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在讨论焦虑和敌意之间的区别时，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从本质上来说，焦虑是一种涉及主观因素的恐惧，那这种主观因素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从描述一个人在焦虑情绪下的经历开始。他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无法摆脱的危险感，对这种危险感，他自己却是无能为力的。无论焦虑的表现形式怎样，不论是对担心患上癌症的疑病症性恐惧，对雷雨的焦虑、恐高，或是任何其他类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极其强大的危险感和对这种危险感的无力抵抗，都会始终存在。有时，让他感觉到无能为力的危险力量源自外界——暴风雨、癌症、事故，诸如此类；有时，他会觉得这种对自身产生威胁的危险感源自难以抑制的内在冲动——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从高处跳下去，或是忍不住用刀子伤害别人；有时候这种危险感模糊且无形，就如同焦虑发作时的感受一样。

然而，这些感觉本身并不是焦虑所独有的特征。在任何涉及事实性的巨大危险和面对这种危险的实际无助感的情况中，也完全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可以想象，身处地震中或是一个遭受残忍折磨的不到两岁婴儿的主观经验，同一个由于雷雨而产生焦虑的人的主观经验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恐惧的情形中，危险是实际存在的，对危险的无助感也是现实情境所决定的；而在焦虑情境中，危险是由内部心理因素所激发或放大的，而无助感也是由自身态度所决定的。

因此，焦虑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就被还原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探究：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导致了这种紧迫且强大的危险感，以及对这种危险的无力态度？无论如何，心理学家都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体内的化学环境也可以产生感觉，产生伴随焦虑而出现的身体反应，这就如同体内化学环境可以导致兴奋或睡眠这个事实一样，事实上它们并不是心理学问题。

像解决其他问题一样，在处理焦虑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为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通过自己的重要发现做到了这一点，即焦虑所包含的主观因素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言之，焦虑预期的危险以及对这种危险的无助感，都是由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引起的。在本章最后部分，我将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深入讨论，并指出我所得出的结论与他有何不同。

原则上，任何冲动都具有引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对这种冲动的发现或执着意味着对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利益或需求的侵犯，只要这种冲动是非常必要或充满热情的，情况就会如此。在那些有明确且严厉的性禁忌时代，好比维多利亚时代，屈从于性冲动，常常意味着招来实际危险。例如，一位未婚少女，如果屈从于性冲动，就必须要面对遭受良心谴责和社会耻辱的现实危险；屈从于手淫欲望的人，则必须面对被阉割或者致命的身体伤害，再或者精神疾病的警告等实际危险。今天，这些原则对某些反常的性冲动依旧适用，例如，暴露癖、恋童癖。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正常”的性冲动而言，我们的态度变得非常宽容，可以在内心承认性冲动的存在，并在现实中使之得以实践，而不会面临太多的严重危险。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实际理由。

就我的经验而言，与性相关的文化态度的转变可能导致这样的事实：类似于这样的性冲动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能成为潜藏于焦虑背后的动力因素。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毋庸置疑，从表面来看，性欲望似乎与焦虑相关。神经症患者身上经常能够发现与性关系有关的焦虑，或者在这方面，由于焦虑而发生抑制。然而，更详细的分析表明，焦虑的基础并不在于这种性冲动，而在于与性冲动相伴随的敌意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或者羞辱对方的冲动。

事实上，正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敌意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性焦虑由以产生的主要来源。恐怕这个新的说法，听起来像是从某些正确案例中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概括。这些案例，尽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敌意与它所产生的焦虑之间的直接关系，但这不是我做出上述陈述的唯一依据。众所周知，如果敌意冲动的诉求是挫败自我的目标，那么强烈的敌意冲突就是导致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这有一个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类问题的例子：F先生与玛丽小姐一起在山中徒步旅行，F先生对玛丽小姐倾心已久，但是，由于他莫名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当他们一起在陡峭的山路上行走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严重的焦虑，并伴有呼吸困难和心跳加速，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把玛丽推下山崖的冲动。此种焦虑的结构与源自性欲的焦虑结构是完全相同的：一种强迫性冲动，如果屈服了，对自己而言就是一场灾难。

然而，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敌意和神经症性焦虑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明显。因此，为了进一步阐明我所说的，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中，敌意是促使焦虑产生的主要心理因素，就有必要详细研究压抑敌意后所导致的心理结果。

压抑敌意，意味着“假装”所有事情都是正确的，因此，该战斗的时候，或者至少是我们想要战斗的时候，却避免进入战斗。因此，这种压制所造成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无防御感的产生，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进一步对已有的无防御感进行了强化。当一个人的利益受到实际侵害时，如果压抑敌意，那么其他人就会有机可乘。

化学家C的经历，就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此类现象。由于工作过度，C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他颇有天赋且雄心勃勃，但他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些。由于一些我们搁置不论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的抱负，因此一直看起来很谦和。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品公司的实验室时，另一年龄比他大、职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将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并表现得对他非常友好。由于一些个人因素，例如依赖于他人的关爱，早已存在的对他人进行批判性观察的胆怯，C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雄心壮志，因此也意识不到其他人的野心，C非常乐意接受这种友善，却没有注意到，G实际上除了自己的事业外，对其他事都毫不关心。让他隐约感到震惊的是，有一次，G报告了一个可能形成一项发明的想法，而这个观点实际是C的，在此之前，C在一次友好的交谈中透露给了G。有那么一瞬间，C对G产生了怀疑，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野心事实上激发了内心强烈的敌意，所以他很快便压制了这种敌意，不仅如此，他还将由此产生的怀疑和批评也一并压抑了下去，于是，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当G不支持他再继续进行某项工作时，他只是从表面价值层面来接受这一建议。当G完成了那项本该由C完成的发明时，C只是感到G的天赋和才智远在自己之上，他为自己拥有如此令人钦佩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高兴。由于他压制了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无法注意到，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G是他的敌人而不是朋友。由于他紧握这种被人喜欢的幻觉不放，C便放弃了为自己利益而斗争的准备。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重大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也就不能为此而战，从而让别人利用了自己的弱点。

借由压抑得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将敌意置于意识控制之下来进行克服。但是，对个体来说，是控制敌意还是压抑敌意并不是可选择的，因为压抑是一个类似反射性的过程。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个体意识到自己处于无法忍受的敌意之中，压抑就会发生。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通过意识控制来克服敌意了。意识到敌意让人难以忍受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个人可能在憎恨某个人的同时又爱或需要此人；又或者在于，个体可能不愿意正视产生敌意的原因是嫉妒或者占有欲等；还可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内心对他人的敌意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压抑是能消除疑虑使人心安最简洁快速的方式。通过压抑，这种令人感到害怕的敌意就会从意识层面消失，或是被阻拦在意识的大门之外。我换个表达方式再来重复这句话，尽管非常简单，但确实是精神分析中极少为人所了解的论断之一：如果敌意受到了压抑，个体就丝毫想不到自己内心怀有敌意。

但是，这种消除疑虑最快速的方式，从长远来看，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方式。通过压抑过程，敌意（或者为了说明其动力特征，我们在这里最好使用愤怒这个词）被驱逐出了意识，但它并没有消失。它从个体的人格背景中分离出来，并因此脱离了控制。作为一种爆发性和爆炸性的情感，在个体内心翻滚，并倾向于寻求释放。被压抑的情感其爆发性更强，因为它与人格相分离，从而使自身具有了更强大且令人惊奇的维度。

一旦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敌意，敌意的扩张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第一个方面，在特定环境中考虑周围的环境因素，将使个体明白对自己的敌人或所谓的敌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第二个方面，如果一个人愤怒的对象，是个体在其他方面所敬仰、喜欢或者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愤怒或早或晚会整合到他的整体情感之中。最后一个方面，个体一旦形成了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的感知，不论其人格如何，都会限制其敌意冲动。

如果愤怒被压抑，那么通向这些限制可能性的渠道就被切断了，结果是，敌意冲动会从内外两方面来突破这些限制，哪怕只在想象中进行。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化学家，如果能按照其冲动行事，他就会告诉其他人G是如何滥用他的友谊，或者向上级透露G剽窃了他的想法，又或者阻止G继续进行相关研究。由于他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使这种情绪被分化或者扩散掉了，可能会在梦境中呈现出来。在他的梦中，他可能以某种象征性的形式成了杀人犯，或者变成了令人敬佩的天才，而其他人则威信扫地。

通过分化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因外部因素而得到强化。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高级雇员因为上司没跟他进行讨论就做出安排，而对上司产生了愤怒，如果他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不再对安排提出异议，那么上级必然会继续骑在他的头上，因此，雇员就会不断地产生新的愤怒情绪。[11]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个体会将那种无法控制的高度爆发性的情感记录在内心。在讨论这个后果之前，我们必须考虑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根据定义，压抑一种情感或冲动的后果是，个体再也不会意识到其存在，因此，在他的意识层面，他并不知道自己怀有任何针对他人的敌意。那么，我怎么能说他在内心“记录”了那些被压抑的情感是存在的呢？答案基于以下事实，即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必择其一的取舍，但正如沙利文在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不同的意识水平。被压抑的冲动不仅还能发挥作用（这是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在意识的较深水平上，个体还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将其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说法就是，本质上来说，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好，就像我们观察别人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好一样。例如，我们对别人形成第一印象往往很正确，但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不去注意我们在这方面的观察。为了避免重复解释，当我谈及，我们实际知道内心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将使用“记录”这个词。

通常，只要敌意及其对其他利益的潜在威胁足够大，压抑敌意的后果本身就足以产生焦虑，模糊的焦虑状态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建立。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一过程并不会停滞不前，因为个体迫切地想要摆脱这种从内部威胁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危险情感。第二种类似于反射的过程就产生了，个体将其敌意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第一种“伪装”就是压抑，需要第二种“伪装”来补充：“假装”这种毁灭性的冲动不是来自他自身而是来自外界事物。从逻辑上来讲，他自身的敌意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正是这些敌意冲动所指向的人。结果是，这个人当下就拥有了投射者心中可怕的部分。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人被赋予了投射者本人受到压抑的敌意冲动所具有的残忍性质，部分原因在于，在任何危险中，这种效能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实际情形还取决于他们对实际情形所持的态度。一个人越是缺乏防御能力，危险看起来就越大。[12]

作为一种附带功能，投射也满足了自我辩护的需求。并不是个体本身想要欺骗、偷盗、剥削、羞辱他人，而是其他人希望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一个意识不到自己有毁灭丈夫这一冲动倾向的妻子，在主观上相信自己非常爱自己的丈夫，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很可能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想要伤害她的野兽。

投射过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另一个为达到相同目的的过程所支持：对报复的恐惧可能会控制被抑制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想要伤害、欺骗其他人的人也害怕其他人对自己做相同的事情。这种对报复的恐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普遍特性，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罪恶与惩罚的原始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体的报复行为预设了一种动机，对这些我不给出答案。毋庸置疑，这种报复恐惧在神经症患者的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压抑敌意所产生的过程，导致了焦虑的情绪。事实上，压抑产生的状态，正是焦虑的典型状态：感到源自外界强大危险而出现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

尽管，从原则上讲，焦虑产生的步骤非常简单，但在实际中，要理解焦虑产生的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其中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被压抑的敌意冲动常常不是投射到个体实际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其他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个案例中，小汉斯并未对他的父母产生焦虑，而是对白马产生了焦虑。再者，我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病人，她压抑了自己对丈夫的敌意，她突然对游泳池中的爬行动物产生了焦虑。似乎任何东西，从细菌到暴风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这种将焦虑从相关个体身上分离出来的倾向，原因非常明显。如果焦虑情绪确实指向父母、丈夫、朋友或者类似亲密关系中的人，那么拥有这种敌意就会使人感到与尊重权威、忠于爱情、欣赏朋友的现存关系不相符。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完全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个体就否认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敌意，通过将其敌意投射到暴风雨上，他也就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的敌意，许多对幸福婚姻的幻想都是基于类似的鸵鸟心态。

说敌意的压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次压抑发生时，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焦虑。焦虑可能会通过我们已经讨论过或将要讨论的保护机制中的一种立即转移，处于这种情况之中的个体，可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例如，提高自己对睡眠或者饮酒的需求。

在压抑敌意的过程中，会产生出许多不同形式的焦虑。为了更好地理解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结果，我将以下述形式呈现不同的可能性。

A.感到危险是源自个体内在冲动。

B.感到危险源自外界。

从压抑敌意的后果看，A组似乎是压抑的直接结果，而B组以投射为前提，A组和B组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亚组。

（1）感到危险是指向自己的。

（2）感到危险是指向他人的。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焦虑类型：

A（1）感到危险来源于自身冲动，并指向自己。在这个类型中，敌意会继而转向针对自己，这个过程我们后面将会讨论。

例子：因控制不住自己想要从高处跳下而感到恐惧。

A（2）感到危险来源于自身冲动，但却指向他人。

例子：因控制不住想要用刀伤人而感到恐惧。

B（1）感到危险来源于外界，并指向自己。

例子：对暴风雨的恐惧。

B（2）感到危险来源于外部，并指向他人。在这个类型中，敌意被投射到外部世界，而最初的敌意对象仍然存在。

例子：过度担忧的母亲，对一些会威胁其子女的危险感到焦虑。

不用说，这一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提供一种快速的定向上，它或许是有用的，但它不能解释所有的可能例外的情况。例如，不能做出以下推断，有A型焦虑的人不会投射出他们被压抑的敌意，只能据此推断，在这种特定形式的焦虑中，投射并不存在。

敌意可以产生焦虑，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此，这个过程还可以对周围其他方式起作用：基于受到威胁的感受，焦虑可以轻易地反过来以防御的形式产生一种反应性敌意。在这点上，它与恐惧没有任何不同之处，恐惧也同样会引发攻击性。如果反应性敌意被压抑，会产生焦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焦虑和敌意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以下效应，其中一个总会激发和加强另一个，这就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大量无情的敌意。[13]这种交互影响，也是为什么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在没有明显的外部不良条件时，病情也会日益严重的一个基本原因。敌意或焦虑到底哪个是主要因素，这一点无关紧要，对神经症的动力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白焦虑和敌意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体而言，我提出的焦虑概念，本质上来说是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得出的，它要通过无意识力量、压抑过程、投射等诸如此类的动力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要想讨论得更为详细，就会发现，它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在好几个方面都有所不同。

弗洛伊德曾相继提出了两种关于焦虑的观点。简单来说，第一种观点是，焦虑是抑制冲动的结果。这里只涉及性冲动，因而是一种纯粹生理学的解释，因为它基于以下信念，即如果性能量受阻得不到释放，就会在体内产生生理紧张，这种紧张会进一步转化为焦虑。根据他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者他所说的神经症焦虑）源于对这样一些冲动的恐惧，这些冲动的发现或者追求会引来外部危险。第二种解释是心理学的，不仅涉及性冲动还涉及了攻击性。在这一对焦虑的解释中，弗洛伊德并没有关注到冲动的压抑或者不压抑，而只关注对这些冲动的恐惧，因为对这些冲动的追求会带来外来的危险。

我所提出的焦虑的定义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必须将弗洛伊德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才能认识焦虑的全貌。因此，我让其第一个观点摆脱了其纯粹的生理基础，将它与第二个概念结合起来。总体而言，焦虑并不是主要是源于对冲动的恐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未能很好地使用焦虑的第一种观点的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观察基础上的）在于，他只给出了一个生理学的解释，而不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问题：如果一个人压抑了一种冲动，那他的心理会发生什么后果？

我与弗洛伊德分歧的第二点在于，在理论层面不那么重要，但在实践层面却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我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每种冲动都会产生焦虑，只要其表达会招来外部危险。性冲动当然就是这一类冲动，只有在严厉的个体和社会禁忌下，它才会成为危险冲动。[14]从这个方面来看，性冲动引发焦虑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存文化对性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是焦虑的一个特殊来源，但是，我相信敌意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压抑的敌意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殊来源。我用简单实用的语言来表述一下我在本章中提出的概念：无论何时，我发现焦虑或者焦虑的迹象，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敏感点受到了伤害并由此引发了敌意？又是什么使得压抑成为必要？我的经验是，沿着这些方向进行探索，通常能获得一种对焦虑令人满意的理解。

我的发现与弗洛伊德的第三点区别在于，弗洛伊德假设焦虑仅产生于童年，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随后是阉割恐惧，而后产生的焦虑都是以童年时期的幼稚行为反应为基础的。“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称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他们对危险的态度仍然停留于婴幼儿时期，尚未成熟到脱离已经过时的焦虑状态。”

让我们分别对解释中包含的元素进行思考。弗洛伊德宣称，在童年时期，我们特别容易产生焦虑反应。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它有充分且易于理解的理由，因为对于不利影响，儿童相对而言较为无助。事实上，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总会发现，焦虑始于童年早期，或者至少是我所说的基本焦虑，就始于这一时期。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认为，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仍与最初引发焦虑的条件有关。这意味着，例如，一个成年男子也会像小男孩那样因阉割恐惧而苦恼，尽管形式有所不同。毫无疑问，的确存在一些罕见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一种婴儿期的焦虑反应会伴随适当的刺激，以不加改变的方式，再次出现在后来的生活中。[15]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发现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是重演而是发展。在有些病例中，精神分析让我们对神经症如何形成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发现，从早期焦虑到成年怪癖之间，有一条没有间断的反应链。因此，与其他因素一起，后期的焦虑包含儿童期存在的特殊冲突。但是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婴儿期的反应。如果将焦虑看作是一种婴儿期的反应，会让两种不同的事物产生混淆，即将婴儿期产生的每种态度都错误地看成一种幼稚态度。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将焦虑称为一种婴儿期的反应，那么至少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认为，应将其称为儿童身上早熟的成人态度。