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彭薇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于1942年受当时的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托而编写的，其意在向中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以呼应当时的初高中《国文课程标准》中“了解固有的文化”“读解古书”的要求。该书原名《古典常谈》，后来，朱自清采纳友人杨振声的意见改为现在的书名。

在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的大多数古代王朝，“经典”常用于特指那些作为规则和典范的儒家典籍。到了现代，“经典”的范围才扩大至一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经典常谈》全书包含《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共计十三篇，分别介绍了经、史、子、集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以及辞赋、诗、文三种古典文学作品。其中，儒家经典占据了多半的篇幅，这倒不是朱自清刻意为之，实在是因为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

从面世之初起，《经典常谈》的定位就是一本面向中学生的普及读物。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经典历经漫长的历史年代，其阅读与理解之困难是客观存在的。要把高深的东西作深入浅出的讲述，这非得有深切的责任心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不可，朱自清先生恰好二者兼备。《经典常谈》选取了我国古代文献典籍和古典文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中的最重要者，呈现其主要框架、阐释其基本内容。本书谈论的对象虽深奥，涉及的知识内容却并不繁难。可以说，是一个不必具有很高文化水平的中国人就能读懂、也应该了解的。全书采用了导读的模式，简洁、系统、全面地梳理出一张进入传统经典的“地图跟地理志”，能为读者进一步阅读经典原典提供最为重要的基础与入门知识。（叶圣陶《读〈经典常谈〉》）所以，《经典常谈》作为普及读物的定位首先就表现在其知识内容的基础性和简明性上。

此外，《经典常谈》作为普及读物的定位还表现在其通篇采用了规范的白话写作。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亲身实践“用白话重述古典”的一个尝试。他不仅在自己叙述、论说的部分完全采用白话，有些涉及经典的原文的地方，他也毫不犹豫地用白话加以翻译和改写，浅显且生动。以《〈诗经〉第四》为例，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

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

前者是对《诗·大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句的白话重述。后者则是对《吕氏春秋·古乐》中“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句的白话重述。重述中还加入了生动的口语，读来颇有趣味。

用白话写作的最大好处就是，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在语言文字方面没有任何阅读障碍。当年，朱自清先生在分析了青年们读书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青年人在读古文和古书的过程中，缺少的是相关的帮助，最主要的是缺少语言文字理解方面的帮助。于是，他切实地站在中学生的立场考虑，为其扫除了通向经典道路上的大障碍——文言文。

那么，面对这样一本苦心孤诣的经典普及读本，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阅读呢？

首先，我们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去感知经典。

既然《经典常谈》中所介绍的“经典”都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用文字记下来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先立足于语文学科的读写立场，从文本阅读与写作的角度切入，领会其辞章妙处。（叶圣陶《重印〈经典常谈〉序》）《经典常谈》就表现出这样一种鲜明的态度：书中除了对文字学典籍《说文解字》和“辞赋”“诗”“文”三种古典文类用专章予以详细解说外，对其余几部经、史、子部的经典也多有语言分析和文学层面的把握。

例如，对于《尚书》，朱自清将“记言”和“记事”两种记叙手法做了比较，并旁及“记言文”和“记事文”的历史发展。对于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朱自清则从“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两个方面分析了其“文学本领”。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经典中的文字运用与文学手法，朱自清主张整体“记诵”与细致“分析”相结合，从而实现理解与把握。（朱自清《论诗学门径》《诗多义举例》）

其次，我们应该立足于人情、人性去体悟经典。

“经典”一词本身就暗含了传统的和历史的意味，阅读过程中的时空隔阂感似乎不可避免。但朱自清认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之间是有沟通点的，那就是普遍的“人情”、“人性”：“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关心朋友，关心大众，恕道和同情，都由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甚至‘替古人担忧’也由于此。”（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

“设身处地”或“感情移入”的经典解读思路贯穿《经典常谈》始终，也赋予了历史深处的经典一份熟悉与温润。例如，朱自清围绕“人情”对儒家之“礼”进行解读，指出其本是“通乎人情”，是该“诚”的，但是其中那些理想的成分导致了它脱离实际的一面，而且，当人们的生活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的时候，儒家之“礼”未能随之应变，于是渐渐成了形式的东西，也就渐渐地“不近人情”，成了“伪礼”。这样的解释浅显易懂，也能消除“五四”以来大家对儒家“礼教”形成的刻板印象。

对于那些史书，朱自清在作者身上不惜笔墨，关于书本身的介绍反倒简略。例如，他站在司马迁的立场，指出其发愤著书的用意是藉此来发抒心中郁结，因为其当时在身废名裂的人生低谷中已别无他途。因此，朱自清对《史记》中那些议论之语充满理解、甚至赞同。此外，在《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三篇梳理文学源流的解说里，朱自清的“感情移入”亦时可发现。

最后，我们应该由“知识”而“素养”，内化经典。

1980年，叶圣陶为《经典常谈》的三联书店重印版写序时有这么一段评语：“现在正在编撰百科全书，朱先生这本书里的十三篇可作为十三个条目收到百科全书里去；为完备起见，只要把最近三十多年间重要的研究新成果加进去就可以了。”在《经典常谈》中，经典文本的基本内容、历史流变是“知识”，白话重述的理解方法、“设身处地”的研究方法、文学层面的分析方法等也是“知识”。在走近、走进经典的过程中，这些“知识”无疑是重要的，但仅有这些“知识”也是不够的。

正如叶圣陶所指出的，经典教育并不是让学生“知道”一些知识，而是要“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包含着‘领会’‘体验’‘有在自己身上’等等意思”。（叶圣陶《读〈经典常谈〉》《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所谓“真实的受用”“领会”“体验”“有在自己身上”等，其实就是“素养”，就是使学习者在扩展、积累人文知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人文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智慧、教养，从而获得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进而提升整个生活的品质。

因此，把《经典常谈》这本书“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在它的导航下尽可能亲近原典，经由“知识”走向“素养”，才应该是这本书的最佳打开方式，也是朱自清先生的编写初衷。（朱自清《经典常谈·序》）

这一过程，朱自清称之为“经典训练”。（朱自清《经典常谈·序》）“训练”——不是轻飘飘的“阅读”或者“学习”，甚至不是“教育”。“训练”意味着系统、扎实，透露出一种着意而为、埋头苦干的姿态，表明对于上述关于经典的“知识”的把握已经成为可实现的技能和可达到的目标。其价值则在于文化，即“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朱自清《论大一国文选目》）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逐渐形成一整套对外界的“反应模式”，即言谈举止、乃至思维的方式。同一个社会群体身上会有相类似的“反应模式”，其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但是，这种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和着意、刻苦、系统、扎实的经典“训练”相比，后者显然上升到了“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不再是被动的随波逐流，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有批判的接受，更有主动的探究、反思和基于此的新文化的建构。

总体而言，阅读《经典常谈》的过程将是同学们逐渐生发出亲近经典的兴趣的过程，将是同学们提升阅读欣赏经典的能力的过程，将是同学们获得关于我们民族古代优秀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记忆的过程，更将是同学们实现心灵与精神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惠及的是大家当下和未来的生活。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有一段关于轴心期的论述：“直到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经历漫长岁月而沉淀形成的经典中蕴藏着我们的祖辈最原初也最深沉的智慧，时至今日，古代经典依然是我们进步和发展的力量之源。不仅中国如此，全人类都如此：正因为此，人类的历史文化发展总是呈现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普遍样貌；也正因为此，常读常新的经典应该贯穿我们整个的学习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