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成功者”定义

1

他是一位蛮有名气的诗人，我在刚刚进入主持行当时，全国的朗诵艺术家们就喜欢在不同的场合朗诵他的作品。他的文字雄浑而有力量，磅礴而张扬，每次听到有人朗诵，浑身瞬间起了小米粒。

有一年年底，我和诗人被同时邀请参加一场在青岛的跨年朗诵会，我是主持人，他是嘉宾。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样子，很魁梧，声如洪钟，在他对面能够感受到很强大的气场，但是没有压迫感，这很难得。

跨年朗诵活动非常成功，我和诗人又参加了主办方举行的庆功宴。

席间，主办方拿出了茅台酒，诗人抢了过来放在桌下，坚决要求换便宜一些的酒，并强调：“我对酒不挑，只要是粮食酿的酒就好，我就喜欢喝，太贵的酒招待更讲究的客人吧。”

诗人的酒量并不算很大，几杯白酒下肚，醉意非常明显了。

有人起哄让他在酒桌上朗诵诗歌，他没推辞，跟我们所熟悉的播音员和朗诵家的朗诵腔完全不同，透露着一种原生态的生命力。

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一小段视频。

视频里，他的光头在闪闪发光，朗诵完，他用餐桌上的小毛巾用力抹了两下脑袋，又将杯中余下的酒干掉了。

主办方派车送我和诗人回酒店，他闭着眼睛：“小新，我看了几篇你的文章，写得……写得很有生活……”

接下来，他就讲到了自己的两次婚姻：

第一段婚姻里，他有一个儿子，被诊断为孤独症，也许是因为着实找不到家庭里的希望，他选择了离婚，但一直在支付儿子的抚养费。

第二段婚姻里，没想到自己会遇到一个那么强势的女性，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不怎么被待见的宠物，对方高兴的时候宠一下，财政大权归她管，工资以及其他任何收入，统统强制性上缴。

诗人多有不甘，却只能承受，他不想自己的婚姻再次“失败”——“她不跟你讲道理的，你说我难不难受？很多人说，老师说说您的成功之路，小新，我心里说，我成功个屁……”

说完这段话，诗人就瘫睡在车里了。

2

“我的故事，有什么写的？”阿花的神态有点害羞，又有点小期待。

阿花和他老婆都是听我节目多达十几年的听众，因节目而相识，之后结婚生女，去年，阿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

我对阿花最大的印象就是爱张罗，不怕累，我的新书分享会，他忙前忙后，似乎永远不知疲惫。

阿花有过三个父亲，一个亲生父亲，两个继父。

虽然一直将亲生父亲的照片存在手机里，但是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生病后的痛苦和三包方便面。

阿花三四岁那年，他的父亲跟着村子里的人外出南宁打工，母亲帮父亲买了方便面以便在路上吃，不知是五包还是七包。那个年代，方便面是个稀罕物，阿花看着馋，却也不敢声张。父亲走后的第三天，他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父亲帮他藏起来的三包方便面。

五岁那年，父亲的身上长了瘤子，疼得在床上打滚，盆里接出来的尿都是深黄色的。父亲四处看病，始终不见好转，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高考结束，村里的小伙伴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上了职专，只有阿花跟着大人们去了河南修隧道。

他早就清楚自己的家庭条件，怕给母亲添麻烦，高三寒假后就没有再去上学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母亲给他找了第一个继父王叔。王叔干的是开车拉货的活儿，有一天回家路上，遇到邻村放羊的，为了躲对方的羊，直接把车开到了河里。

就这样，王叔的一条命没了。

王叔去世后没几天，就赶上了秋收玉米，家里只剩下了母亲、15岁的阿花和才3岁的妹妹。那时候，秋收还是全靠人工，10亩地的玉米大约9000斤，全晒在自家屋顶上，房顶就有4米多高。

阿花站在一米半高的拖拉机车斗里，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扔到屋顶上。他的手很快就磨破了皮，被磨掉下来的手皮还有一角连着，阿花抿着嘴唇撕了下来，渗出了血。

母亲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忙去了，就在母亲转身的那一刻，阿花看到了她脸上的泪水。

自阿花记事以来，就没见过母亲掉眼泪，阿花印象里的母亲遇事不慌，一切都安排得稳稳当当，也非常坚强。

几年后，阿花第二次看见母亲流眼泪。

母亲打算再找个老伴，担心阿花不同意，阿花也知道身边有一些熟悉的亲戚也在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一家人。因为家里缺少一个可以打拼的男人，一个可以让别人闭闲嘴的男人，母亲扛下了所有的苦和难。

没多久，阿花的第二个继父吴叔来了。

那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男人，话不多，却很能吃苦，阿花发现母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听阿花讲述这些往事，我只能跟着叹气，他却始终洋溢着笑。

在这个很多人都说崩溃的时代里，阿花说自己从来没有崩溃过，也没有遇见多糟糕的事情，虽然有时磕磕碰碰，但总体感觉很平稳。

“新哥，我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还挺好，母亲和继父都健在，我也娶妻生女，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现在又安家落户了，不就挺成功了吗？”

3

爽朗姐是我的一个同事，因为项目合作而相识。最初对她的印象是诚恳，说话时含情脉脉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笑声爽朗极了。

一次聚会，爽朗姐讲到了自己是如何进入传媒这个领域的。

因为对媒体的憧憬，报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选择了新闻方向，家庭条件很差，爽朗姐申请了助学贷款，又由于足够勤奋努力，每年的奖学金都被她收入囊中。

可临近毕业，爽朗姐还是有些心慌。她心想，如果能够回到老家县城的媒体工作，那就太好了，既跟自己的理想契合，又能照顾家里的老人。

大三暑假的一个上午，她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去了县城里最大的一家报纸所在的大楼，敲开了总编辑的办公室房门。

“谁介绍你来的呀？”在当时的她看来，总编辑是一个威严中带着一丝慈祥的阿姨，但还是威严居多。

“没有人介绍，我自己来的，老师。”爽朗姐怯怯地回答。

“太可惜了，同学，我们报纸目前没有招收新实习生的计划。”

“给我个机会吧，老师，我什么活儿都能干。”爽朗姐的目光里显然有躲闪，她知道此刻的自己是在求人。

“我们的实习生名额真的满了，同学。”

“老师，我不会说漂亮话，但我真的什么活儿都能干，能吃苦。”

总编辑没有回答好，也没有回答不好，而是自顾自忙了起来。

爽朗姐就一直坐在总编辑办公室的沙发上，看着不同的人来找总编辑谈合作、签报销单、讨论采访对象等，有些不自在，却又不想抬脚走人。

为了理想，总得拼一次。

一直到了中午十二点半，总编辑才放下手头的活儿，如同缓过了神儿，转过头来问她：“呀，你怎么还在？”

爽朗姐抬起头，说：“老师，我是真的很希望您能给我提供个机会。”

总编辑看着她真诚的眼神，浅浅地笑了，直接问：“能在这里待多久？”

“待一个月吧，下个月我得回家烤烟。”

总编辑又笑了；“考研好，想好考哪个学校了吗？”

爽朗姐纠正总编辑；“老师，我是回家帮父母烤烟，赚学费，不是考研。”

“哦。”总编辑点点头。

一分钟后，爽朗姐被总编辑安排给了一位资深的记者。

第二天，爽朗姐的名字就出现在了报纸上，名字前面还有四个字“实习记者”。

一周后，爽朗姐就因为能吃苦，成了资深记者们最喜欢的实习生，没有之一。

一个月后，爽朗姐成了报社里唯一一个在实习期拿到奖金的记者，没有之一。

爽朗姐实习的一个月时间里，发表了38篇稿子，趴在墙上拍照，蹚在水里采访，趴在电脑上修片，一路小跑赶现场。

毕业后，爽朗姐因为出色的表现，入职一家省级媒体，几年后，她成了一个非常卓越的媒体人。

爽朗姐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十几年前的老报纸的一角，没有人注意到，那张报纸的小豆腐块的左上角标着“实习记者某某”。

那是她最早发表的新闻稿，正是这小小的豆腐块，让她觉得自己有可能踏上属于“成功”的那一条路。

4

传统的中国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时，采用的多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学习成绩，进入社会后看名利。可慢慢地，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一元化评价体系的缺陷。我们身边就充斥着太多有名有利却内心极度不舒适的人，以及物质生活缺乏却也拥有快乐的人。

就像今天故事里写到的，谁是成功者，谁又是失败者？

能够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固然是一种成功，但有勇气不断超越自己的人，也同样可以被贴上成功的标签，尽管在他人看起来，他依然不够优越。

有学者将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制定了这样的标准：

有价值感和目标；

能修补世界，有同情心、爱心和善良；

努力，坚韧；

心系他人，珍惜与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关系；

坚毅性（grit）；

具有创造力和创新力；

有社会智能(social intel l igence)和情商来促进领导力和协作；

能听取建设性的批评，有终生好学的精神；

韧性（resilience)。

虽然这本书里也经常会用到“成功”这个词，但我本身是排斥使用“成功者”的，“成功者”只能是别人贴到你身上的标签，而不应该成为你的自定义。

假设非要用“成功者”，也要慎重。

如何定义“成功者”，我认同朋友宁远的说法：有朋友，但不要太多。有一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钱没有多到变成负担。有欲望，但能力比欲望多一点点。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过一种忠实于内心的生活。另一半时间在为了能更多地过前一种生活而努力。关心世界，也关心花草。有一套来自自我内部的评价系统，有热爱的事业，有爱人的能力。然后，成为爱。最后，即使上面所说的都没有，也还有从头开始的勇气。

是的，不管何时，都不要丢掉从头开始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