生存与生活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依赖与约束，任何人都不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生活”。该观点一方面强调了社会公众对国家权力运行和制约的作用；另一方面指出了社会公众只有在国家法律的约束下才能更好地生活。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35）进一步提出“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认为来源于社会组织机构的社会权力有可能会高于其他一切权力，并且各种社会权力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制衡的效应，以社会制约权力，倡导以体制外的社会力量来强化对权力的规约，逐渐由分权制衡走向社会制约。

（二）政府权责关系视角

在政府权责关系研究方面，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是相伴相生、不可分割的。公共权力设定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就对权力和责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主张权力不被滥用就要将权力交给有责任的公民。但是这一时期的权责关系倾向于道德意义上的连接，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的，其所具有的现代权责关系的特征程度很低。从西方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上看，不少学者就关于权力和责任的管理做了重要的论述。韦伯（1904）在其官僚制理论中认为，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使组织中的每个部门、单位、个人都具有法定的权责。权责关系是西方行政管理所探讨的职能划分和部门分工中的重要部分。在西方行政创立及发展时期，古德诺（1900）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论探讨过程中对权责关系进行过论述，提出为改变由于过度划分权力造成的行政体系松散情况，政府内不同类型的行政官员应在组织中建立并形成一种权责集中的层级关系。福莱特（1937）在《控制的过程》一文从权力、权威、控制等方面对引入责任问题，强调责任来源于职能和情景，有必要对“他对什么负责”进行提问，而不是问“他对谁负责”，责任是所要完成的工作或职能所固有的；同年，古利克（1937）发表的《组织理论评论》认为，部门领导的权力与其责任应该相称。怀特（1926）认为，适当的权力必须与确定的责任同时存在，根据这个问题提出了权力和责任之间分配的同一性原则，也就是在分配权力和责任时，以同一目标的行政事务作为相应的依据。厄威克（1949）发表的《行政的要素》

一文中指出，要遵循责权相符原则，所承担的责任要依照个人的能力进行分配。法约尔（1916）在管理的14条原则中对权力与责任这一原则进行了说明，明确指出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此后，权责对等观念无论是在传统的公共行政还是后来的新公共行政，都是极其重要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深入，研究者对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见解。登哈特（2004）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中指出，责任并不简单更是说明权责需要一致性。

（三）政务信息公开视角

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西方的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政务信息公开，并以此作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已有研究指出，政务信息公开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推进动力，是保障信息公开性和政府透明度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公众深入了解政府及其运转至关重要，能够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若对政务信息进行保密很有可能会导致政府的腐败，为了阻止政府腐败行为的发生，一定要尽可能地公开政府的政务，

保证公民能够行使应有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将信息技术作为政务公开的载体，不断优化和完善政务公开工作，使政府的服务及管理模式都实现扩增，实现政府的内部与外部信息之间的有效连接，并且促进良性循环的发生。与此同时，政务信息公开在促进政府效率提升和透明度提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进政务公开是透明政府建设的关键，加强电子环境下政府信息公开，对未来电子政府的发展至关重要，可能会创造一个由“知情公民”支持的更强大的“法治”，并为信息产业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从而增加政府信息的价值。此外，政府机关要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才能不断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特别是公民的知情权的保障，是公民自由获取政务信息的前提，不仅可以为民众争取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还可以对政府行为实行外部监督，来达到规范政府行为的目的，对违规违法行为进行问责。

（四）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视角

制度实施效果，又称制度绩效，是指制度制定实施后所取得的实施效率、效果和效应，主要表现为制度能否在实施的过程中或实施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构建的制度绩效评价标准可由三部分构成，即最基础层级的“效率”标准，渐渐发展至第二层级的“公平”标准，最后上升为最高层级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关于制度绩效的评估标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3）设计了包含效率、公平、责任、适应性和间接绩效五个绩效指标体系来评价制度的绩效。关于制度绩效的衡量标准，帕特南（1993）认为，需要从全面性、内在一致性和目标一致性三方面去衡量。国家政权的多样性和政府管理的多元化使各个国家对国家行政权力行使的评估模式是不一样的，但各个国家评估之间的共同性则可提供宝贵的经验进行参考借鉴。国外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可划分为实践性指标和理论性指标。实践性指标上，已有研究基于苏格兰的经验为地方政府制定了绩效指标以便于对其进行评估 。在尼克松政府出台的《联邦政府生产率测定方案》的指导下，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3000多个绩效评估指标。美国得克萨斯州地方政府则是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方面，辅之以解释性指标构建一套完整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理论性指标上，世界银行开发了一套政府治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美国学者理查德·科尔尼（1999）以效益、效率和公平等指标作为政府各个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绩效的评估检验标准。还有研究探讨了韩国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的历史和当前实践，指出其未来发展方向。

（五）国外研究述评

在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方面，虽然国外没有直接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相关的研究，但对其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国外学者通过大量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很多经典观点，对研究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大有裨益。在相关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基于权力制约监督、政府权责关系、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开展研究，能够为进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效果评价和推进这一制度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具言之，基于权力制约监管视角下的研究，国外学者们主要阐释了公权力必须要受到制衡，才能防止权力滥用、权力腐败，公民权利才不会被随意侵犯，权力制衡可以通过强力对抗、分权、社会力量、清单、选举、任期等多种形式来达到等内容；基于政府权责关系视角下的研究，主要表明了权力和责任之间相辅相成、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并且呈正相关的关系，权力和责任的统一有利于促进组织的高效运转等见解；基于政务信息公开视角下的研究，主要示意了权力要进行最大限度地公开，保密会导致腐败，信息技术、电子政务、社会监督等手段有助于权力公开等思想；基于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视角下的研究，主要介绍了制度绩效评价标准、不同国家的评估共性、具体的指标内容等观点。总体而言，国外学者的一系列探索研究，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例研究方法，尤其提出的绩效评价标准和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国内研究概况及述评

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概念实践始于2005年的河北邯郸市试点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显著特征。近年来，这一制度在我国各地得到了大力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很好地阐释了权力管制和有限政府理论。从实践历程来看，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率先探索公布的市长权力清单，成为我国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开端。2013年，政府权力清单以制度化的方式，在全国层面开始推行。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要求省级政府2015年底前、市县两级政府2016年底前基本完成政府权力清单公布工作。2018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印发《中央编办、法制办关于深入推进和完善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要积极推进权责清单标准化规范化建设。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强调全面梳理本机关依法行使的行政权力和依法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责，更新完善权责清单并按要求公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虽然国内学者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实践探索的广泛兴起，该制度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主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国内对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路径构建的研究日益深入，主要涵盖了标准化流程、法治化进程、科学化管理、公开化监督等方面，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推进，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支持和保障。换言之，权责清单从提出到实施再到逐渐完善，是逐步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过程，也是平衡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的重要抓手。

（一）国内研究概况

作为一项新兴事物，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在我国讨论和研究任重而道远。梳理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探讨新时代政府权责清单的实施效果和推进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书聚焦政府权责清单出现至今（2005—2021年）收录于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数据库的相关文献，通过考察相关研究的理论前沿、研究热点，把握其阶段性发展特征，从而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进一步深化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CiteSpace 5.7.R5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力图揭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路径与发展轨迹，并预测其发展趋向。

CiteSpace 5.7.R5是由德雷塞尔大学中国学者陈超美教授团队开发的基于Java语言的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该软件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通过这些方法分析的视觉图，也称为“地图知识域”。其专注于在一个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关键节点，尤其知识的转折点和关键节点，提供多种功能帮助理解和解释网络模式和历史模式，包括识别快速增长的专题领域，在出版物上发现引用热点，将网络分解为集群，自动使用引用文章的术语标注集群。CiteSpace 5.7.R5支持从科学出版物衍生出来的多种网络结构和时序分析，包括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机构合作网络分析、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和文献共被引网络分析等，挖掘引文空间的知识聚类、分布及研究热点，并使用自带的突现词检测算法来探测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采用这一方法可以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发展历程、演变趋势、研究领域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2.数据来源

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构建经历了从权力清单到责任清单再到政府权责清单的制度演进过程。通过对各地政府政务服务网站的梳理发现，目前形成两种主要模式：权责分离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模式（浙江、海南、贵州等）以及权责一体的“权责清单”模式（安徽、辽宁、湖北等）。为了相对全面覆盖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文献，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高级检索时，以“权责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清单制”“清单式”“清单治理”“清单管理”为主题词进行精确检索，时间范围覆盖到2005年1月1日—2021年6月30日，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CSSCI”“CSCD”。将检索的文献进行筛选、比较和去重，发现2005—2009年的文献数量较少，且期刊类型并非“核心期刊”“CSSCI”“CSCD”，故在数据筛选时将其视为无效文献，予以剔除。此外，剔除通知、消息、新闻报道、征稿启事、书评、专栏介绍、重复文件、会议综述等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559篇。

这559个搜索结果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重命名为CiteSpace 5.7.R5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可用的download_***.txt格式，并导入CiteSpace 5.7.R5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以供分析。本书的时间分区（Time Slicing）设置为2010—2021年，每年一个分区；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选择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通过可视化设置，可以获得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可视化地图。

3.研判维度

（1）发文量统计与研究期刊分布

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发文量统计。对某一研究专题领域的文献发表年份进行统计分析，从时间分布上可以了解该研究主题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热度。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领域文献的年份统计数据如图1-1所示。

首先，2010—2013年，处于该领域的研究初期，研究力量和关注度较少。国内关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较为匮乏，每年的发文数量只有1—3篇。其次，2014—2016年，处于该领域的研究热度期，国内关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出现爆发式增长，关注度不断上升，3年间的论文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47.23%，这与2013年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以制度化的形式在全国、省、市层面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2014年的发文量为67篇，2015年的发文量为95篇，2016年是该研究领域中发文量最多的一年，发文数达102篇。最后，2017—2021年，此阶段的发文量呈现放缓的趋势，整体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日渐深入。从发文量总体情况来看，当前，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优质论文、核心论文的总发文量还比较少。

其次，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期刊分布。论文的来源期刊分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主题的空间分布特点，分析发表在核心期刊、CSSCI、CSCD上的文献，有助于学者快速掌握该领域的研究视角，挖掘该领域的研究群体。本书将数据从CiteSpace 5.7.R5软件导出到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选取的559篇文献来源于236种不同的期刊，说明文献分布较为分散，国内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的规模仍然较小。载文量排名前20名的期刊如表1-1所示。

从表1-1文献期刊分布统计数据可知，559篇文献中，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主题文献载文量排名前20名的期刊总载文量占比37.92%。其中，数量前三名的期刊分别为《领导科学》《中国行政管理》《人民论坛》，其中《领导科学》共发文34篇，占发文总数的6.08%；《中国行政管理》共发文28篇，占发文总数的5.01%；《人民论坛》共发文23篇，占发文总数的4.11%。此外，还有129个期刊载文量仅为1篇，可见关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主题研究的期刊分布较为分散。当前，该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政治学、法学学科领域，也反映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主题论文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研究不足。

（2）核心作者与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第一，核心作者分析。作者的发文量可衡量其在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对作者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找出相关领域的核心作者。我们将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导入CiteSpace 5.7.R5，对文献作者进行分析，时间参数设置为“From 2010 to 2021”，时间切片（Year Per Slice）设置为1，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作者（Author）。由于文章数量较少，选择标准（Selection Criteria）的阈值类型选择G-index，其中K设定为100。相关参数设置好后运行，得到经过处理后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1-2所示。

从总体分布来看，作者合作网络呈现出比较分散的布局，作者间合作共现的密度较低，多数为孤立的点，作者之间的合作较少。但是梁思焱与吴立鹏、陆建民、杨宇娇等学者，杨志远与崔凡、蔡开明、谭文君、裴长洪、刘洪愧等学者，赵宏祥与田高良、李君艳、刘飞等学者的合作程度比较高，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合作网络。此外，李和中、张杰、唐亚林、刘伟、申远、申俊龙、郭文亮、何旗等学者与其他学者联合发表过论文。

本书检索出的559篇有效文献中，共有作者646位，将其按照发文数量排序，取发文量2篇及其以上的作者进行梳理。如表1-2所示，发文量最大的仅为6篇，作者有1位；发文量为5篇的作者共有4位；发文量为4篇的作者共有5位；发文量为3篇的作者共有15位；发文量为2篇的作者共有56位；其余的565位作者均发表一篇论文，占作者总数的87.46%。可见，关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主题研究的学者众多，而且较为分散。

对高产作者进行分析，根据普赖斯定律来确定政府权责清单制度领域的高产作者，其计算公式为，其中，Nmax为该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篇数，M为核心作者发文篇数的下限。从表1-2中易知Nmax=6，计算M=1.835，取整为2，即发表论文2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政府权责清单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共计81位。这81位作者的发文量合计为203篇，占总发文量的36.31%。我们认为，这些属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

关于核心作者群，我们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分析。沈荣华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专家，主要研究权责清单、权力清单、“放管服”改革等领域，深入研究建立权责清单的难点、地方权责清单制度的改革探索、推进“放管服”改革等内容。吴雁平、刘东斌的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行政法及地方法制，他们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围绕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展开，探讨档案行政权力的来源与分类、推行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主要任务等。李和中与张杰、李德勋、王宜灏、石智刚、刘孋毅等学者合作过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相关的多篇文章，围绕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廉政清单制度、监控清单、清单式治理等主题展开研究。赵勇主要的研究方向为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共产党，在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方面，他提出大城市政府权力清单升级和优化方向，探究省级政府责任清单运行的两种模式（独立型工作职责和联单型责任追究），并以浦东新区为例具体探析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郭文亮与何旗、张恩铭等学者合作开展权力监督与制约、权力腐败治理的相关研究，对加强县委书记权力监督制约进行四维探索，提出把县委书记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有效举措，并从厘权、晒权、监权的角度，对广州市治理“一把手”权力腐败治理进行探索。陈浩天主要开展扶贫政策清单的相关研究，对清单式治理的价值之维、执行逻辑、绩效管理等进行深入探究。刘启川则从法学角度研究权责清单的编制问题，并对权责清单与机构编制法定化关系进行解读。夏德峰对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现状、地方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提出深化权力清单制度内涵式改革发展的若干思考。申海平着眼于负面清单的研究，以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等为研究案例，分析其具体措施，并总结经验启示。李从浩主要研究大学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王太高着眼于从法治角度探讨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宋林霖与杨建萍合作探讨“最多跑一次”清单制度的类别、挑战与路径选择；关保英侧重于探讨权力清单的行政法构造与价值研究等。

从核心作者的研究领域来看，可以发现，近几年学术界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主题涉及面较广，受到广泛关注，包含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权责清单、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清单式治理等方面。

第二，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研究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分析发文机构的分布可了解核心研究力量的分布情况。我们将相关数据导入，并将节点类型选择机构（Institution），其他参数设置同上。运行CiteSpace 5.7.R5软件，得到处理后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1-3所示。

从总体分布来看，机构合作网络呈现出比较分散的布局，机构合作共现的密度较低，多数为孤立的点，不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有待加强。但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FDI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安徽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城市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与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与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国家行政学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等机构的合作程度比较高，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合作网络。

本书检索出的559篇有效文献中，共有机构558个，将其按照发文数量排序，发文量3篇及其以上的机构共有43个，如表1-3所示。从发文数量上看，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领域中，发文量最高的机构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和东南大学法学院，篇数为7篇。次高的机构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篇数为6篇。紧随其后的机构是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开封市档案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篇数均为5篇。在558个机构中，发文量在2篇以上的机构共有93个，其余的465个机构的发文篇数均为1篇，占机构总数的83.33%。可见，关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主题研究的机构众多，而且较为分散。

从研究机构的类型上看，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领域的机构类型有高校、科研院所、行政管理部门与企业。其中，发文量3篇及其以上的研究机构中，高校占比79.07%，表明目前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主力是各大高校，但科研院所、行政管理部门、学术团体、企业的研究力量也不可忽视。

（3）高被引文献与学术影响分析

高被引文献是用以衡量作者或学术机构研究成果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论文的被引频次主要体现了该研究对本学科和研究领域推动发展的影响程度。一个作者被引用的论文数量越多，该作者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越大，甚至在该学科建设中，处于引领地位。通过对高被引论文的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高校科研能力及其科研成果的学术认可程度和全面了解国内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发展状况分布。我们以2010—2021年相关研究成果为样本，从CNKI数据库中筛选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成果被引频次排名前30的文献进行分析，如表1-4所示。

从被引频次来看，王利明（2014）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位居首位，被引次数达306次。该文献提出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一种市场准入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是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落实和重要保障。程文浩（2014）的《国家治理过程的“可视化”如何实现——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意义和推进策略》被引频次达209次，位居第二。该文献提出了“权力清单所涵盖的范围就是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范围”的观点，认为权力清单制度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重要制度，并从宏观把握、中观战略、微观战术等三个角度提出政府权力清单制度额推进策略。龚柏华（2013）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一文的被引频次达207次。该文主要探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相关的法律问题，如“负面清单”是否包括了未来出现的产业，“负面清单”内容是否可增加及这样做可能的理由，对“负面清单”内容发生理解纠纷的解决机制等。胡税根、徐靖芮（2015）的《我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被引频次达191次。该文献主要对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进行了探讨，提出通过清权厘权、科学确权、简政放权和严格制权等改革步骤，逐步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可行方案。罗亚苍（2015）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上的文章《权力清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张力、本质、局限及其克服》的被引频次达184次。该文献探讨了权力清单制度的意义和主要功能，提出了权力清单制度的逻辑起点在于限制权力而非设定权力，本质在于通过规范行政行为达到控制行政权力，实为行政行为清单。文章进一步指出权力清单制度的八个误区和局限性，提出按照轻重缓急、先后有序，循序渐进、从粗到细，法律保留、程序正当，上下联动、内外有别，权权相称、权责一致，格式统一、形式固定的选择路径的推进策略。

从被引时间来看，在被引次数排名前30名的文献中，发表在2013年的高被引文献有2篇，2014年的高被引文献有14篇，2015年的高被引文献有8篇，2016年的高被引文献有3篇，2017年的高被引文献有3篇。可见，高被引文献基本都分布在2014年和2015年，占发文总量的73.33%。

2013年，高被引文献主要对负面清单的法律模式和挑战进行分析。2014年，高被引文献主要研究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意义、价值、法治化建设与推进策略，同时对负面清单管理的法治精神、国际比较、地方经验进行了权威解读。2015年，高被引文献主要研究我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张力、本质、局限、建设现状、法律效力、制度设计、完善策略，探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行政权力清单设计，并着眼于地方实践进行相关探索。2016年，高被引文献着眼于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的微观视角，探讨权力清单制度中的公众参与研究、实践情况与完善路径。同时，在宏观视角上进行深入挖掘，探讨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与完善，并以实行负面清单模式为突破口，研究简政放权下政府管制改革的法治进路。2017年，高被引文献从“放管服”改革的视角出发，研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发展新趋势，从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等角度探讨了建构权责清单制度的制度前景。同时，探讨构建政府权力规制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行政审批（许可）权力清单建构中的法律问题。

（4）研究热点与研究主题分析

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并不是分散化的。权责清单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责任条目短缺的制度空白。2010—2021年间，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一方面随着实践过程而不断调整，产生了一些新的创新点；另一方面又在动态变化中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从2010—2021年，围绕“权力清单”“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政府职能”“权责清单”“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管理”“依法行政”“绩效评估”“行政权力”“清单式管理”等关键词，研究形成了一条比较清晰的逻辑脉络。

总体而言，从历年研究重点来看，研究对象从权力清单转向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继而转向权责清单；从研究内容来看，从宏观权力运行逐步聚焦微观权力运行、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改革等具体内容。从政治实践来看，2013年底，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2014—2016年间，各地政务服务网站开始陆续公布配套的责任清单；随后，权责清单作为集“权”与“责”一体的清单形式被大多数地方政府所采用，其内容包含权力行使主体、依据、责任边界、责任主体、事中事后监督、行使层级等。具体而言，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初步研究阶段（2010—2013年），该阶段的关键词是“权力清单”和“国民待遇”。在最开始，大部分地方探索编制和公布的都是权力清单，中央层面出台的相关文件中，用的也是“权力清单”这个词。同时，“县委权力”“公开透明”也成为该阶段的一大重要关键词。这个阶段，“权责清单”的说法还未被提及。2013年，关于“国民待遇”的研究也开始兴起，主要集中在对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的研究等方面。可见，2010—2013年，关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

其次，视角延伸阶段（2014—2016年）。2014—2016年是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视角延伸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的关键词是“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责任清单”与“权责清单”，并关联了法治政府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档案行政权力、依法行政、行政审批、清单式管理等诸多领域，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视角得以延伸。在这个阶段，一些省级政府率先从“权力清单”向“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共同迈进。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办印发《关于推行地方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已经建立权力清单的，要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尚未建立权力清单的，要把建立责任清单作为一项重要改革内容，与权力清单一并推进”。从部分地方的实践看，该阶段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关系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和责任一体化，责任清单等同于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也等同于责任清单，在权力事项后面明确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还有一种是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各成体系，这里的责任清单更像是部门使命，权力清单内的事项是部门完成使命的手段。2016年，“权责清单”一词在论文中出现并被运用，学者研究的聚焦点从纯粹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的研究，逐步聚焦到“权责清单”的研究。

最后，深入细化阶段（2017—2021年）。自2017年起，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定位逐步清晰化，一些相关性较弱的领域退出主要研究范畴，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内容开始逐渐聚焦于“绩效评估”“放管服”改革、权责监督与权责清单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司法责任制”等核心领域。这个阶段，更加注重研究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边界，做到严格监权、阳光晒权，做好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的清单式治理工作，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纵深方向发展。而这个阶段，各地的权责清单大都采取“一表两单”的模式，呈现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的“两单”融合的发展趋势，对行政职权事项和责任事项进行一体设计、逐项对应。同时，针对每一项具体的行政职权，相应明确责任主体和问责情形等，避免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两张皮”。实际上，“两单”融合已经从思维层面向全国范围整体推进。且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绩效评估”的研究于2017年开始出现，并在之后的几年中成了研究热点，为本书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本书通过词频分析，对研究主题进一步阐释和分析。词频通常是指可用于显示论文的主要思想和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的出现次数。其在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可以用来显示特定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出现频率越高的关键词，越能体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CiteSpace 5.7.R5软件可以通过绘制知识地图来计算论文中关键词的出现次数，并且可以获得高频关键词。本书提取频次排名前30位的关键词，整理至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高频关键词表，如表1-5所示。

从表1-5可知，“权力清单”一词出现的频次最高，达163次；其次是“负面清单”（92次）、“权力清单制度”（67次）。相关高频词体现了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主要关注权力清单制度与责任清单制度建设问题、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与法治政府建设问题、行政权力的监督与依法行政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与“放管服”改革建设问题以及政府权责清单的绩效评估问题。

笔者通过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发现，共有“负面清单”“权力清单”“政府职能”“权力清单制度”“依法行政”“权责清单”“权力监督”等七个聚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热门主题。

此外，在“ClusterExplorer”中得到对数似然率（聚类标签词提取算法之一），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如表1-6所示。

从表1-6不难发现，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有如下的热门主题。

一是关于负面清单及其制度的研究。该领域主要涉及“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不符措施”“上海自贸区”等关键主题词。自2013年起，关于负面清单的研究一直是一大研究热点。众多学者从国内外负面清单运行模式经验比较、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等多维度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张小明、张婷、邢珺（2014）认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在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中，可以借鉴欧美日外资管理经验，实现国内经济平稳过渡及与国际投资新规则的无缝衔接。杨海坤（2014）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进行详细解读并探讨推广问题，指出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陈朝兵（2015）研究了“负面清单”管理在我国的缘起、应用价值与推广路径，指出从上海自贸区开始试点到全国多地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在我国正呈现“由点及面”式推广应用的态势，全国各地在推广应用“负面清单”管理时还应遵循破除“负面清单”管理实施壁垒、提升“负面清单”制定质量、完善配套制度设计、加强市场准入后监管、构建风险防御体系等路径。赵伟欣（2016）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对当前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在体制机制、政府协调、市场监管等层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阻碍“三张清单”的顺利推行，并就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高凛（2017）着眼于负面清单监管方面的研究，认为在负面清单模式下，我国政府监管体系在理念、体制和效果上面临重重挑战，自贸试验区的事中事后监管应从转变监管理念、完善立法、构建信息平台、监管主体多元化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等方面，对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进行完善。刘一展（2018）探讨了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指出自贸区应落实国家赋予的“更大改革自主权”，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包含的产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综合配套制度创新，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施元红（2019）研究总结了近几年我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对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具有积极作用。陈升、李兆洋、唐雲（2020）指出，随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的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正式在我国全面实施。该文通过梳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治理实践，并建立“特征—理念—路径”的分析框架，

阐述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度特征所体现的国家治理理念创新，从而指出了制度实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所在，并对制度全面实施提出政策建议。

二是关于权力清单及其制度的研究。该类主题包含聚类#1和聚类#3。在权力清单和权力清单制度研究领域，主要包含“权力清单”“档案行政权力”“行政权力”“行政审批”“小微权力”“权力清单制度”“清单制度”“绩效评估”“清单式管理”等关键主题词。陈泽伟（2010）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县权公开”试点的实践出发，提出要让权力清单“理”得明白，权力行使“用”得明白，权力公开“说”得明白，权力监督“看”得明白。吴雁平（2015）着眼于研究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探讨了“权力清单”的概念与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含义，档案行政权力的来源、分类，不同隶属及体制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推行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主要任务等问题。郭文亮、张恩铭（2017）从广州市权力清单制度的地方实践出发，以法治方式厘清“一把手”用人、用钱、决策、审批等权力，通过公布权力清单，厘权、晒权、监权，总结治理“一把手”权力腐败经验。何旗、郭文亮（2017）对加强县委书记权力监督制约进行四维探索，提出从源头治理县委书记腐败问题的根本路径是科学配权、适度分权、严格监权、阳光晒权。熊樟林（2018）从规范层面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进行界定，主张要采用一定的程序将行政权力予以冻结，促使行政权力清单从政治行为向法律行为转变、从封闭行为向开放行为转变。王杰、刘伟忠（2020）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深层运行逻辑，认为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结构是运行机制嵌入静态制度结构的产物，在县级治理中主要发挥着边界性、服务性、合作性和公民导向性的功能。王杰、张宇（2021）从制度效能的角度，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逻辑和效果差异进行考察，认为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规则、清单文本、行动主体和实施机制等环境要素分别从合法性来源、能量依托、实现力量和条件保障等层面对制度运行产生影响。实现权力清单制度势能的蕴积和释放，需要进一步增强制度认同，提升清单内容合理性，同时巧妙借助新技术加持并完善制度的实施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绩效评估研究，也是近几年的一大研究热点。杨雪冬（2018）从总体性评估的视角，探讨了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政府责任体制变革的历程，认为需要进一步厘定政府责任限度，推进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发展。高丽虹（2018）对安徽省16市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分析与综合评估，从学术的角度分析目前权力清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清单制定依据、行政行为的类型及权力项目数量、权力清单实施时效、权力清单监督制度构建等问题。李欣（2019）着眼于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绩效评估体系构建，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设计和实证分析，构建了一套由5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权力清单制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将清单制度绩效评估置于政府绩效评估总体框架和视野中。

三是关于权责清单及其制度的研究。该领域主要涉及“权责清单”“‘放管服’改革”“责任清单”“机构编制”“廉政清单”等关键主题词。在权责清单研究方面，2018年，随着《中央编办、法制办关于深入推进和完善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各地积极推进权责清单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学术界也对此展开了热烈的探讨。马岭、苏艺（2018）探讨了全面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法治意义，袁维海、沈荣华、姚玫玫（2018）着眼于对安徽省推行权责清单制度的建设情况进行调研，致力于探索和打造权责清单升级版。刘桂芝、崔子傲（2019）主要研究地方政府权责清单中的交叉职责及其边界勘定，徐军、王国栋（2019）对省级权责清单执行的差异性进行研究，深析其背后的原因、问题、规范。李军鹏（2020）站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探究现代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的新要求、新举措。赵守东、高洪贵（2021）以有为政府为分析框架，分析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治理进路，认为有为政府在理念上能带动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由自律控权向有为治理转变，在制度建设上为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提供靶向指引。在责任清单制度的研究方面，自2015年以来，学者们从省级政府到地方政府，探讨了建立责任清单制度的适用模式、实践探索、治理逻辑、实现路径等。如陈蕾妍（2015）从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的实践出发，提出要全岗位建立基层党建责任清单、全过程跟踪管理监督党员工作、全方位落实“最大政绩”要求、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形成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李沫、黄健（2016）从加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角度出发（即“两个责任”：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提出要建立责任清单制度、完善检查和考核机制、规范责任追究制度，以消解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践困境。林蔚文、林明华（2016）着眼于地方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明确责任清单的制度属性、主体、责任范围、编制原则和运行机制。赵伟欣（2016）则从制度关系的视角出发，研究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于机构编制的研究，谭波（2020）提出建设责任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思路是要做到权责统一，强调要从理念上强调机构编制法定化的新型执法理念，强化权责统一原则的推行。何精华（2021）研究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立论基础、实践逻辑与可行路径，从机制编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进行探索。

四是关于政府职能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该研究领域的关键主题词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王颖群、于新恒（2016）研究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路径，提出只有找准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健全和完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体系，才能达到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战略目的。与此同时，中央已把建立权力权责制度与简政放权改革联系在一起，二者互为作用，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陈坤、仲帅（2014）探讨了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保证简政放权的科学性并为其提供技术手段上的帮助。许耀桐、包雅钧（2016）探究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提出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十大研究重点之一。沈荣华（2017）研究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的成效、特点与走向，提出要继续把“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争取在权责清单制度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五是关于政府职责体系的研究。田玉麒（2020）提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进路，从功能结构的视角出发，强调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纵向、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朱光磊、赵志远（2020）则从政府职责体系视角，探究权责清单制度构建逻辑，认为权责清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要以构建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从权责梳理、职责配置、制度执行的过程中寻找突破口。

六是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研究。陈宏（2015）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培养法治思维，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约束行政权力的运行，妥当处理改革中执法和市场的关系。刘同君、李晶晶（2015）着眼于法治政府视野，提出要大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行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谭波（2020）则从权责统一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建构责任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思路，认为权责一致需要彰显责任对权力运行的辅助推进功能，但不能仅仅局限于权责清单的表面落实，要强化强调宪法责任的引领和落实，并对责任进行体系化处理。

（5）研究前沿探测与发展趋向分析

研究前沿是某个特定时间段内某研究领域内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献聚类，是相关领域临时形成的某个研究主题或新的概念组合，其所表达的主题因引起多人的关注而成为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或正在发酵的研究趋势。科学文献的发表具有一定时效性，科学文献所表达的研究主题或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陈旧过时，而表征此研究主题或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也会随之减少。整体来看，不同时期的研究前沿构成领域内的整体研究路径，探测研究前沿，可以挖掘出某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向。

在CiteSpace 5.7.R5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中，我们采用“突现词检测”技术来探测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并由此归纳出该领域的研究路径和发展趋向。其中，突现词是指短时间内出现或使用频率突然提高，增长速度突然加快的关键词或专业术语。每个突现词都具有一定的突变强度，突变强度越高，说明某个时间段以该关键词展开的共现频次骤增程度越强，围绕该研究前沿展开的相关主题研究趋势越明显。突现词探测技术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统计研究领域内论文中关键词或专业术语的数量变化频率来确定研究前沿的热点词汇，这些热点词汇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或内容即为此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

利用突现词检测技术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检测，得出引用最多的25个突现词，按突现时间排列，形成2010—2021年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突现词表，如表1-7所示。

结合表1-7，可以清晰看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路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2013—2015年，出现了“国民待遇”（突现强度5.78）、“上海自贸区”（突现强度3.55）、“负面清单管理”（突现强度3.23）、“不符措施”（突现强度2.43）、“正面清单”（突现强度2.4）、“双边投资协定”（突现强度1.64）、“县委书记”（突现强度1.47）等突现词。该阶段，政府权力清单开始逐步发展，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湖南省华容县和衡东县等多地开展了“县权公开”的试点，纷纷公布县委权力清单，“县委书记”“县委权力”等成了研究热点。2013年，上海自贸区率先在全国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等纷纷效仿，开启负面清单制度的建设元年，关于“国民待遇”“上海自贸区”“不符措施”“双边投资协定”“正面清单”等的研究也日渐深入。这些突现词都构成了该阶段政府权责清单制度领域的研究前沿。

第二，2016—2017年，共检测出“档案行政权力”（突现强度6.44）、“责任清单”（突现强度3.86）、“行政权力”（突现强度3.37）、“依法行政”（突现强度1.95）、“责任清单制度”（突现强度1.44）、“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突现强度1.44）、“信息公开”（突现强度1.44）、“放管服”改革（突现强度2.56）等突现词，其中，“档案行政权力”一词的突现强度最大，“责任清单”次之。2016年，宋飞、杨瑾辉、吴雁平、刘东斌等发表论文，探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行政法属性、制度制约与建设路径并开展相关的实证分析，“档案行政权力”成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但是突现时间很短，仅一年便结束。在权力清单制度日渐完善的同时，“责任清单”与“责任清单制度”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行政”的文章也在该时期涌现，成为一大研究热点。2017年初，“放管服”改革实践大力推广，众多地方开始了相关的改革探索。

第三，2018—2021年，关于政府权责清单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和细分化。“权责清单”一词的突现强度最强，达4.71，并从2018年起一直延续至今。这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推行息息相关。2018年1月25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印发《中央编办、法制办关于深入推进和完善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这一指导意见的出台，对确保权责清单制度落地生效、提质增效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将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政策文件，也用规章制度等形式，大力支持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发展。“清单制度”（突现强度2.27）、“自贸区”（突现强度1.9）、“清单式管理”（突现强度1.75）、“市场准入”（突现强度3.16）、“法治化”（突现强度1.77）、“权力监督”（突现强度1.56）、“地方政府”（突现强度2.51）、“清单制”（突现强度1.81）等词语也成为该阶段的研究前沿，强调要综合运用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做好清单式管理、治理与权力监督。值得一提的是，“绩效评估”（突现强度4.63）也成为这一时期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研究的一大方向，通过科学设计指标、赋权、开展绩效评估等方式，有助于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

（二）国内研究述评

政府权责清单作为制约与监督公共权力的新举措，是当下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国内学者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价值给予肯定，认为权责清单促进了简政放权，是一种新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现代化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探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此同时，进行绩效评价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从制度本身出发，遵循相应制度评价的价值取向和原则。而关于指标体系的系列研究，能为当前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但作为一个发展历程较短的新兴事物，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力度和视阈还需进一步深化与拓展：首先，目前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实践远远超越了相关的理论研究，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概念还没有科学权威的界定，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更没有形成明确的切入角度、研究范畴和框架设计；其次，至今尚未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改革实践做出全面、客观的跟踪评价，因而难以确切了解并详细比较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运行模式、发展路径以及改革成效；最后，既有的研究没有从面临的实际问题来探索其具体功能及实现途径，对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内在要素、实际情境、行动网络和动态过程等更为宏观的高层次体系都还没全面涉及，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待加强。在现有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如何保障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在理想范围内健康、稳定、持续运转，建立一套科学客观的指标体系，对实际进程与效果予以科学规范的计量，从而揭示出当前存在的不足及深层次问题，进而为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与对策建议，就显得极为迫切和必要。

总体而言，通过具体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学术界已经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有了较多的探索和广泛的研究。虽然关于这一制度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比较匮乏，但可以欣喜地看到，学术界关于政府绩效评价和权责清单制度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为充分运用科学和合理的方式方法开展这一制度的评价奠定基础。因此，在借鉴已有的专业评估模型或经验做法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有必要的，可以充分了解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在制度制定、制度执行、制度结果和公众满意度为核心的制度实施效果，以期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情况进行有效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