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星城”，2011年7月18日

我获得坐在指令长位置上的特权，原因很简单：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联盟”号的模拟器里，左边和右边的座椅都是空的。中间的座椅最为舒适，或者说没有其他的那么不舒服，因为空间稍微大一点。然而，俄罗斯人用kresla来称呼它，字面意思是“沙发”，这让我觉得好笑，因为沙发这个词唤起的舒适感可是要多得多。另外，座椅也不应该舒适，而是要在着陆触地时为乘组人员提供保护。因此，它们的形状非常特别：座椅的外部是安装在减震器上的金属外壳，内部则是蓝色保护垫，形状贴合乘客背部和头部的轮廓。实际上，将它们称为座椅也并不恰当，因为在上面并不能很好地坐着，而更多是躺着。或者说是采取胎儿的姿势，膝盖向胸部蜷缩，双脚放在臀部以外一个专门的小支撑架上。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自己不太高的个子感到高兴。

按照设计，座椅要与索科尔航天服配合使用，但在训练中不会总是穿着航天服，尤其是在初级阶段。为了更舒适一点，而且距离控制面板不要太远，可以借助以最佳方式放置在座椅上的小垫子；我在进模拟器之前也拿了一个，还有一根伸缩棍。想要从中间的位置够到控制面板，这根不起眼的小棍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联盟”号飞行过程中，你要用伸缩棍按下由金属保护罩隔开的大按钮，后者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错误地从一个命令按钮滑到相邻的按钮上。当然，在我们这个大量使用触摸屏、甚至开始普及语音助手的时代，这种用伸缩棍触碰控制屏幕——就像老师面对古老的黑板——来导航的方法，令人感到有点可怜。不过我对此倒是情有独钟。必须承认，我甚至感到某种愉快的骄傲。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在滑雪道上长大的。我用高人一等的目光注视着那些来过滑雪假期的游客，他们都装备了最新式的小玩意儿，但缺乏技术；我没有那些玩意儿，却感觉自己是大山的主人。今天，我同样情愿将时尚的耳机留给其他人，而自己兴高采烈地戴上germošlem，也就是那种黑色布制头套，里面装备了音频耳机和麦克风。宇航员分为两类：一类相信那种耳机中仍然留存着尤里·加加林汗水的痕迹；另一类则更加理智，认为这一点并不确定。

刚才说过，我是坐在指令长的位置上。但能够肯定的是，我永远不会成为“联盟”号的指令长，因为那是专属于俄罗斯宇航员的位置。最近几周，我在进行随航工程师的训练，在这个开始阶段，要做的准备与指令长是一样的：大约五百小时针对各个系统的理论与实践课，每门课程结束后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

我坐在模拟器中，进行关于导航、制导和控制系统的最后几节实践课。这是很辛苦的课程，也是最有趣的课程之一，因为它帮我弄明白“联盟”号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传感器、发动机、软件，以及从控制中心传输来的数据，将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又是如何安全地把他们带回地球。因为，请注意，“联盟”号是在独立飞行，不需要驾驶员。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只管想一想它的姊妹货运飞船“进步”号，后者能够在没有乘组人员的情况下为国际空间站输送物资。我现在学习的所有操作都是为了两个目的：不断检查是否一切都在自动模式下运行良好，以及知道如何在运转不正常时进行手动操作。乘组人员的存在为系统增加了冗余，因为要引入手动操作的可能，而这种冗余尤其重要，因为乘组人员会证明自己比补给物资更有价值。

学会及时有效地应对故障和紧急情况是高级训练的科目。假如有一天，我能够像希望的那样成为随航工程师，才有机会进行高级训练。目前，我要学会理解“联盟”号的语言。它始终在与我对话，每时每刻向我讲述模拟飞行以及各个系统实时状况的无数细节，温度、浓度、速度、角度、压力……数十个重要参数向我展示飞行器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在进行的操作的运行情况。我只需学会阅读这些参数。当然，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联盟”号的人机界面不太直观。屏幕上显示的主要是一串串的字母和数字。仅仅在几周前，这些字母和数字对我来说还没有任何意义。然而现在，它们向我讲述着一种准确而且可以理解的语言。比如现在，它们就用水晶般清晰的语言，告诉我“联盟”号正一边自转一边利用红外传感器寻找地平线。一旦找到地平线，它将继续旋转，以便“腹部”能够定位，从那里探出潜望镜——沿着当地垂线的方向，这条线连接我们在轨道上的位置与地心。如果你们位于地球表面，而且刚好身处那条线上，就会看到我们从你们的头顶飞过。

随着“联盟”号的转动，我看到地球缓缓进入潜望镜的视野，就好像当你们慢慢转动望远镜扫视夜空时，一颗行星出现在你们眼前。与此同时，我认真地注视着红外传感器的角度，就像教练员教的那样。第一个传感器出现了故障，而且我怀疑教练员会关闭后备传感器。不出我所料，教练员采取了狡猾的方式，没有触发警报。现在我需要握住手动控制装置，完成定向。

“联盟”号的手动控制装置非常小：两个杏子大小的旋钮位于中央观察器的两侧，安装在可伸缩的导轨上。左侧旋钮控制移动，在手动对接空间站的时候非常有用。我现在需要的是右侧旋钮，它的功能是控制旋转。从蜷缩着休息的位置看，那个按钮几乎就在我脚的高度，我把它拉向自己身边，固定在可以轻松控制的距离内，同时继续“舒适地”躺在座椅上。

事实上，我的任务相当容易。我只需要偏转控制旋钮，直到地平圈完全位于观察器的中心。这就标志着如我所愿，潜望镜沿着当地垂线方向探向地球。然而，此时地球表面是从右向左在观察器中经过。比方说，如果我们是一辆汽车，就是在沿着道路侧向行驶。因此，我逆时针旋转手动控制装置，就好像它是一个旋钮手柄，直到潜望镜视野中交替出现的大陆和海洋从上向下在观察器中经过。我们走上了正轨。我很高兴听到教练员说，剩余的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必须训练眼睛，使它们非常精确，因为微小的错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太空飞行中，当发动机运转时飞行器驶向正确的方向，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你会进入意想不到的轨道，或者在返回地球的时候降落在错误的大陆。在“联盟”号模拟器上进行的大部分训练可以归纳为：在任何情况下，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向，启动发动机。

剩下的是完成基本任务，达成使命，但与活着回到地球相比没有那么紧要——对于乘组人员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这些任务中的一项是让“联盟”号的太阳能电池板朝向太阳。我重新开始练习操纵手动控制装置，这一次是通过潜望镜寻找我们的恒星。瞧，太阳出现在观察器当中，后者覆盖着保护性过滤器。然后，我设置了一系列旋转，注视着太阳能电池板不断上升的电压值：超过三十伏，任务就完成了。现在只需要确保“联盟”号开始自转，以便它在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行时，太阳能电池板始终朝向太阳，无需主动控制姿态。

这种方法简单有效，被称作“陀螺稳定”，对卫星、火箭、导弹和其他发射物通用。尽管如此，当有乘组人员搭乘飞船时，还是会造成一些不便：很容易想象，对于宇航员的前庭系统来说，连续旋转有多么不友好。另外，刚刚进入轨道，宇航员通常会在这个阶段饱受太空反应之苦。他们向我解释说，睡觉时最好的做法是在固定睡袋的时候，尽量使头靠近旋转的中心，借此保持不动，这样可以减轻恶心的症状。

当然，在这个模拟器当中，除了确保空气流通的换气扇以外，没有什么是真的在转动。今天到这里就可以了，教练员很满意，宣布提前下课。我活动了一下大腿。在下一节课开始之前，我还有时间去找教练员以及另外两个负责模拟器的工作人员一起吃点饼干，喝杯咖啡。

严格来说是速溶咖啡。在俄罗斯宇航员训练中心，大家不去吧台喝咖啡，因为没有吧台。他们也不用咖啡机，因为唯一可供使用的咖啡机放在俄罗斯宇航员的专属会议室，而那里大部分时候空无一人。这里通常的做法是，在每个办公室或工作场所都有一个开水壶和一盒可溶性粉末，俄罗斯特有的热情好客使我经常受到邀请，在热气腾腾的杯子边上聊天。我很高兴喝这种咖啡，我既不思念意式浓缩也不思念美式滴滤。要知道，习惯与爱好是可以灵活变化的，而且与环境有关。另外，在国际空间站，我要喝几个月的速溶咖啡。时至今日，一想起在午饭后用饮水机将袋子装满水的那个仪式性动作——然后拿着它进入下午的第一项工作，一边喝咖啡，一边阅读程序——我就会立即被带回空间站上的日常生活。我甚至在太空中喝了几杯意式浓缩，这在当时看来似乎非常不可思议。

那个夏天，我的日常生活包括上课、自习，还有在树林里跑步。有时，新面孔的到来暂时打断这种节奏。他们来参加对第26/27次远征队伍的传统欢迎仪式，这是最近从太空归来的乘组。在哈萨克斯坦着陆之后，保罗·内斯波利和卡迪·科尔曼在几周之前登上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飞机，直接回到休斯敦，而指令长德米特里·康德拉季耶夫回了莫斯科。现在，他们三个人都来到这里，接受“星城”的问候。我抽出时间观看了庆祝活动的开始，在尤里·加加林雕像旁聚集了训练中心的一小群工作人员以及当地居民，其中包括很多小学生。当我从太空归来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个同样的仪式。卡迪、保罗和德米特里将鲜花放在雕像脚下，然后跟随乐队沿着宽阔的大道短暂游行。这条道路通往城市剧院，他们将在那里聆听数小时温暖的话语，收到礼物和数量惊人的鲜花。

我非常高兴再次见到卡迪，她是化学博士，执行过两次航天任务，因为热爱长笛，还成为第一次太空地面二重奏的表演者。在我认识的所有宇航员当中，卡迪是最合群的一个，能够轻易建立友谊，慷慨和细致地为他人提供建议和帮助，对女性尤其如此。除了立刻向我表示友好以外，当她听说九月底我要去约翰逊航天中心，便邀请我到她休斯敦的家中居住。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行程模板——上面概括展示着十几个相互交织、不断移动的生命——已经为后备宇航员额外增加了一行。这一行格子并非通向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一个发射日期，但同样令人感到愉快。

在那幅由彩色小方块组成的镶嵌画里，在CT这个缩写背后，终于也包含了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