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于1806年占领了开普殖民地。当时，它只是一个奴隶主的前哨站，距离伦敦有三个月的航程，过去一直由一家荷兰的商业公司(1)来运营，而这家公司已经在破产边缘摇摇欲坠多年了。英国对开普的唯一兴趣，是将其用作途经非洲的欧亚重要贸易路线中途的海军基地——一个垫脚石，这也是英国政府决心不让法国染指的缘由，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人在战时对它进行的占领会是长期的。
当地的白人殖民者人数很少，包括荷兰、德国和法国胡格诺派（Huguenot）的定居者在内，总共不超过2．5万，散布在1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上。大部分人住在开普敦，或者博兰（Boland）周边的农业区。那里土壤肥沃，属于地中海气候，降雨稳定，以葡萄园和优雅的生活方式而闻名。殖民地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非洲本土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飞地进口的外国奴隶的劳作。在西开普地区，几乎所有的欧洲裔家庭都拥有奴隶。开普敦一共有1．6万人，其中就包括大约1万名奴隶。白人市民也是原住民科伊科伊人（Khoikhoi）的领主，他们通常被白人称为霍屯督人（Hottentots）。在白人长达150年的侵略后，科伊科伊人失去了大部分土地。如今，他们作为劳工阶层为白人群体服务，待遇并不比奴隶好多少。开普殖民地的总人数不超过7．5万。
在开普半岛肥沃的山谷和山脉之外，是一望无垠的内陆腹地，有丛林，也有半沙漠化的荒原，科伊科伊人称这片荒原为“卡鲁”（Karoo），意思是“干旱之乡”。荷兰的游牧农民已经遍布这片内陆地区，他们被称为“游牧布尔人”。他们放牧牛羊，住在牛车里，或住在他们圈占的农场的简陋住所里，买卖象牙和兽皮，并经常与土著牧民和猎人发生冲突。在北部，游牧布尔人到达了奥兰治河畔，此地距开普半岛有400英里（1英里≈1．6千米），即使坐上马车，从他们的边境农场出发，往返开普敦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在东部，他们与说班图语的科萨酋长国直接冲突，因为向西扩张的科萨人已经越过大鱼河进入祖尔维尔德（Zuurveld）草原，此地离开普敦有450英里。边境的许多地方，每每盗匪肆虐，冲突不断，沦为法外之地。
作为殖民地的新统治者，英国试图在动荡的东部边境建立法治，稳定秩序。1811年，英国当局派遣正规军即“突击队”（Kommandos）帮助布尔民兵，将科萨人驱逐出祖尔维尔德。殖民地总督约翰·克拉多克爵士（SirJohnCradock）向伦敦报告，宣称他们已大获全胜：“我想愉快地补充一点，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最好的办法是把卡菲尔（Kaffir）(2)们杀个血流成河。这能恰到好处地震慑住这些野蛮人，管教他们对你尊敬有加。”1819年，为了拼命夺回被侵占的土地，1万名科萨战士攻入格雷厄姆斯镇（GrahamsTown）的边境村庄，打算赶走白人。但是，他们又一次被打败，进而失去了更多的土地。
为了实现东部边境的长治久安，英国政府制订了一项计划，即在该地区部署来自英国的移民定居。该计划作为一项“经济措施”被提交至伦敦议会，目的是减少和缓解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遍存在的失业与社会动荡问题。伦敦议会通过了此项计划并及时下拨5万英镑，将自愿移民的人送到祖尔维尔德，在那里，这些移民将成为农民，每人会被分配大约100英亩土地。最终，政府从8万名申请者中选出了约4000名英国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孩子。大多数男人都是没有务农经验的城市工匠。而且，在他们于1820年到达阿尔戈亚湾（AlgoaBay）之前，没有人告诉他们，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位于争夺激烈的地区，曾经发生过五次边境战争。新定居者们还发现，祖尔维尔德的农场土壤贫瘠，杂草丛生，不宜耕种。短短几年之内，就有超过一半的人放弃了土地，退居到乡村。
在赞助英国人于1820年来此定居之后，英国政府自然有义务在这个高度动荡的地区保护他们的安全。令殖民地部感到震惊的是，随着与科萨人的边境战争的持续进行，这成为一项代价越来越高的行动。前殖民地大臣格雷伯爵（EarlGrey）在1853年对英国的开普政策的历史进行回顾和评论时提出，英国政府在1819年向这些英国移民们所做出的承诺，被证明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承诺。英国官员发现，除了在半岛上的海军设施外，英国在开普半岛几乎无利可图，这一点尤其令人恼火。“绝大多数人都认同这一观点，那就是如果英国在南非的领土仅限制在开普敦和西蒙湾（SimonsBay），那会好得多。”格雷伯爵说。长期在殖民地部任职的高级官员詹姆斯·斯蒂芬（JamesStephen）形容开普殖民地的内陆地区是“整个帝国最贫瘠、最没有价值的地方”，在商业上毫无意义。
尽管缺乏掌管殖民地的热情，英国政府还是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旨在使开普与英国其他地方的惯例保持一致。尽管英国当局的主要任务是尽量减少殖民开支，但仍感到有义务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框架，以更多地考虑土著居民的利益。英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到开普，为科伊科伊人大声疾呼，争取民权，讲述科伊科伊人在讲荷兰语的游牧布尔人手下备受虐待的悲惨经历。1828年，开普殖民地当局颁布了第50号法令，规定“霍屯督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自由民”在法律面前与白人一律平等，并取消对其行动的法律限制。1834年，和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开普的奴隶制也被废除，大约3．8万名奴隶被释放，尽管他们仍然被要求作为“学徒”再服役四年。一个使用英语的新的法律系统在这里建立起来，英语代替荷兰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此后，殖民地部试图把开普变成一个讲英语的殖民地。
这些变化引起了各国殖民者们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布尔人，他们长期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政府的权威对他们鞭长莫及。许多殖民者认为，如果科伊科伊人和奴隶可以与白人基督徒平起平坐，就“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也违反了种族与宗教的自然差别”。虽然奴隶主有权要求补偿所谓的“财产”损失，但他们发现，得到的那些补偿远远低于那些奴隶以前的市场价值。令他们愈加不满的是，这些变化不仅导致劳动力短缺，而且导致偷窃频发，盗匪横行。他们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来应对这一切，但他们所提出的法律却被英国当局一口回绝，这使得他们更加愤怒。
边境的布尔人还有更多的不满。过去，他们习惯于随意向东扩张，以满足土地需求，现在却遭到了科萨人的顽强抵抗，不得不止步于大鱼河边。这也使得边境地区仍然饱受战火摧残。1834年底，科萨战士入侵了殖民地，摧毁了白人的农场，掠走了大量的牲畜，试图重新夺回他们在早年的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他们又一次被打退了。曾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开普敦的英国总督本杰明·达尔班（SirBenjaminDUrban）爵士谴责科萨人是“奸诈和无可救药的野蛮人”，并亲自领兵吞并了更多科萨人的土地作为报复，打算把这些地方变成白人的定居点。但令殖民者们大为光火的是，在激进传教士的强烈抗议下，伦敦的英国政府拒绝吞并这些领土，并指责白人的侵占才是冲突的起因。殖民地大臣格莱内尔格勋爵总结说：“卡菲尔们有充分的理由发动战争。”
布尔人的领袖们决心摆脱英国的统治，他们组织大批家庭跨越奥兰治河进入高原地区，打算建立自己的国家，重建游牧布尔人的社会，恢复英国入侵之前的面貌。侦察队报告说，北部的两个地区有适合定居的土地：瓦尔河周围广阔的草原地区；德拉肯斯堡（Drakensberg）山脉悬崖之下的沿海丘陵地区，该地区后来被称为纳塔尔（Natal）。移民领袖彼得·雷蒂夫（PietRetief）在一份发给《格雷厄姆斯镇报》（GrahamsTownJournal）的“宣言”中，列举了布尔人对英国政府的种种不满，包括奴隶解放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在宗教（传教士）的掩护下，满口谎言之人对我们进行无端指责，而英国却对他们的一面之词深信不疑”。他说，希望英国政府“允许我们实行自治，在日后不要横加干涉”。为了打消英国人的顾虑，他公开否定一切奴隶活动，但补充说：“我们决心维持那些防止犯罪的法规，维护主人与仆人之间的适当关系。”
1836年，第一批“移民”——他们那样称呼自己，跨过奥兰治河向前迁徙。到1840年，约占开普殖民地白人总数十分之一的6000名男女老幼，带上他们的仆人、牛、羊和其他一切能移动的财产，乘着马车向北迁徙。他们大部分来自东部边境地区。他们的离开没有得到其他布尔人的赞扬。荷兰教会对移民持批评态度，并且拒绝为他们指派一个“牧师”。英国当局也反对这次迁徙，他们担心这会在内部招致更多的战争而需要他们进行干涉。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
这些移民首先与姆齐利卡齐（Mzilikazi）的恩德贝莱（Ndebele）王国在高原上发生冲突，然后又与丁冈（Dingane）的祖鲁（Zulu）王国发生了冲突。1839年，他们在祖鲁领地附近的沿海地带建立了共和国的雏形(4)，夺取了图盖拉河和姆齐姆库卢河之间所有肥沃的土地，还占领了海岸上的一个小贸易站，这个贸易站最初由英国贸易者于1824年建立。起初，他们将这个贸易站命名为纳塔尔港，后来，为了纪念开普殖民地的总督，他们又将它改名为德班（Durban），希望这种示好举动有助于他们赢得英国的认可。
纳塔利亚共和国只存在了三年多。当游牧布尔人的领袖袭击了南部相邻的非洲酋长国，以掠夺所谓的“学徒”，并将自己的疆土扩展到那里时，英国政府感到有义务介入，随即便吞并了纳塔利亚，从而在南部非洲获得了第二个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尽管相当不情不愿。殖民地部官员詹姆斯·斯蒂芬认为，纳塔尔和开普一样毫无价值。英国在纳塔尔的唯一战略利益是防止德班落入欧洲的敌对势力手中。大多数游牧布尔人并没有再次屈服于英国的权威之下，而是穿越德拉肯斯堡山脉，与其他那些留在高原上的布尔人会合。
高原上的布尔人移民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也造成他们与当地的非洲土著——巴苏陀人（Basotho）、格里夸人（Griqua）、茨瓦纳人（Tswana）和恩德贝莱人——频繁发生冲突。英国认为有责任保护殖民边界以外的土著部落，希望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于是出面干预，与巴苏陀人和格里夸人签订了条约，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此感到厌烦。因为英国当局已经为与科萨人的边界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846—1847年的科萨战争使英国财政部损失了近200万英镑，1851—1852年的科萨战争又花费了300万英镑。1852年，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前夕，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Gladstone）向下议院表示：
我们在开普殖民地的边境政策惹出来的麻烦事，以及这些政策给我国带来的损失，当向后世讲述时，将会显得异常可笑。它会揭示出这个国家有多么富有，以至于跑到地球的另一端想方设法地去挥霍财富，让臣民去送死，而实施这一政策却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目的。
英国决心阻止帝国的财政收入白白流入南部非洲，因此放弃了干预的想法；廉价的人道主义，似乎只会导致频繁的战争和与日俱增的开销；人们不再认为横加干预是一项可行的政策。1852年在桑德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英国官员承认瓦尔河以北地区的“移居农民”的独立性，即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或者按照布尔人的叫法，是“南非共和国”。布尔人承诺，德兰士瓦共和国不会有奴隶制度，作为交换，英国也不会与德兰士瓦共和国里所有的“有色人种”结盟。在1854年签署的《布隆方丹公约》（Bloemfontein Convention）里，英国同样承认了奥兰治自由邦的独立。
然而，这两个小共和国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国家。在这里，小型移民群体圈占了大片的土地，但是他们的人数远远少于占据大部分土地的土著黑人。他们建立的政府软弱无能，组织混乱，无法收缴税款，经常出现财政短缺。德兰士瓦共和国有2万白人，几乎完全靠自给自足的农业为生。官员们的薪酬，往往是以土地而不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对更多土地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非洲酋长们经常被连哄带骗地割让领土，在没有意识到全部后果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地签署了文件，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加入了“联盟”。多年以来，茨瓦纳的酋长国饱受骚扰和袭击。1852年，布尔突击队袭击了茨瓦纳的一个乡村，袭击了戴维·利文斯通（DavidLivingstone）在科洛本（Kolobeng）的传教站，存放在这里的《圣经》和药品都被毁掉了。在奥兰治自由邦，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后，布尔突击队从巴苏陀人那里夺走了肥沃的加里登河谷。
为了满足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突击队经常绑架非洲儿童，并将他们称为“学徒”，以避免因公开奴役而受到指责。在德兰士瓦，政权主体人民议会通过《学徒法》批准了此种做法。在19世纪60年代，传教士们认为“学徒”是德兰士瓦东部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在马卡潘斯波特（Makapanspoort），一位德国传教士报告说，经常有一车车的儿童被拉到殖民据点。
在遥远的北方，在祖潘斯堡（Zoutpansberg）地区，奴隶贸易被称为“黑象牙”，一旦那里的象群灭绝，白象牙贸易很快就会被“黑象牙”贸易取代。
但两个共和国仍然不稳定。德兰士瓦共和国面临着许多困难，敌对的布尔人派系之间持续不断的争议与攻讦加剧了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困境，共和国因派系斗争而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威胁。在文达人（Venda）的攻击下，祖潘斯堡的布尔人移民不得不撤离据点，随后这一据点被废弃。在奥兰治自由邦，第一任总统约西亚斯·霍夫曼（JosiasHoffman）被一群暴徒赶下了台，因为他给了巴苏陀国王莫舒舒（Moshoeshoe）一小桶火药作为外交礼物。共和国成立12年后，布隆方丹的杂志《时间》（DeTijd）详尽描述了奥兰治自由邦2．5万名白人岌岌可危的境况：这些普通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片宽广的土地上，四面八方都被敌人包围。没有法官，没有士兵，没有金钱，因为愚昧无知而四分五裂，还被一个邻近的殖民地（开普殖民地）嘲笑。
此时的开普殖民地也深陷水深火热之中。19世纪60年代，这里饱受干旱、蝗虫、葡萄酒出口锐减、羊毛价格下跌和银行业危机的困扰。由于资金短缺，铁路只修到离开普敦70英里远的地方就烂尾了。在纳塔尔，少数白人一直生活得提心吊胆，他们不仅担心当地的恩古尼人（Nguni）可能会起义，还担心图盖拉河对岸的祖鲁兰（Zululand）土著可能会大举入侵。总的来说，这两个南部非洲殖民地被认为是大英帝国麻烦最多、花费最多和最无利可图的财产。
然而，1871年，在开普殖民地边界之外的格里夸兰（Griqualand）的一处人迹罕至之地，探矿者在被太阳晒焦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钻石矿藏。英国立即从奥兰治自由邦手中夺取了这块领土。15年后，一名四处游荡的名叫乔治·哈里森的英国挖矿工在一座被德兰士瓦农民叫作“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的山脉上，偶然发现一块在山脊上露头的金矿石，矿石下面蕴藏着有史以来人类所发现的最丰富的金矿。淘金热把德兰士瓦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共和国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奖品。
一场巨大的斗争随之而来，英国为赢得整个南部非洲的霸权而战，而布尔人为捍卫共和国的独立而战。这是英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昂贵、最血腥、最耻辱的战争。英国主动挑起战争，本以为战争会在几个月内结束，但它却变成了一场历时两年半的无比艰难的征战，英国不得不调动50万帝国军队来完成任务。而两个布尔共和国最终被彻底摧毁。
英国人被布尔人的游击战术打了个猝不及防，为了对付游击队，英军指挥官采用焦土战术，摧毁了数千个农场，把村庄夷为平地，将牲畜屠戮殆尽。妇女儿童统统被逮捕起来，被安置到英国所谓的“集中营”里。那里的条件极其恶劣，有2．6万人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其中大多数死者不到16岁。所有的这一切催生出了仇恨和痛苦的记忆，并在阿非利卡人（Afrikaner）(3)中世代相传。
这场斗争的双方有两个典型代表：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和保罗·克鲁格（PaulKruger）。罗德斯，一个英国牧师的儿子，利用钻石和黄金获得的巨额财富推动了大英帝国的扩张，同时也为他自己获取了商业利益。他是一个无情的企业家，手握私兵。去世时，他被一位英国编辑描述为“金钱之王”王朝的创始者，“世界的真正统治者”。保罗·克鲁格是布尔人的领袖，也是一个地主，他唯一接受的教育来自《圣经》，而且他坚信地球是平的。他与英国首相和将军们对抗了将近25年。英国政客们总是低估他。英国殖民地大臣、伯明翰的螺丝制造商、1899－1902年盎格鲁布尔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把克鲁格描述为“一个愚昧、肮脏、固执，只知道中饱私囊的人”。英国漫画家们喜欢把克鲁格画成一个膀大腰圆、表情呆滞、穿着不合身的工装外套的偏执狂农民。这场战争的主谋、英国驻南部非洲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SirAlfredMilner）预言：“只要经过一场战斗，克鲁格和布尔人就会‘低头认错’。”但是，正如后来英国的帝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所言，这场战争给了英国人“无穷的教训”。
为了镇压布尔人的反抗，英国政府失去了2．2万名士兵。在此之后，英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对于两个布尔人殖民地来说，自治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907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再次实现自治，交由一些被英军打败的布尔将军掌管，这些将军们已经在五年前签署了投降条约。接下来，英国决定将其治下的四个殖民地合并为南非联盟，希望能和布尔人找到解决分歧之道，并且最终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南非国家。
在这种安排下，黑人生活得痛苦不堪。在经过与英国人和布尔人的百年战争及冲突之后，南非境内所有的非洲酋长都屈服于白人的统治，他们的大部分土地都因白人的征服和殖民而丧失。现在，在关于南非联盟成立的谈判桌上，非洲人被排除在外，宪法草案下的政治权利也被剥夺。一个非洲代表团前往伦敦进行交涉，他们认为英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并为此而抗议，但毫无结果。黑人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将持续到下一个80年。
本书涵盖了从1871年发现钻石主矿场到1910年南非现代国家建立这段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一个发生在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关于巨大的财富、原始的权力、欺骗和腐败的故事。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南部非洲，政客和记者都被塞西尔·罗德斯的金钱迷得眼花缭乱，争相为帝国和企业家献身。这就是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所说的“赢得这场伟大的争夺南非统治权的游戏”。米尔纳策划的这场战争正是为了实现英国的统治，正如他所说的，“要把不可一世的阿非利卡民族永远打入深渊，阿门”，而这带来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影响。在这场动荡之中，一种不共戴天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产生了，这种民族主义最终控制了南非，并引发了另一场巨大的斗争——这一次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斗争。
(1)即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52年占领好望角。——译者注
(2)出自阿拉伯语“卡菲勒”，原意指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后来成为南非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蔑称，与美国种族主义者使用的“黑鬼”（nigga）一词类似。——译者注
(3)即布尔人，17世纪至19世纪移居南非的荷兰人、比利时人、德国人和法国胡格诺派的后裔。他们说的语言被称为阿非利卡语，是从荷兰语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独立语言。——译者注
(4)即纳塔利亚共和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