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充分利用老龄化本身的力量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指出要“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要着力发展老龄产业”，“培育老龄产业新的增长点，完善相关规划和扶持政策”，为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视角。

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为逻辑起点，以老龄化进程中个体行为的自发性调整为研究视角，围绕“变老是否会阻碍变富”问题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构建基于系统论的老龄化经济影响传导机制，对老龄化进程中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化方向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实证，对老龄化经济影响路径上的阻碍因素展开分析，并在全面健康视角下，进一步识别老年人群消费需求的变化方向及其对银发产业增加有效供给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的演进趋势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规模大、速度快、区域间差异明显。从省际比较来看，老龄化存在着区域间结构性差异，人口迁入地的老龄化进程被延缓，迁出地和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关注；从演进趋势来看，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极快，尤以未来十年为盛，如果不存在政策因素的干扰，人口老龄化速度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几乎相当。

老龄化经济影响的国际比较方面，中国“未富先老”程度有限，且人口老龄化和财富创造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联。与其他未富先老国家相比，中国的老年人口比明显更低，人均GDP却更高。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人均GDP和老年人口比的变化趋势也未在时间轴上表现出一致性。多数富裕老龄化国家在向严重老龄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反而出现了人均GDP的持续上扬。

老龄化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方面，考虑到老龄化进程中微观决策行为的持续调整，老龄化存在着促进产出水平上扬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基于OLG模型的理论实证结果，还是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实证结果，家庭在面对人口老龄化时都会出于谨慎性预期而改变其决策行为，倾向于增加储蓄和延迟消费，由此提升了全社会的资本规模；家庭还倾向于增加人力资本和劳动时间投入，进一步拓展了社会的经济发展潜力；生育倾向则在长期内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人口发展的自我纠正机制明显。在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均产出水平存在长期向上的基本趋势，老龄化存在转危为机的基本逻辑。

传导机制的实现路径方面，经济发展潜力的释放需要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匹配、各类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养老金、教育等配套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匹配上，老龄化进程中，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增加，银发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但在全面健康的框架下，老年人群的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和复合化态势，在健康和生活护理、养老服务、养老教育等领域尚存在较为突出的供求关系失衡问题。

基于此，本书提出，要在优化生育政策以应对老龄化长期趋势的基础上，从释放第二人口红利和挖掘银发产业潜力入手，缓解老龄化在短期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一方面，要面向落后地区和人群完善养老金体系，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以避免低水平陷阱，推动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引导产品和服务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实现要素投入和平均产出水平的持续上扬；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银发产业的发展潜力，着力提升健康医疗和生活护理产业的供给能力，引导养老服务需求的均衡化分布和差异化满足，鼓励老年教育模式创新，以持续提升老年人群的全面健康状况。

本书是北京市教委/社科重点项目（SZ201810011006）和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项目（CITI&TCD201904041）的阶段性成果。我的研究生袁晶晶参与了国际数据的采集、整理和分析，张平参与了中国时间序列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张泽辉参与了银发产业的行业研究和案例调研，杜心一参与了人口政策梳理和人口预测工作。

本书撰写得到了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和科技处各位领导和同事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宝元教授长期指导和进行老龄化领域的相关研究，并自始至终给予我支持和鼓励，在此向李宝元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蒯鹏州

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