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狭及广的县级农村调查
农村调查在中国源远流长,但以科学方法进行专门调查还是晚近之事。二十世纪初外籍在华教授首开其端,二三十年代蔚成风气。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新兴社会思潮涌现,特别是复兴农村之声甚嚣尘上的情况下,高校、研究机构、团体、个人以及政府部门掀起了农村调查热。
在这一调查热之中,平教会主持的定县农村调查,以时间之长、内容之富以及影响之大独树一帜,声誉远播。该调查是定县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随着平教会实验范围的变化,由小而大,渐次展开,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4):
第一阶段,较小范围的调查。
1923年8月,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总干事长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担任。平民教育先是在城市开展,但晏阳初很快就认识到,文盲大多在农村而不在都市。1924年9月,平教会增设乡村教育部,向乡村平民教育转移。1926年秋,将定县划为“华北实验区”,在翟城村设办事处,将附近以东亭镇为中心的62村作为实验基地。
社会调查工作也以62村为中心开始进行,持续约两年。主持调查的是平教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农学家。冯锐结合社会调查理论和定县乡村的实际,撰写了《乡村社会调查大纲》。按此大纲,平教会做了一些概况调查,涉及定县的政府组织、历史地理、风俗习惯,62村的人口、农业、地亩、交通、教育、娱乐、信仰、兵灾、生活等。
第二阶段,全县范围的调查。
1928年6月,平教会设立统计调查处,后改为社会调查部。凡属全县的历史、地理、政治、人口、教育、家族、道德、宗教、风俗、交通运输、农场大小、佃租制度、农产物种类、肥料、果品、畜牧、蚕业、家庭工业、农产买卖等,“靡不条分缕析,精密调查”(5)。1929年秋,平教会将总部迁至定县,以全县范围作为实验区,社会调查工作也随之扩大。
社会学家李景汉任调查处(部)主任,标志着定县调查进入新的阶段。李氏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曾在北京社会调查所、燕京大学工作和任教,主持北京市民生活和郊外乡村的调查,经验颇为丰富。不过,定县调查有关成果才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以下是各个时间段的调查内容:
1928年初到1929年初,对翟城村及附近两个村庄的农家生活费进行记账调查。
1929年秋到1930年,先是进行第一自治区71村概况调查、71村户口调查、全县赋税调查,后为全县各村概况调查、134村的土地分配和农产调查、家庭手工业和工厂调查,以及县城和乡村的店铺调查、生活费调查、物价调查。
1931年,有319村每村的土地分配调查、农产调查、家庭手工业调查,123农家一周年收支项目和所需物品的数量调查,34类日常用品的物价调查,高头研究村120家调查,南支合等三处中心村1365户调查。
1932年,将第一自治区东部、第三自治区西北部设为集中研究区,调查也围绕研究区进行,有田场经营调查、主要农作物调查、主要手工业调查、集市与商业调查、借贷调查、家庭卫生调查,以及整理123家生活费计账调查。
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划为实验县,成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平教会实验被纳入县政建设轨道,但平教会和县政建设研究院其实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李景汉兼研究院调查部主任,设计了物价调查和出生、死亡调查。
1933年至1935年初,主要有全县土壤调查、工业品数量与价值调查、农产物产量调查、集市调查、物价调查、土产运销调查、输入货物调查、借贷调查、民众负担调查、地方自治调查、户口调查。到1935年底,已完成的调查共计23个方面、232项。
定县调查持续十年之久,只有卜凯主持的调查可与之媲美。卜凯的调查前后达十一年(1921—1925年、1929—1934年两次调查),其余调查长不过几年,一般就一两个月,短者仅六七天。
在以上调查的基础上,社会调查部整理、编纂和出版了大量资料。其中,专书主要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定县农民教育》《定县秧歌选》等;文章主要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见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农村家庭人口的统计分析》《定县大王褥村人口调查》《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定县土地调查》《中国农村土地与农业经营问题》《定县农村纺业调查》《定县农村织布工业》《定县大西涨村之家庭手工业调查》《定县农村借贷调查》《定县摇会的研究》《定县民众负担之分析》《定县输入各国货物的调查》《定县农民外出谋生的调查》等(6)。以上成果,广及乡村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
没有出版的原始调查材料远为丰富。曾任平教会文学编辑的堵述初回忆:“定县实验区的档案、各种出版物、挂图、未刊稿件以及参考图书,都在平教会撤离定县实验区前转移到了大后方,最后运到了重庆歇马场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据闻,这批东西在解放不久,全部由重庆人民政府接收了。”(7)然而,笔者循此线索,曾多次去重庆查找,但一无所获。幸运的是,在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平教会的档案资料,包括会议文件、简报、读物、图片之类,但调查报告较少。更为可惜的是,有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损毁,如1931—1932年123家的记账调查就是如此。后来,李景汉的学生何延铮从所剩不多的资料中整理出数张表格,在《河北文史资料选辑》发表,成为研究那个时期农民生活的重要史料。
虽然如此,今天所能见到的定县调查资料已经是比较丰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