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成长性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的新动向，自2006年应瑞瑶发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路径——以江苏省泰光县七贤家禽产销合作社为例》一文之后，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其主要关注点在于：借鉴企业成长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问题，探索成长路径。根据研究需要，本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看作企业；二是对企业成长理论的相关研究；三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看作企业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Emelianoff出版《合作经济理论》一书。1945年，Enke发表文章《消费合作社和经济效率》，将经典厂商理论应用于合作组织，推动了农业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Enke（1945）认为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一样，也是建立在追求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基础之上的。他的理论假定是当合作社中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总额最大化时，成员和社区的福利也被最大化了。之后，Helmberger和Hoos（1962）沿着前者的思路对营销合作社的行为进行了解释，并于1965年运用企业理论建立了一个合作社模型。Taylor（1971）用企业理论解释了合作社中的税收问题。1991年，Feinerman和Falkovitz发表文章，把新古典理论应用于服务合作社，解决了在有约束的情况下使成员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从而得到了帕累托最优必要条件。1993年，Choi和Feinerman通过调查，扩展了Feinerman和Falkovitz（1991）关于以色列莫夏夫（Moshav）案例中的分析模型，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在合作社成员存在差异的条件下实现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定价和分配政策[6]。

（二）对企业成长理论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基于规模经济的成长理论；二是交易成本理论；三是资源基础论；四是生命周期理论。早在18世纪，以Smith（1776）、Marshall（1890）和Charles Babbage（1860）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把企业的成长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在此基础上，Samuelson认为企业成长是企业调整产量规模达到最优的过程。Schumpeter（1912）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企业成长有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企业家的出现和其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源泉，从而说明了企业成长不仅是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更应该是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此后，Coase（1937）从交易成本的概念出发，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机制。企业用一个长期契约替代市场上的一系列契约，企业家用契约的效力取代纯市场的价格机制的协调。1959年，Penrose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标志着企业成长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与前人从宏观视角研究不同，Penrose建立了企业成长的资源基础论，形成了“资源—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成为后世很多研究者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Ichak Adizes）创立了生命周期理论，提出按照时间顺序把企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并对不同阶段进行了定义和区分，以体现企业成长过程的动态演变。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致力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他们对企业成长阶段的划分也不同，包括爱迪斯的十阶段模型、葛雷纳的企业成长模型、丘吉尔和刘易斯的五阶段模型等[7]。

（三）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研究的最新成果

早期的合作社理论主要是基于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理论，Sapiro和Nourse等认为，农民通过合作社进入市场，不但改善了其在市场中的地位情况，提高了其收入，更重要的是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迫使其他投资者所有的企业也不得不提高效率，从而使整个社会市场的效率得以提高。1940年以后，正式的合作社经济学模型才开始出现，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以垂直一体化的形式出现。Emelianoff（1942）建立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合作社理论框架，研究重点在成员关系上；Phillips（1953）构建了合作社产出与价格决策模型。二是以集体或联合行动形式存在的联盟。Staatz（1983）利用博弈论的框架分析了合作社的组织机构；Condon（1987）建立了用以证明财产权和合作社组织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框架；拉坦（1991）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合作社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其产生的原因与分割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收入流有关。三是作为一种契约关系[8]。Eilers和Hanf（1999）主要运用代理理论提出农业合作社中最优契约设计的论点；Hendrikse和Veerman（2001）运用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了农业营销合作社投资约束和控制约束的关系。关于合作社成长研究，列维首先提出了农民合作社生命周期的概念，Cook（1995）将合作社发展周期分为发起、有效运行、运行困难、选择转型几个阶段[9]。Egerstrom（2004）运用波特的竞争理论，分析得出合作社成长是各利益相关者以及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0]。Pulfer等（2008）指出，社员对社长的信任程度、人力资源状况和成员组成结构是影响合作社成长的重要因素[11]。合作社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实践后，Cook和Burress（2009）又将合作社生命周期划分为经济合理性认定、组织设计、成长发展、自我认识和反思。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对企业成长的研究

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对于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比较具体，主要从微观层面研究影响公司成长性发展的各种因素，而且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财务因素。陆正飞和辛宇（1998）、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研究了公司成长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均证明了公司成长性与资本结构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但程惠芳和幸勇（2006）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对于高科技上市公司来说，资本结构和成长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吕长江、金超和陈英（2006）认为，财务杠杆对于业绩优良的公司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业绩较差的公司却具有消极作用。王青燕和何有世（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盈利能力与成长性正相关，规模和国有化程度与成长性负相关，核心竞争力与成长性的关系不显著。姚益、龙戈静和刘晋华（2007）脱离了财务视角，他们从企业生产要素供给的角度提出企业信用意愿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负作用。蒋美云（2005）发现，行业是导致企业成长性差异的重要因素，行业成长性的差异与各行业的经营环境和发展特点有关。在对这些因素的探讨中，由于选择的成长性指标和样本的差异，国内关于公司成长性与上述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存在结果不一致的现象[7]。

（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研究

国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述合作组织的重要性，研究合作社的本质、基本功能，大力倡导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合作经济的发展，更加强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治理结构、运行绩效、农户合作意愿等；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运用企业成长理论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成长问题，从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转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整体成长性的研究，开拓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的新领域。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长性评价。周蕾（2007）通过问卷调查，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宁夏灵汉渔业联合社成长性进行评价；徐彦等（2008）利用专家打分法对陕西千阳县兴盛乳业专业合作社成长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合作社净利润增长率和成员数增长率是最主要的影响指标。李旭（2012）选择7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利用“合作社规模”“组织结构完善程度”等12个评价指标计算成长性指数，对样本成长性进行排序。②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黄祖辉等人（2002）提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为合作成员、产品特性、生产集群以及制度环境等[11]；满广富、武华光（2003）剖析了山东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内部机制运行不畅、外部发展环境不宽松等制约因素。张晓山（2004）分析了政府在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时所出现的问题。郭红东（2009）等从促进合作社成长的资源基础论出发研究，认为对合作社成长影响最大的是物质资本资源，其次是组织资本资源，再次是人力资本资源[12]。张深、孔祥智研究提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演化过程中，生存空间的扩展、优势资源的利用和组织模式的创新是合作社变异的3个重要因素[13]。

（三）对青海藏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研究

廖乐焕（2010）的文章指出，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模式的选择要充分考虑自然地理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等因素[14]。张克熊、刘宁侠（2013）认为青海藏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规模小、带动力不强、经济实力弱[15]。张智贝、李双元（2014）认为青海藏区生态环境脆弱，发展农牧民专业组织有利于农牧业组织化、集约化经营，促进草畜平衡[16]。郑建宗（2015）以青海藏区都兰县农牧民合作社为例，表明农林兼作、牧草兼作是该地区农牧民合作社发展的两大经营模式[17]。孙发平、丁忠兵（2015）针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因地制宜，区别施策”和“加快完善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等对策、措施[18]。郭鹏鹏、惠霞（2016）通过对共和县的调查了解到，当地合作社大多数由乡村精英领办，加入合作社的门槛较高，存在贫困农户被边缘化的趋势[19]。李玉红（2017）通过对“拉格日”合作社的调查，发现畜牧业合作社投融资渠道狭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问题[20]。张子安（2018）提出股份制改造有利于合作社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和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21]。

三、研究现状评述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对成长性的研究将有利于认识其发展规律，以采取科学对策。前人的研究，无论是对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性评价指标的选择和影响因素分析，还是对青海藏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都给本书研究以重要启示，但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还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空间。

（一）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企业组织，现有的研究资料大多讲述发达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与认识，成长性评价指标选择主要借用了企业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并没有反映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性的特点。

（二）缺乏对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长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分析

研究文献中，对于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多，但是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忽略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的对策、措施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起到的是反作用。例如，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机制不完善，“龙头企业+农户”的模式实际上成了龙头企业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幌子。

（三）对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长动力机制的研究不足

以往的研究只注重成长性评价，没有在分析成长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促进合作社持续成长的动力源，深入分析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动力机制，以构建全方位的动力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