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武术从几乎灭绝到辉煌发展

清代四川武术重兴的主要原因

清军入关之后，四川武术是怎样重兴的呢？从未见有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研判，我认为应该有多种因素。

四川残民保存了武术火种

我们首先来看四川残民保留武术火种的具体表现。

表现之一：明末清初大战乱，有很多人逃往外省。其后，各省幸存的四川逃亡者，以及流亡云南、贵州的大西军残部官兵，有不少回到四川。这之中，有一定数量的武林人士。

表现之二：乱世之中，四川本土也有极少人幸存。至今邛崃山区有“逃命沟”“躲兵岩”，大邑县山区有“逃亡坝”（唐王坝）等地名。岷江上游汶川、茂县、松潘等羌藏山区，也有逃亡者。

康熙年间后四川慢慢安定，避居深山老林有幸存者回归故土。残民中懂武术者，则可留存武术火种。

下面我举三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四川有哪些存留下来的武术火种。

第一个是明末时期的武术名将杨展之子杨璟新。

杨璟新是沈云祚主持的明代壬午科（1642年）录取的武举人。杨璟新顺治六年（1649年）投诚清代后任总兵。彭遵泗记载，杨璟新“家居十余年，以寿终”。身为武举人出身、武术世家的杨璟新，晚年在四川家乡传承武术，是情理中事。（具体内容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武进士杨展及其子杨璟新”。）

第二个是清代四川唯一的武状元彭阳春之先祖。

清代初年康煕帝登位不久，从川南马边、犍为一带的莽莽丛林中，走出两个年轻人，这是叔侄二人。明末张献忠屠蜀时期，叔侄二人“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叔父名叫彭占魁，侄儿名叫彭腾龙，他俩是明末清初四川战乱的幸存者。喜爱武术的彭占魁叔侄，要求子孙耕读、习武两不误。“一段时间后，彭氏族中子弟，考中武科生员（武秀才）、武举人者，先后有数十人之多。”

彭占魁的后人彭阳春脱颖而出，考中了清代四川唯一的武状元（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清代四川武状元彭阳春事迹详考”）。

第三个是四川南充地区李氏家族的祖传“八卦拳”。

近代著名学者任乃强曾过叙述明末清初战乱中四川南充地区武术的幸存情况：

南路大松垭李姓，从元末入川，就世传拳技与堪舆（郑按：风水）之术。族人多习拳勇。明末蜀乱，兵燹频仍四十余年人烟几绝，惟他们这一支，遭大军能疾行趋避，遭土匪能格斗惩处，毫无损伤……李家的拳技有其世守的家法，称“八卦拳”……清末有名的拳师和堪舆师李渥如，便是此处人。我父亲与他相识，他们把练习拳技称为“扁卦”。

以上就是幸存者保留并且传承武术火种的生动例子。

外省移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武术门派

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明代四川武术大体系无疑已经失去了完整性和连续性。各省来川武林人士或设馆授徒，或从军征战，或落草为寇，或遁迹寺观为僧道……总之，武术在四川三教九流中无所不在。各省移民入川，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各种武术门派，逐渐在巴山蜀水扎根发展。

清代四川军队武术传入四川

清代四川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武术传入四川，也是促进四川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八旗兵、绿营兵驻扎四川之后，将自己极富特点的武术（具体见本章第二节中的“八旗军队为四川武术增添特色”）和当地武术融合，对巴蜀武术的新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外，四川民间组织的江湖武术，在本书第四章有详细叙述。

巴蜀文化得以延续

经过战乱，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巴蜀文化还存在吗？

当然存在。

令后人敬重的是，清初张德地等四川官员为了“思得先代省乘，考蜀事兴废之迹”，首抓历史文化的恢复传承工作，开始撰写全省地方志书《四川总志》，开清代方志纂修之先河。在如此艰难的时代背景中，有如此之重大之文化建设，其价值不言而喻。

如果说《四川总志》是保存历史文化的软件，文物古迹建筑则是承载巴蜀地方历史文化的硬件和实际载体。

张德地等官员首先不是修建官署——他们居住在城楼，或原蜀王府棘丛生的破废房屋（当时称“棘园”）。官员捐出自己薪俸，首先重建道教圣地青羊宫。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后，官绅军民捐资修建文殊院寺庙。此后相继又在成都重修三座文庙（分别在成都府、华阳县、成都县），以及武侯祠、杜甫草堂等。

重庆等四川各州县，无不以恢复重建文化为首务。巴蜀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四川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厚的儒、释、道、巫等博大精深的文化色彩。在四川独特的地理大环境中，外来武术深受几千年绵延不绝的巴蜀文化浸润，而且与残存的巴蜀本土武术相互交融，又与各省三教九流的庞杂文化融合，渐次形成了面貌全新、充满川味、丰富多彩的新生代四川武术。

清代的四川武术史，是凤凰涅槃式的重生辉煌发展史，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武术文化包容史。它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四川武术大发展的历史高峰。

到了晚清时期，四川武术大体系基本上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