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

1.学前教育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不仅是个体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提高国民素质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发展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强。2010年，国务院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对学前教育所做的系统设计基础上，颁布《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在“国十条”的指导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性质定位愈加清晰，政府职责得以明确

学前教育性质定位不清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为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国十条”对我国学前教育的性质加以明确，指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将“幼有所育”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强调要办好学前教育。可见，党和国家将学前教育的性质定位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肯定了其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

政府是实现学前教育事业和儿童发展的关键主体。纵观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历程，政府职能的缺位与错位往往导致学前教育事业偏离健康的发展方向。政府缺乏对学前教育的系统管理，缺少财政经费投入，导致幼儿园从数量到质量上都存在失范失序现象。为此，《纲要》在学前教育发展任务中强调了政府职责的重要性，从规划、投入、办园、管理等方面对政府职责做出明确规定；“国十条”也提出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学前教育发展方针。同时对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加以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学前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相关部门履行各自职责，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学前教育，为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2）教育资源逐步扩充，普惠性幼儿园数量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在办园数量、在园幼儿数和入园率上呈大幅增长态势。1979年全国幼儿园约16.56万所，到2020年达到29.17万所，增幅约为76.15%；2020年幼儿园在园幼儿数达4818.26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学率85.2%。学前教育已完成了《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的指标。

“国十条”的颁布，有力推动了各地学前教育的发展；大批资源的增补，弥补了长期以来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短板。“国十条”规定“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建构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2021年，我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218.20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7.78%，“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此外，学前教育的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农村学前教育资源也得到了较快增长。学前教育的资源扩充使越来越多的适龄幼儿得到入园机会，保障了适龄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3）教师学历层次提升，教师队伍质量不断提高

师资队伍的质量关系着学前教育政策最终的落实水平，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发展有赖于一支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幼儿园教师队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立了幼儿教师长效补充机制、幼儿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制定并全面落实幼儿教师专业标准，提高幼儿教师专业化水平。

2010年“国十条”颁布以来，国家相继下发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2）、《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2013）、《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2015）、《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改革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201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8）、《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2018）等文件。在上述政策的引导、支持和保障下，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的学历水平逐年提升，幼儿园教师接受教育的层次也大幅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大专及以上学历幼儿园教师所占比例明显提高。

（4）科学育儿理念转变，学前保教质量逐步提升

为加强幼儿园科学管理，规范办园行为，提高保育和教育质量，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贯彻《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等政策精神的过程中，幼儿园开始积极改革教育方法，教师们普遍意识到了幼儿成长需求和学习方式的特殊性。随着《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试行与正式颁布，学前教育实践更加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环境创设，更加关注幼儿的主动学习。2001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要求幼儿教师培养机构做好相应的教育工作，客观上推动了广大一线教师（包括准教师）教育理念的蜕变。

《纲要》强调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的保教方法，保障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为贯彻这一要求，“国十条”提出要“坚持科学保教，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2012年教育部颁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这是我国第一个同时面向幼儿园、家庭和全社会发布的学前教育指导性文件。该文件系统描述了3—6岁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与学习特点，以一整套科学、明确、具体的目标和教育建议来指导教师和家长梳理对幼儿发展的合理期望，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 2016年1月，修订后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正式颁布，这是21世纪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第一部国家层面的教育法规，从规范幼儿园内部管理的角度为保教质量提供了制度和法规保障。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的指导下，幼儿园教师根据幼儿发展需要制订教育计划、指导游戏活动和安排一日生活，保教质量明显提高。

2.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主体，也是各级各类教育的重要基础，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在艰难曲折中快速发展，在不懈奋斗中改革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从“穷国办大教育”到“大国办强教育”的战略转变中，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我国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建设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1）实现义务教育“普九”，重点发展基础教育

我国基础教育起步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在教育事业上的经费投入不到总GDP的3%，用于发展基础教育的更是少之又少。整个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非常低，幼儿园毛入园率仅为0.4%，小学净入学率为20%，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为3.1%和1.1%。为改变高文盲率和低入学率这一艰难境地，国家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确保适龄儿童按时入学。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中国基础教育高速发展，用25年时间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壮举。

到2020年，我国已经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幼儿园在园人数4818.26万，毛入园率提升到85.2%；小学阶段在校生人数10725.35万，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6%；初中阶段在校生人数4914.09万，毛入学率102.5%；高中阶段在校生人数4163.02万，毛入学率达到91.2%。我国基础教育普及率已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义务教育普及率直接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中教育普及率已达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我国已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现代基础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明基础和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2）坚持公平导向，县域内教育实现基本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前提，我国基础教育呈现出的非均衡态势主要体现在城乡间、区域间以及校际等方面。国家为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做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继续增加义务教育投入，启动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十五”期间，国家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重大决策。同时，颁布《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等文件，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

第二，加速薄弱学校改造，改善偏远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等政策，将政策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扶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构建农村及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良性机制。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重点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普通高中教育是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中的明显短板，也是财政资金投入支持的重点领域。自2011年起，国家实施了“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和“普通高中改造计划”两个重大工程，中央财政五年累计投入270多亿元，用于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的建设和发展，惠及1800多所农村普通高中和近千万名学生。在中央专项基金项目扶持和推动下，基本办学条件显著改善。

第三，加强基础教育基本建设，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在学校建设标准、教师编制标准、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本装备配置等方面统一进程。截至2020年5月，全国通过义务教育均衡验收的县数累计达2767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5.32%，其中23个省（区、市）已经整体通过认定。教育均衡、公平发展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职与普通高中招生比例大体相当，中职教育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生均每年1500元提高到2000元。发展中职教育已成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

（3）加强依法治教，法律法规日益完善

依法治教和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是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立法、执法和普法力度不断增大，基础教育法律法规日益完善。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等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基础教育法治体系，逐渐摆脱了无法可依的发展状态，依法治教逐渐步入正轨。基础教育治理正朝着法律化、规范化的方向逐步迈进。自教育部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教以来，我国接连发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教育部 司法部 中央综治办 共青团中央 全国普法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本，青少年法治意识逐渐增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大幅降低。2016年和2017年相继出台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严肃校规校纪，防治校园欺凌力度与日俱增。全面依法治教的深入推进，为全面深化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

（4）加速推进信息化，教育现代化初显成效

办好基础教育，质量是关键。教育信息化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撑。自2000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后，教育信息化开始进入普及阶段，并进一步走向全面应用的深化阶段。此后相继出台《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政策文本，旨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家公共教育信息化平台。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致力于形成农村教育信息化环境，并向农村地区中小学输送优质教育资源。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高中学校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高中学校利用《管理通》《家校通》等软件辅助开展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校园网成了学校管理的重要硬件。

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和远程教育教学收视点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十二五”以来，尤其是《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发布以来，实现了“三通两平台”网络覆盖，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信息化教学逐渐普及。2018年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年，教育部相继印发《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文件，推进“互联网+教育”等具体实施计划，探索基于“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教育服务与教育治理新模式。《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点内容和显著标志，持续推进“三通两平台”，实现教育信息化的普及应用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3.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办学规模的扩张及培养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体现在对外开放、变革转型以及从质量管理到质量治理的结构转型上。在办学质量上，国家“双一流”建设快速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关键时期。

（1）在学规模稳步提升，培养体系日益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从稳定发展到急剧扩张，实现了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再到普及高等教育的跨越。1978年，全国本专科在校生只有85.63万人，研究生1.09万人；到2020年，全国本专科在校生达到3285.29万人，在学研究生313.96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门槛。随着《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不断落实，中国高等教育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从绝对规模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不断引进国际先进标准，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上始终以质量为核心，不断完善培养体系。本科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培养体系，在40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本为本，本科立人，本科立校”的发展观念。在研究生培养体系建设上，其培养规模在以质量为核心的理念下逐步扩大。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在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方面持续不断探索。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管理与提升形成了由教育部、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齐抓共管新态势，充分激发了各方主体管理活力。

（2）人才供给服务社会，对外开放变革转型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人口数量红利逐步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我国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人才素质稳步提升，为“卡脖子”的关键领域输送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20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36.8%。2021年，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占比达24.9%，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也逐年上升，人才使用效能被充分激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高等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和社会领域的对外开放一样蓬勃发展起来，在发展中取得了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成就。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随着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留学事业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我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源国。加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显著提升，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来华求学，目前，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生目的国。尤其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势，我国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关系，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高等教育的中国范式架构已大体成形，并逐渐走向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中央，高等教育事业的对外开放由“借力发展”向“助力前行”转变。

（3）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倡导争创一流学科

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安身立命之本，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历来重视高等教育质量，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和国家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上注重扩大办学规模，补齐硬件短板，不断引进国际先进标准，充分凝聚社会力量，形成了“以高校发挥主体作用，政府进行办学主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与管理模式。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不断完善质量建设，党和国家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质量体系改革，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实现从质量管理向质量治理的根本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以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和大学为目标，计划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和优秀师资队伍，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其重点建设中逐渐形成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

在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之后，高等教育结构最主要的特征是多样化。为满足个体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诉求，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方案），决定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建设高校在立足本校特色的基础上，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的策略，以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无论是“211工程”“985工程”还是“双一流”建设，作为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的重点高校的建设思路，对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由慢到快的发展历程，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始终承担着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中教育结构调整的重任，肩负着培养专业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的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提质培优、增智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

（1）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与市场匹配度不断提高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不断完善，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表现突出。在产教融合上，职业教育实行专业设置对接产业企业岗位。从2013年《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到2019年《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审议通过，从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行业和产教融合型企业等维度提出产教融合具体措施，几年间，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逐步提高。2019年，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先期重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24家。2021年，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并在2022年和2023年进行持续修订。目前，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在我部汇总的2023年拟招生专业点共65808个”，职业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国际办学领域，据不完全统计，高职院校在境外建立了40多所海外分校，尤其是鲁班工坊成为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名片，595个专业教学标准落地国（境）外。

在校企合作上，学生培养对接生产过程和市场需求。《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报告》显示，2017年高职院校校企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达16.68万个，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总额达61亿元，校均达到493万元；中职学校中，90%以上建立了校外实习实训基地，70%以上有专业教师进入合作企业实践，60%以上聘请了企业兼职教师。高职院校在助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方面持续发力，2018年，65所职业院校发起成立全国职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盟。2018年高职院校全日制留学生1.7万人，比上一年增长50%，595个专业教学标准落地国（境）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主要生源地和境外办学的主要集聚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2）落实“双师型”培养，教师队伍结构有所改善

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第一资源，是支撑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力量。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关于开展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提出“双师型”教师这一概念，虽然当前国家未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进行明确界定，但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二级）》从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和学会发展四大模块规定了面向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岗位的职业技术师范生毕业时应达到的能力要求。由此，显示出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兼具职业实践者与职业院校教师的双重身份。2019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公布有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我国职业院校专任教师133.2万人。其中，中职专任教师83.4万人，高职专任教师49.8万人。“双师型”教师总量为45.56万人，其中，中职26.42万人，占专任教师比例31.48%；高职19.14万人，占专任教师比例39.70%。

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是职业教育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复合型、创新型技术人才的基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重点强调了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是推进职业教育全方位实现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上，教育部通过健全职业院校教师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实施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选聘行业企业兼职教师等举措，推动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双师”素质持续提升，“双师”结构逐步优化。

（3）教育成效显著，毕业生就业状况持续向好

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不断壮大，中职毕业生就业率相对较高且趋势较好。自2006年以来，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对口就业率在70%以上。中职毕业生呈现就业去向多样化、实体经济供不应求、区域差距明显缩小等发展样态，已逐步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主力军。

同时，高职毕业生就业收入倍增，吸引力日渐增强。《2019中国高职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度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持续稳定在92%，连续11年超过90%。毕业3年后月收入增幅达到76.2%，毕业生本地就业率接近60%，到中小微企业等基层单位服务的比例保持在60%以上，高职教育对于扩大就业和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同时，高职院校在助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方面持续发力。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报告显示：2017年，“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高职在校生总数超过18万人，46%的毕业生在当地就业；地处深度贫困地区的中职学校有14.2万名学生实现就业，就业率超过90%。2018年，65所职业院校发起成立全国职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盟，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教育扶贫主力军。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5.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是面向有特殊需要人群的教育，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而自成体系。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教育的发展标志着国家的繁荣与进步，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1）普及程度稳步提高，保障力度不断加强

党和国家对特殊教育高度重视，连续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印发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指导意见，中央财政大幅提高特殊教育投入，扩大特殊教育资源，加速特殊教育普及进程。2020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244所，比上年增加52所，增长2.37%；特殊教育学校共有专任教师6.62万人，比上年增加0.38万人，增长6.11%；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14.90万人，比上年增长3.35%；在校生88.08万人，比上年增长10.85%。监测显示，至2020年，全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超过95%，过去残疾儿童“入学难”问题已成为历史。

教育立法是推动全纳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1994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是我国较早实施的教育法规，2017年修订时充分吸收特殊教育理论研究的先进成果，其中“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教育歧视”“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等条例为现代化特殊教育奠定了良好的法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也对发展特殊教育做出了明确具体规定，从立法层面保障了特殊教育的稳步发展，彰显了特殊教育在国家教育决策中的地位。

（2）师资建设不断加强，教学质量持续提高

随着特殊教育社会保障力度的不断加强，残疾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也逐渐得到重视，对高质量教师的需求也更为迫切。特殊教育师资作为特殊教育事业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保障残疾儿童享有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关键，更是办好特殊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直接保障。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建设不断加强。第一，在培养规模上，特殊教育师资供给不断完善。截至2018年6月，全国已有61所普通本科高校开设特殊教育专业，在校生1万余人。在“国培计划”中专设特教学校校长和骨干教师培养项目，累计培训特教学校骨干教师10298名、校长726名。高校特殊教育专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为补充我国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做出巨大贡献。第二，在培养层次上，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层次逐步提升。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20年，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总量达66169人，其中专科学历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23.70%，本科学历教师约占72.22%，研究生学历教师约占2.83%，高中及以下学历教师约占1.25%，可见随着高等师范院校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规模逐渐扩大，本科学历特殊教育教师已成为特教师资队伍的主力军。第三，在培养主体上，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更加多元。随着国家对特殊教育事业的重视，为解决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匮乏问题，除专门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师范类院校，一些综合性大学、医科类大学、体育类大学也逐步兴办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特殊教育教师，如长春大学、天津体育学院等。特殊教育师资逐步走向多元，教学质量也逐步提高。

（3）“全纳”理念逐步推广，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20世纪末，全纳教育理念应运而生，它不仅关注教育的覆盖面，更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这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已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特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源远流长，但是在其萌生、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与普通教育相对“隔离”的状态，在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与不断改革调整中，特殊教育从“隔离化”到“一体化”再到“融合化”，朝着“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目标努力。

我国“随班就读”已有30多年历史，我国的全纳教育目前处于一种具有全纳教育意义的“随班就读”阶段。我国特殊教育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断推广“全纳教育”理念，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多措并举，特色创新”的“全纳+融合”的全纳教育理念。同时，政策逐步完善，强化保障。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不断扩大随班就读和普通学校特教班规模。2014年《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首次提出要全面推进全纳教育，强调“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不断提供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