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前期捐纳与国家权力建构

捐纳是一场国家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复杂交易。清前期国家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这一交易，又出售何种商品，解决何种问题，在历史演变中，哪些因素直接影响着这场交易的规模与性质，这一交易最终走向何处，这些是把握捐纳在清代国家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关键所在。

捐纳在某种程度上鲜明地体现了清代国家治理隐蔽、务实的特点。在怎样统治庞大的国家、协调满汉等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方面，捐纳提供了难得的制度性竞争平台，为满汉等群体的融合与共存提供了新的渠道。

捐纳在清代得以保存，并且继续发展，与清代国家治理中的权力架构紧密相关。清初政权稳定以后，统治者始终将权力架构建设视为根本问题。在清前期政权的权力体系中，满汉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对抗性矛盾。尽管清朝统治者顺利入主中原，但他们对于汉族士人的防范心理从未放松。姚念慈谈到满汉关系时说道：

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即专制集权统治延绵二千年之久，北方周边民族多次进入中原。我以为这两点对中国人性影响至大。清朝兼具专制集权和异族入主这两个特征，且皆发展至极端和鼎盛，不论研究哪个领域，这两点都是清史研究的潜在主题。而且，清王朝通过征伐与怀柔，威恩并施，使众多民族并入其统治之下，故清代民族关系之复杂，远非前代所可比，其中满汉关系又为贯穿有清一代的核心。坦率地说，探索清王朝政治权力的结构、国家制度、政治发展的主线以及各个阶段的特征，离开了满汉关系，终不免隔靴搔痒。[1]

处理满汉关系是清代国家治理中重要的施政内容。在清前期，伴随着全国统一战争的完成，满汉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逐渐确立。在清代国家权力架构中，满汉之间很难存在明显的实质对抗，汉官处于非常可怜的地位。姚念慈对于汉官尴尬地位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进入“康熙盛世”后，没有一个汉官能厕身统治集团核心，参与军国大计决策。朝廷汉官恰如鲁迅所言，真是“求当奴才而不可得”，唯满洲主子马首是瞻，卑微琐屑，有宋以来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荡然无存。素以“宽仁”著称的康熙朝如此，乾隆朝更不待言。[2]

若此，如何动员汉族士人进入新政权之中，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是清初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恢复科举成为清朝统治者吸纳汉族士人的重要渠道。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明清科举的考试内容、程序等改动不多，但是科举士人如何进入仕途却迥然不同。因为，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在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是士人进入核心权力圈的主渠道，后者不过是汉人进入国家核心权力外围圈的前提。对于汉族士人来说，科举是进入权力圈最为重要的通道，但是这一点明显不适用于满人。

恢复科场，笼络汉人，本是清朝国家治理的一时之策。历史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清朝统治者反复强调的国语骑射，旗人日益懈怠，而朝廷厌恶的诗文汉习却在旗人中逐渐兴盛，旗人科举发展大有日盛一日的感觉。伴随国家战事日少，军功日削，满汉士人在科场中的角力似乎有代替战场杀伐的趋势。以科举为权力重建的通道，满汉群体开启了另外一场隐性的对抗，这种对抗也自然蔓延到捐纳场域之中。

捐纳与科举的复杂关联，背后是清代权力来源的多渠道与多主体问题。同样，捐纳也与铨选制度，即官吏任职，有着密切的关联。伍跃在《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一书中对清代捐纳的报捐程序、铨选问题和起复制度确有深入讨论，但是对捐纳与科举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两者对于清代政权权力架构的作用涉及很少。[3]在清代权力架构中，官吏队伍的产生，即如何选取既忠实于统治者，又能服务好被统治者的官员，是一个根本性难题。科举制度为清代统治者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渠道，但是科举制度自身的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竞争压力过大、命中率过低的致命局限，使得大量的读书人成为科场上的陪读者。这样的残酷竞争给人们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为国家短时牟利带来重大契机，清朝统治者将考试资格或者象征资本作为筹码在全国公开售卖，这成为捐纳制度诞生的基本条件。捐纳成为国家权力中官僚队伍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样，官员如何任职，在实施公平掣签、轮班等候等严密制度的同时，国家也将这种任官机会当作筹码，允许国民交换，这成为捐纳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捐纳与官员的产生和任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清代权力架构的重建提供了另外一个竞争场所。

清前期，主政者选择捐纳，将它作为融资重要渠道，完全放弃沿袭明朝的加赋政策，最重要的考虑可能在于捐纳的隐蔽性。在统治者看来，国家通过捐纳捞钱，赚取有钱人的钱，不是最穷人的钱，不会激起最广大穷人的反抗。在清前期权力架构中，满汉两极力量严重不均衡，捐纳在个人仕途升迁和政权力量抗衡中，对于满人和汉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清朝统治者最初有自己的小算盘，对于清初的八旗子弟来说，捐纳更多是锦上添花。但是，对于汉族士人来说，捐纳是一个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机会。不过，权力架构的失衡本身有赖于长时段积累，在长期的满汉势力对抗中，科举和捐纳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性溶解因素，最终的结果是，汉族士人得以逐渐扭转原来的消长趋势。满汉隐性对抗导致清朝衰落的这一原因，很少为学人所关注。

事实上，立足满汉关系的视角，捐纳是清代各种资源流动和转换的核心平台，一头连接着国家的财政制度、救灾制度；另一头连接着科举制度、铨选制度。在捐纳的买卖关系中，作为卖方的国家可以出售给社会民众最大部分的内容就是与科举有关的功名和入学资格；作为买方的广大士人，则提供了国家危急时刻需要救命的关键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