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在高水平开放中赢得未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大背景下，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是发挥我国14亿人口巨大内需潜力优势的重大举措。

面对经济全球化受到的严峻挑战，全球经济复苏与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相互开放市场，需要坚定维护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合作机制。我国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致力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一、扩大开放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既释放了巨大的发展潜能，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也重塑了自身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可以说，中国40多年的快速发展，重要密钥之一在于不断扩大开放。

1．在扩大开放中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与世界的“合群”进程，由此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大分工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79亿元，2020年突破100万亿元。1979—2019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GDP年均增长9.4%，远超世界平均增速(2.9%)，占世界比重从1.8%提高至16%左右。2020年，世界经济下滑4.3%，我国经济逆势增长，实现了2.3%的正增长，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升至17%左右。

2．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1961—1978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仅为1.1%;1979—2012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5.9%，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2013—2018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8.1%，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2019年、2020年超过30%。

3．成为全球投资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按美元计算，2001—2019年，我国货物进口平均增速达13.0%，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2020年，在全球贸易普遍下滑的背景下，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比上年增长1.9%。从对外投资来看，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369.1亿美元，流量规模仅次于日本（2266.5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二，流量占全球比重连续4年超过一成，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0.4%;2019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7.7万亿美元）和荷兰（2.6万亿美元），保持全球第三，存量占全球比重达到6.4%。

4．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凭借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体系，成为“世界工厂”。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在消费结构升级和扩大开放的双重推动下，开始成为“世界市场”。例如，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96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6.22万亿美元，相差仅2600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进口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3.8%上升至2019年的10.8%，略低于美国占全球的比重(12.3%)。

二、以扩大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

未来5—10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处于关键时期并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成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独特优势和基本条件。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形成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开放体系。

1．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巨大内需潜力

从消费结构看，2019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5.9%，估计到2025年将达到52%左右，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从产业结构看，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4.5%，估计到2025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可能接近60%。从城乡结构看，随着城市化和城市群的发展，估计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6%左右。

2．内需潜力释放将支撑未来5—10年的中速增长

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万亿元）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9万亿元）合计已达到91.1万亿元，这个巨大的市场是我国经济中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未来几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6%左右，每年将带动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加上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增长叠加效应，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5—10年将保持在5%左右。

3.14亿人口内需大市场是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潜力的释放，将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空间，也将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更多正能量。初步测算，百万亿元级别的内需市场规模将为未来5—10年我国实现4%—5%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2006年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4年全球排名第一。预计未来5—10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望保持在25%—30%。也就是说，我国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应对复杂多变国内外环境实行的战略转型；绝不是短期举措，而是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趋势相适应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4．立足扩大内需推进高水平开放进程

进入新发展阶段，扩大内需在引领高水平开放中的基本导向作用全面凸显。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对世界多样化高品质的产品、服务产生更多需求。到2030年，我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全面深度融入世界，释放14亿人口的内需潜力，需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例如，目前我国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我国提出的“双循环”是基于内需大市场做出的战略选择。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就是要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以强大国内市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

未来几年，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有效应对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并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1．把握区域经贸合作的大趋势

(1)以区域合作为重点的自由贸易大趋势。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以来，面对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多边进程面临挑战，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国家数量激增。目前，WTO所有成员均签订了至少一个RTA,区域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推进自由贸易的重要方式。

(2)区域合作水平向更高标准、宽领域、强排他演进的大趋势。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等最新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内容看，条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正面清单为主，而CPTPP、EPA以及USMCA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均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并在服务业部门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金融和电信业是服务部门开放的重点领域。此外，USMCA、EPA还加入了允许金融数据跨境转移的内容。电信服务章节对电信网络的接入和使用进行了规范和承诺。此外，区域自贸协定强排他的趋势明显。例如，CPTPP通过原产地规则等实现了对区域外其他国家的歧视；USMCA将毒丸条款引入；等等。

(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区域合作需求进一步加强。2021年1—2月，全球区域货物与服务贸易协定数量达到49个，为历年最高。未来几年，各国为尽快实现本国经济复苏与贸易投资增长，推进高水平区域合作仍有很大可能是该时期采取的重要举措。

2．立足内需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1)以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基础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按照RCEP的相关开放承诺，加快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并推动海关、监管、投资等国内相关政策、制度调整，以此推动RCEP尽快落地实施。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放水平差异较大，亚太自贸区可考虑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自贸协定，不同层次对应不同开放标准，并明确过渡期，以加快协商进程。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务实推进中日韩自贸进程。一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中韩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在知识产权、文化旅游、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工业设计和数据处理等领域实现双边开放的重要突破，逐步推进双边服务标准的对接、服务市场的融合。二是以医疗健康为重点深化中日合作，积极推进与日本医疗健康服务标准、监管规则的对接，提升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质量。三是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在汽车制造、电子通信、机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制造业领域形成分工合作新机制，推动三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发展。四是以“中日韩+”模式拓展三国合作空间，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3)排除干扰实现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要突破。当前，中欧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排除干扰的态度看待双边关系。总的来看，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尽快生效，不仅符合中欧双方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更将对全球经贸格局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重大利好。

(4)积极考虑加入CPTPP。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视频峰会演讲时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贸易协定，体现了全球新一代自由贸易规则演进的大方向。近两年，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要把加入CPTPP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协定、竞争中立、电子商务、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等方面加快形成新的制度安排，以在新发展阶段国际产业合作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并由此形成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力。

3．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1)推进“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抗疫物资的支持，包括必要的卫生医疗设备、检测试剂、疫苗、应急物资和人员等；加大开展技术合作交流的力度，建立密切的技术沟通机制，分享相关防控和诊疗技术，携手共同应对疫情，真正体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率先建立“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全球行动协调机制，使各国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共同采取更为及时、有效的措施和行动。

(2)统筹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形成“一带一路”产业链与供应链新布局。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更加注重推动工程承包、研发设计、相关咨询、第三方认证、金融、保险、物流、采购等服务业企业“走出去”，以服务贸易合作提升产能合作水平，带动关联产业的上、下游国际市场需求。例如，通过技术服务贸易，促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高度融合，以服务型制造为核心的新业态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结构再调整和价值链重构，把生产要素的国内合理配置提升到全球范围配置，促进形成制造业的全球布局，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3)构建多种形式双边区域自贸网络。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发展需求、制度差异和承受能力。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实行服务业项下、基础设施项下、制造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圈，重点深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要把握开放与改革高度融合的时代特征，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基本要求，走出一条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新路子。

1．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直接融合

高水平开放依赖于高水平的市场经济，高水平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开放竞争程度高。从高水平开放的实践看，无论是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还是加入CPTPP，都对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未来几年，我国实现高水平开放新突破重在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所谓“制度性”，其重点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建立与国际基本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谓“结构性”，重点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即从一般制造业领域的开放扩大到以金融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这就需要加快推动以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转型进程，需要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型进程。

2．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制度性变革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制度性变革依赖于制度型开放。推进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是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基本需求，并成为服务业领域制度性变革的重大任务。“十四五”期间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在服务业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和制度性变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一方面，要推进服务贸易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在更大程度上与国际接轨。例如，率先在医疗健康、教育等社会需求较大的服务业领域引入国际先进管理标准。另一方面，要实质性推动服务业领域市场对内对外开放进程，尽快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各类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由此，既为释放民营企业的强大活力创造市场条件，又为外资企业发展拓展更大投资空间。

3．以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1)推进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关键是加快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的突出短板。“十四五”期间要同步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服务贸易开放进程，争取到2025年服务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提高至20%以上；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要实现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的明显提升；要实现旅游、文化、健康、教育等生活性服务贸易以及研发、设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明显提升。

(2)深化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高水平开放有赖于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在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着眼于释放人力资本活力，尤其是科研人员的活力，加快改革人才管理体制，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释放巨大的创新潜能；保护企业家产权，激发企业家潜能，充分发挥企业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竞争中性、市场透明、知识产权、环保标准等方面加大制度安排，切实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3)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一是明确产业政策应以不妨碍公平竞争为基本原则，改变以往以倾斜性的行政力量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大幅减少现有中央各部门、地方产业补贴与扶持项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要强化对新出台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建立投诉举报、第三方评估等机制，坚决防止和纠正排除或限制竞争行为，不得保护落后产业。三是突出产业政策的战略引导功能，制定适用产业扶持政策的负面清单，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并尽量通过政府购买、鼓励直接融资等市场方式支持其发展。

五、以高水平开放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形成改革发展新布局，不仅对自身中长期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将给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重大利好。

1．在高水平开放中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而是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并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具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未来几年，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在高水平开放中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联系互动。

2．赢得更高层次国际合作竞争与全球治理的主动

(1)应对贸易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近年来，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威胁全球自由贸易进程。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下降0.1%，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贸易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势头进一步上升。面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挑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出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将对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2)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重点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当前，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快速增长，并逐渐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从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出发，应积极参与和引领建设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服务贸易协定，带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区域和全球服务贸易体系建设，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释放全球服务贸易需求潜力。同时，积极参与构建开放包容的数字贸易规则，与其他数字贸易大国形成数字贸易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安排。

(3)以推进 WTO改革为重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坚持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关税约束、透明度、特殊与差别待遇等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基础上，抓住争端解决机制这一关键，推进世贸组织上诉机制、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发挥G20在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4)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红利并未被公平共享。经济全球化需要转向更加包容的新模式。从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出发，构建包容性全球化的制度保障，坚持把共商共建共享贯彻到全球化和区域化制度安排中，使更多的国家、地区和群体能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公平分享红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3．赢得与世界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未来

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各国的共同责任。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没有改变，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我国坚持高水平开放，主动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例如，积极推动尽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快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等。我国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坚定不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将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新型开放大国，中国的市场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坚持推进以内需为导向的高水平开放，不仅能够有效释放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而且有利于全球共享中国市场；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将对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复苏产生重要影响；不仅有利于中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而且有利于全球分享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